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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一所大学的精神遗产

201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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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身处边陲却又引领思想的文化中心,它不仅服务社会,更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虽然只有短短九年,但它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辉煌。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也正是值得今天珍惜的,一如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言:“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战火纷飞中的远征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两个月,南京随即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已属辗转。但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当时学校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可谓人才济济。

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为之后中华民族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师的坚守

时值战乱,在昆明草草组建的西南联大,在取得上述辉煌成就的背后,当时师生们的生活困境却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食宿简陋尚可忍受的话,那么当时最令人崩溃的事情就要算日军频繁的空袭了。自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昆明的轰炸,其后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逼真描摹出身边人在空袭警报中惶惶度日的惨状:“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就是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中国营造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们,开始了对昆明、四川西康、苍山洱海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考察和发掘,并取得考古史上辉煌的成就。同时,利用现有成果在甲骨文研究、安阳殷墟铜器研究、校点《明实录》等方面,也获得累累硕果。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在继续着,中国文化在文化人不懈的坚守中延展着,传播着……

当时,在西南联大条件简陋的教室里,工作着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昆明,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化的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

圈子里的风物往事

如果找到老昆明人或者熟悉西南联大历史的昆明人,他们大多能对昆明的风物说出一段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往事……

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昆明城之灵秀,文林街这条如今同样充满文化气息的街道,在西南联大那个年代依然与不少文化名人有着不解之缘。当时文林街是云南大学侧门旁的狭窄街巷,当年这里茶馆遍布,里面坐着朱自清、吴宓、冯友兰、金岳霖、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学者。如今,文林街两旁是服饰店、火锅店、咖啡厅等,里面时常坐着各国留学生,与中国年轻人切磋英语口语和中国文化。

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文林街老照片,感觉是笼在树荫里的民居和小洋房,若是能够保存下来,能在沈从文、老舍先生坐过的茶馆里喝茶,实在是难得的体验。

汪曾祺曾留下一段关于文林街的记忆: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金鸡巷,巷里小院中有一座小楼。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谈到兴浓处,他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一只跳蚤,甚为得意。

西南联大虽然对昆明影响极大,但物质上的存留和纪念比较欠缺,也极少有人花精力对这段重要的文化历史进行保护。

最值得研究的“民主堡垒”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不仅大师云集,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蔚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而且是当时“倒孔(祥熙)”运动和“一二·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策源地,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

为什么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反而能做出如此突出的贡献呢?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为此多次到我国大陆和台湾访问。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研究西南联大的专家谢泳教授总结了几点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一、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学管理者尊重教育、追求学术独立的基础;二、大学保持独立,西南联大的教授对行政当局的指令敢于抵制,敢于拒绝;三、做到了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四、校长的合作精神。如果没有三校校长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西南联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西方现代大学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晶,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爱国、民主、科学的主流意识,又承接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光荣历史传统,更突出了抗战烽火中联大自身的精神特质,堪称大学精神之典范。在这所草创的新大学里,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深入人心。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所有学子的共同认识和信念。

编辑:M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