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是一个相对“大雅”的名字，这里有戏剧、有电影、有讲座、有“十佳”，每天都上演着各出“好戏”。其实，百讲在北大仅仅屹立了18年，它的前身是北大学生生活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大饭厅。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旧址迁至燕园。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在今天百年讲堂所在地上，建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学生食堂。它们见证了那个时代柴米油盐的琐碎、轻歌曼舞的闲适、又或是风云际会的诡谲……
我们的青春是饥饱与苦乐
1950年代，北大的伙食曾采用供给制，学生吃饭不用付钱。大饭厅里学生分桌而食，每桌八人，一人一碗菜。伙食分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如果足够幸运，旁边桌无人落座，那么还可以再多享受一份饭菜。
1956年以后，学校开始实行饭票制，当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每月最低可领14元5角，其中12元是伙食费，2元5角零用。
饭票的规格，有一两、二两；菜票的规格多样：甲菜一角钱，乙菜八分钱，丙菜六分钱，丁菜四分钱。校友回忆道，五十年代末北大的伙食很好，甲菜中有不少肉食，丙菜如虾皮炒小白菜，丁菜里拌酱的凉菜也挺好下饭。大饭厅还给饭量较大的同学开辟了“包伙区”：副食自备，主食管饱。一位1965届数学系校友认为，“大跃进”中北大尚有如此饭食，恐怕是全国“‘饿着肚皮’支援北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结果。
（北大学一食堂粮票）
但当困难时期的阴影真正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大饭厅的三餐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
主食里馒头米饭越来越少见，杂粮渐多；副食取消了甲乙丙丁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只有菜叶，连豆芽也少有，更别说荤腥了；原来无人监督、自觉交付的饭票，换成了按量划格子、便于控制的饭卡。此时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的定量安排，让不少人难以忘怀。
粮食如此珍贵，浪费的行为绝不能被容忍。校刊上时常刊登声讨浪费、疾呼节约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节约小故事：主人公法律系周龙祥在大饭厅吃完饭后被同桌者叫住，对方指着桌面严肃地询问他来自什么系。他看到桌上自己吃饭时掉下的米粒，心里非常惭愧。于是他将饭粒捡起来吃掉，认真地保证下次绝不浪费一粒米，“那同学笑了，我也感到愉快”。
好不容易捱过了艰苦岁月，学生的伙食标准提高到了每月16元。可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北大学生们各出奇招：有人用“褪色药水”褪去饭卡格子上的划痕；有人开荒种菜挖菜；还有人从落叶中提取叶绿素掺在面里，蒸出的绿色馒头“质量双增”……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是那一代人泪中带笑的共同记忆。
我们的青春是铁与火
建校以来，北大常立于时代风口浪尖。大饭厅连接着宿舍和教学区，整日熙熙攘攘，是校内外信息交换的枢纽，理所当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校长在大饭厅演讲，掷出了“新人口论”这枚炸弹：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选择。老校长赢得一时叹服，却在随后政治风向的转变中遭到长久而酷烈的批判。
他在燕南园63号的住宅被大字报糊成了又大又厚的硬纸壳，连窗户都被封死了，门洞也被贴得只剩半米高。年届八旬的老人住在硬纸壳子里，每日从逼仄的门洞中钻进钻出，乘上同样被大字报糊满的专车，形同游街地去往一个又一个批判他的会场，承受日复一日的侮辱谩骂。
（马寅初讲人口问题）
1957年5月19日，历史系学生许南亭在大饭厅灰色的南墙上，贴出反右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究竟如何产生。
紧接着，无数大字报迅速糊满了大饭厅的墙。火焰般的红色大字报点燃了学生们激奋的心，他们把大饭厅的桌子排在饭厅南门外的空地上，一抬腿迈上去即慷慨陈词。占据制高点者捶胸顿足，跳上跳下，往往与桌子一起倒仆于地，此时便马上有人占据第二张桌子。一晚上的功夫，大饭厅就损失了十余张餐桌。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以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发表《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全国性的动荡和风波中，北大艰难维持的平衡逐步滑向不可抑制的造反狂潮。
（大饭厅东墙贴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革期间，饱受摧残的不仅有科学艺术，还有民主法制。直到1980年冬，停滞了14年的全民民主选举才再次开启。这次，北大饭厅成为了一个选举会场，现场布置得很喜庆，广播里不断提醒选民有关投票的注意事项。北大老教师杨富绪回忆道，当天他因为有事耽搁，到达饭厅选举现场时已接近晚上12点，但他还是赶上了投票的“末班车”。
我们的青春是自由与远方
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用毛巾和带子缝成“饭包”，内装饭盒，挂在书包上。一大早，大家便拎着吃饭的家伙急匆匆赶向饭厅。还有人干脆端着玉米糊糊径直走向教室、阅览室抢座位，路上不时有清秀女生旁若无人地往嘴里送饭。
楼里则自然形成或长或短的队列，端着碗等着教室开门的学生沿着楼梯一直到楼门外。有的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单词卡片，在啜饮的间隙念念有词。饭菜简朴依旧，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成了这时最美味的佐餐佳品。
（80年代的饭厅）
大饭厅自从建成起就没有座位，北大人吃饭必须带上小凳，否则就要蹲着或站着吃饭。这种设计将它的附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校园里真正的礼堂在原燕大的办公楼里，小而容量有限。每逢大型会议、放电影、文艺汇演和舞会，大饭厅就任起了礼堂的兼差。
十年动乱后，文艺悄然复兴，大饭厅的舞台迎来一批批艺术家和文化讲座。崔健尚未成名时曾在学二食堂演出，彼时观者寥寥，空气里只余饭菜的味道；但一年后他在大饭厅再度扛起青春的大旗，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几乎掀翻了顶棚。
（崔健的青年学生歌迷）
大饭厅的西端有个不小的舞台，放电影时幕布就悬于其上。五十年代放的电影多来自苏联东欧，也有颇为“捆手捆脚”的国产片，不为宣传教育而放映的片子很少。八十年代后，风气悄然改变——从名作经典、卖座热片到先锋前卫，大饭厅放映的影片无所不包。大饭厅里的电影票价低廉，又是学生们难得的娱乐活动，因此每到放映日门口便排满了自带方凳的学生。
（大饭厅电影票）
周末夜晚的大饭厅里则是另一番暗潮涌动。“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
这是在大饭厅举办的“廉价”舞会，1982届中文系校友张曼菱回忆，“最初的舞会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不过，在那个由诗歌和理想烹成饕餮盛宴的年代，诗人才是校园里最抢手的宝贝。大饭厅里最火爆的莫过于诗人见面会。每到这时，大饭厅里早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台下翘首盼望的脸上带着年轻稚嫩的激动、陶醉。顾城、北岛……这些璀璨的名字在简陋的大饭厅里刻下华美的印痕，也把理想的光芒久久映在每颗心上。
直到现在，顾城已死，北岛流亡而归，这个地方抹去了诗歌的一切，唯有未名诗歌节阴错阳差地仍在如今的百讲、当年的大饭厅举办，像是一场跨越漫长时空隧道的问答。
落幕：走向世纪大讲堂
1983年，原来的大饭厅改建为大讲堂，条件依然简陋：一色青灰，大门破旧，东墙上漆着大字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1996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北大大讲堂作报告。当时，1983年修葺的顶棚已十分脆弱，正在李岚清报告时，顶棚忽然掉下一块块土片，在场众人一阵虚惊。讲台上的李岚清不经意说了一句：“这个礼堂也该修一修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7年6月，在老饭厅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世纪大讲堂正式动工。1998年，时值北大百年校庆，这座“百周年纪念讲堂”正式投入使用。
大饭厅目睹过无数北大人的青春记忆，成为那段历史中北大校园文化的缩影。北大人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会、舞会、演讲……那一代人的青春激昂里总是伴着饭香。
“每次我走进世纪大讲堂，总是百感交集。既怀念我童年在这里渡过的难忘时光，又为它的日新月异而骄傲自豪。”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在自己博客里这样写道。
每一次落幕，搅拌着旧人怀念的叹息，也必然牵扯出又一段集体记忆的开场。有一天，当讲堂也成为故事的时候，会有人去写那些拿着包子骑着车从讲堂前呼啸而过的少年，同饭厅的45年一样，以回忆的形式，等待新的开场。
（百周年纪念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