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上学，我先后住过二十九斋(今称29楼)和朗润园十三公寓(今称13楼)。这两个地方都很有特色，令人难忘。
二十九斋
29斋位于北大学生宿舍区的北端，座北朝南。东西两侧，分别为28斋和31斋，正对面为30斋。这四幢楼，衡宇相望，排列得体，安置有序，中间自然形成了一个一方型的院落，很有点北京四合院的味道。这种布局，在北大学生宿舍区中，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处自成一体的、最为规整的设计。它既不同于27斋以前各楼的“大屋顶”或坡顶式建筑风格；同时也有别于32斋以后各楼的“见缝插针”的格局。
29斋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北大人气最旺的所在之一。在与28斋和3 l斋相望的两座楼之间，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承载着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流。而楼的北面，则与举世闻名的燕南园相邻。其中，有一段并不宽阔的东联三角地，西接学生食堂的短短道路，却一日三餐，准时地上演数千人奔食堂、上教室、去图书馆的与时间赛跑的壮观场景。特别是午餐时刻，各系学子从课堂出来，步履匆匆，犹如急风骤雨，万马千军，杂沓而至，真有一种天风逼人的气势。大约半小时之后，一切归于宁静，往来的人在这条路上，慢步徐行，轻声谈吐，又好像怕影响到居住在燕南园里的大师们的工作和休息。
29斋是典型的筒子楼，灰色墙体，砖木结构，共有四层，每层各有三十个左右的房间，另有公用的卫生间和水房。从硬件上说，29斋与其他本科学生宿舍并无二致，只不过在入住的人数方面，稍微宽松一些而已。一般的情况是，向南的房间住三到四人；向北房间则住二到三人。另外，每人还配备有一张书架和书桌。
我入住29斋是在1961年的三、四月间。此前，临时住在30斋三楼。其时，学校总务部门规定，29斋为全校研究生男生专住楼，女生住在36斋。29斋内，第一、二层住文科研究生，第三、四层安排理科研究生。我住的是二层楼朝北的一间，与卫生间和水房为近邻，比较嘈杂吵闹，但住久了也就适应下来，基本上能够做到充耳不闻的地步。而意想不到的是，这房间竟然符合“里仁为美”的古训，因为我的窗户，恰好面对着住在燕南园内的两位鼎鼎有名的大师冯友兰教授和汤用彤教授的寓所。直线距离，最多不过十余米。两家的户外活动几乎可以“尽收眼底”。与大师为邻，而且一住就是数年，这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汤用彤教授是北大的老前辈。历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60年代初，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因为中风后遗症的缘故，不良于行，当时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但是，关于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应毛泽东之邀，偕全家(包括“摘帽右派”的长媳乐黛云)参加天安门城楼联欢一事，却经哲学系研究生之口，及时地在29斋里传为佳话。
冯友兰教授是海内外闻名的大哲学家，著作等身，长期担任过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他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气宇轩昂，美髯飘拂，一副仙风道骨的气派。每天早晨和傍晚，总能看到他和老夫人在庭院内来回穿梭，相向漫步，进行适当的锻炼。让年青人也为之歆羡。
当时，课外文化生活极其稀少，文化设施极其匮乏。住在29斋的研究生们，除了周三与周末晚上可以有选择地在大饭厅看一场电影或者在重大节日里参加一两次集体舞会之外，几乎无其他活动可言。回到宿舍，只能是无休止地读书与研究。但是，大家并不感到生活贫乏和枯燥，我们对未来充满激情，对自己的使命充满自豪和幸福。北京人艺正在热演的曹禺《胆剑篇》，成为我们彼此激励发愤图强的话题。设在二楼的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俱乐部，几份报纸杂志，茶余饭后，竟然招来不少人前来阅读。如果想看一看电视节目，还得赶到大饭厅路东的五斋楼上校教工会办的活动室里，才能看到。而2 9斋门前那条并不宽阔的甬道，则被大家充分利用，作为打羽毛球的场地。
此外，每逢寒暑假期，北大本科生大部分回家度假，但29斋的研究生，似乎很少离校。这里的起居作息，一如平时；到了晚上，灯火依旧通明。唯有少数有情人利用假期在29斋举办了婚礼，最终成了眷属，给平静的生活，带来些许快乐的色彩。其中，我们中文系研究生就有过好几对。
1963年前后，《人民画报》曾专栏报道北大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在2 9斋拍摄过程中，记者一时看不中某个房间可以作为环境背景，结果，只得将搜集到的咖啡盒、糖果筒等集中到一块，摆弄停当，再找个比较“帅气”的小伙子权作室主，合成了事，这也可算那时的趣事一桩。
朗润园十三公寓
在北大期间，我的另一住处是朗润园13公寓。从1961年的五、六月份起到1962年的秋天，前后大约住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提起朗润园，大大有名。它位于燕园的北边，隔墙与圆明园遗址相望，东侧与清华园为邻，南界与镜春园、未名湖紧密连接，西线与鸣鹤园及治贝子园相依。园内小山逶迤，碧水环流，亭榭临风，小桥浮水，备擅中国古典园林之胜。l963年，在故宫举办的纪念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大型专题展览会上，我曾见过清人绘制的长卷《朗润园全图》，足见此园的代表性意义。1950年代末至196O年代初，朗润园虽不如昔日的烟柳繁华，但水系山形，规模犹在；残荷衰柳，风景依稀。最大的变化，只是沿后湖的外围，北大靠东修建了一组宿舍楼，即朗润园9—12公寓；靠北修建了北招待所(亦称专家招待所)和l3公寓。这些现代建筑，自然与朗润园的古典风格不甚协调，但绿树红楼，大体上能看得过去。而为人所未能预料的，这些宿舍楼本为缓解中青年教职员工住房而建，经过“文革”的变故，它却承担了接纳一些原本拥有宽敞住处的知名教授、专家的历史任务（比如季羡林、吴组缃、金克木、季镇淮、周一良、邓广铭教授等等，都从原住处迁出，辗转数年，才得以在朗润园公寓安身)，从而也加重了朗润园的人文含量，成为人们追寻大师们踪迹的胜地。
与其他各楼相比较，朗润园13公寓，似乎与专家、教授特别有缘。l961年春夏之交，作为公寓首住居民，绝大部分便是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北大的知名教授。当时，13公寓竣工未久，整座楼弥漫着浓烈的石灰、油漆气味。国家教育部为保证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经与北大商量，决定借用1 3公寓靠西的一个单元，作为《中国文学史》编写人员办公和住宿之需。各楼层居住的大致情况为：王起教授、季镇淮教授等住一楼；萧涤非教授住三楼；费振刚、廖仲安、吴文治、沈天佑、孙静、邓魁英、李修生及北大各研究生等则分别安排在恰当的住处。此外，历史组的邵循正教授、古汉语的许嘉璐教授等，也在这个单元里设有休息的处所。
一个单元，十余间房子，长时期地同时住下如此众多的专家、教授，可谓极一时之盛。即便是在人才高度集中的北大，也应当说是颇为罕见的。
1995年冬，我来京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下榻于北大西门附近的邮电宾馆。一天下午，去朗润园拜望季镇淮先生回来，经过13公寓门前。其时，夕阳衔山，暮霭四合，公寓及其周围一片宁静。当我方欲探寻旧踪而又犹疑打扰别人的瞬间，一位老人恰好从楼内的阶梯下来。经过问候，这位老人竟是我们安徽前辈乡贤、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金克木教授。承他赐告，他和季羡林教授就都住在当年《中国文学吏》编写组住过的单元里。于是，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读到季羡林教授有关北大的精美散文时，对他描绘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不仅都那么似曾相识，而且还有如晤对故人的感觉!
住在l3公寓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位研究生感到特别愉快。我们庆幸难得有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和众多名师们同在一屋檐下，生活、工作在一起，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同时，公寓亦如生活的港湾，水波不兴，风平浪静。师生之间、同窗之间，相处都十分密切，其乐融融。其间，王起教授将新婚夫人姜海燕女士接来住了一个时期，海内外诗词家波多野太郎等，曾来此访晤王起教授，并有题咏唱和词作流传，可惜已经记不住了。
这里，我想对13公寓西边的一条小径，稍作一些记述。这条小径，由于季羡林教授写过《幽径悲剧》和乐黛云教授写过《忧伤的小径》等两篇情文并茂的散文，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出13公寓大门，向西走十余步，便踏上了这条蜿蜒的小径。因为要去未名湖边的才斋教工食堂就餐，每天我们在这“必经之地”的小径上，至少要走上三个来回。一年多时间，总共也有过千次。它沿山傍湖，从朗润园北端，一路逶迤，直至与镜春园交界地段，全长总共不过四、五百米。但是，因为这条小径所在地为北大风景绝佳区域之一，且与许多名人有关联，所以它就带有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和朦胧的神秘感。比如，靠山这边，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几间平房被几棵古老大树和竹林围绕，这儿便是温德教授的旧居。温德教授(1887—1987)是一位可敬可爱的美国老人。1923年应吴宓招邀到东南大学。后来，又和吴宓一同到清华任教，钱钟书、王佐良、李赋宁等学者，都是他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入北大西语系，择居于此三十余年，直至一百周岁，无疾而终。他一生未娶。长期生活在中国，能说中国话，读中国古籍，喜欢研究草木虫鱼，对音乐也有深入的了解。他完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中国。我们路过这里，经常可见张奚若、吴晗等知名人士前来看望这位老朋友。
与温德教授旧居咫尺相对，在后湖的东岸，三面环水的半岛上，一座朱栏玉砌，古意斑斓的建筑，这则是大美学家邓以蛰的家了。邓以蛰教授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与宗白华教授并称“南宗北邓”。1920年代留美归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直至终老。邓以蛰教授是安徽怀宁人，出身书香世家。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他的六世祖；陈独秀、苏曼殊是他年青时代的挚友；他的儿子邓稼先更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然而，1960年代初，当我去拜望他的时候，老人家却那么淡定从容，慈眉善目，显得特别超凡脱俗。
当然，这条小径上被称作“神秘”的地方，在当年有的未必就是那么神秘。比如，小径入口处的那座小屋，1960年代初，就住着一个平凡而又美满的跨国婚姻的家庭。这家庭共有四口人。其男主人是中国人，大约是“海归”一类的人士，平时表情严肃，衣着讲究，好像在清华大学工作。女主人为德国人，据说是北大的德语教师。她身体强壮，不事修饰，肩上背着一个布书袋，或上课堂，或去粮站，整天忙碌个不停。(据季羡林教授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她还是一位极爱生命、极重情义的人)他们的两个孩子：年长的是男孩，人高马大，一副欧洲人的模样。当时，已上大学读书，并且爱好运动。在未名湖的冰球场上，时常可见他的身影。而年龄稍幼的女孩，面容姣好，举止文雅，却极具中国美丽淑女的气质。他们一家，和我们朝夕见面．丝毫感觉不出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可是，四十余年之后的2006年，这座小屋，终以其女主人的撒手人寰而另易新主了。这四口之家，也就成了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
（作者孙文光系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