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显然，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是中国抗战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长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寻访抗战遗迹和人物。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是京津地区西南联大校友们的口述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傅佑同以及西南联大子弟、天津大学电力及自动化系教授杨耆荀在文章中追忆着他们的联大岁月。

 

他们的少年时代在逃难中度过。

国土被占、家乡被毁、亲人别离，对于战争，他们的感受直观真切。

抗日报国——在战乱中颠沛辗转，读书的目的很简单。而这个共同的目标，让昆明在他们的求学生涯中留下了无法被淡忘的回忆。

包括他们在内，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一所大学，在环境和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批后来极具创造力的人才。

这是一所被给予了高度赞誉的学校，存在8年，毕业生不到4000人，期间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被外界视作传奇。

如何评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说，“教育就像一个人游泳，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谁来游、什么姿势都可以，这样才能出人才。”

天津炮火中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

日军在占领天津当日，即以南开学生“抗日拥共”为由，对南开大学展开轰炸。空袭不成，百余名骑兵被派进学校放火，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一时间尽毁火光之中。

南开是当时的抗日活动中心之一，在时任校长张伯苓的领导下，南开师生不仅会组织爱国游行、参加抗日宣传，还直接上前线支援。

“我大姐当时也在南开女中学习，她就上过前线支援过打仗的战士。”傅佑同说道。

傅佑同出生于1923年，炮火炸到家门口时14岁，刚考上南开中学。

他的父亲傅恩龄曾留学于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地理专业，回国后在南开中学任教，与张伯苓是同事。

关于南开被炸，张伯苓嫡孙、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后来撰文称，傅恩龄主编的《东北地理教本》，“也许和南开被炸的根源有关”。

由于父辈曾在吉林省任职，傅恩龄对东北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有着自己的认识。“到天津后，我父亲多次和张校长聊到东北的重要性。”傅佑同说。

1927年，满蒙研究会在张伯苓力促下成立，傅恩龄为总干事。其后两年间，该研究会4次到东北进行大规模调研，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资料，了解日本国情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并在傅恩龄的组织下于1931年编成《东北地理教本》。

教本以“地理”之名行“抗日”之实，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

“是它（《东北地理教本》），直指日本侵华野心。是教育抗战引发的思想觉醒激起了日本人的敌视。”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李溥，在多年后翻阅当时的教材时明白了日军憎恨南开的原因。

但没等用上父亲编写的教本，傅佑同就匆忙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的生活。“我们先在法租界的广东中学教室躲避了一周，然后又去英租界租住。”

同是南开子弟的杨耆荀，天津沦陷时只有4岁，也过了一阵与家人在租界避居的日子。“我们到租界里去的时候，根本就没带什么东西，家里都没来得及收拾，所以家当几乎就全没了。”

杨耆荀的父亲杨石先是著名的化学家，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分别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有机化学硕士、博士学位。1931年，杨石先学成回国，一直执教于南开大学。

1937年10月，杨石先安排妻子和三个孩子南下，自己则留下处理学校未了事务。“母亲仓促装了一点随身衣物，就带着我们登上了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

在船上，杨耆荀和家人挤在三等舱的小房间。“海上一碰见大风大浪，整个船就来回大幅度地摇晃，桌上摆的东西全部都给弄地下去了，人都站不起来。”已经过了80年，对当时的场景，杨耆荀还记得很清楚。

近一年后的1938年5月，在同样的地点，天津海河码头，傅佑同一家也登上了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

终点都是昆明。那时候很多北方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家庭像杨耆荀、傅佑同的家人一样，他们以民族气节为先，坚持不降，于是一面南渡、一面抗日。

迢迢入滇路

当时南下到达昆明最短的路线，是乘船到香港，再中转至越南海防，随后搭乘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上午10点钟上船。上船的时候，看到的旅客都是做买卖的，很多年轻人。”傅佑同回忆起当天的场景，“轮船载重三百吨，旅客与货物混运，舱位有限，大部分人只能呆在甲板上。”

“11点钟开船，到晚上7点多，就正好到大沽口了，那里有日本兵在把守。英租界的东西他们也不能随便乱动，所以以往日本兵都没有检查过。但是我们这个船，他就一定要扣下，要检查乘客到底是哪些人。我们就上岸检查了一下，结果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

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日军怀疑天津永利碱厂的老板和工程师在这艘船上。占领天津后，日军想接管永利碱厂，但被拒绝，随后就开始了对碱厂人员的抓捕活动。

船在第二天顺着海河驶入渤海，向南驶去。过了上海，船上的商旅们摇身一变，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

“原来大家都假装是商人，你不装是商人，就怕查出来不让走啊。”傅佑同笑着说道，“过了上海，没有危险了，大家在甲板上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

抵达香港后，他和家人继续坐船，通过广西北海前往越南海防市。

在海防，他们住在中国人开的旅店里。“内墙都是木头板儿的。中间不整齐、有缝儿，旁边开着灯，这屋不开灯也亮。完了满屋子到处都有蟑螂，以前在北方都没见过。还有这么大的壁虎。”说着，傅佑同比划了起来。

由越南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傅佑同形容“车厢就是一个铁皮子”。“里头也没有座位，那车门也是开着的。我们小孩儿没事儿就可以下来，再跑几步就爬上去了。可是呢，在这条铁路上还有有钱人和法国人坐的车，像大巴士似的，比较高、比较短，那是快车。”

后来西南联大的不少师生都对这一路的颠沛有所感触。

杨振宁曾回忆，母亲怕他们几个子女走在路上被冲散，所以弄了些“袁大头”（大洋），给每个孩子的棉袄里面放上几个。“再放一张纸，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是杨武之的儿子，而杨武之将要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希望好心人看见了，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昆明去。”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则记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逃难，所见皆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我们逃出来，到天津的时候住在租界里，看到外国兵。然后坐船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也看到印度的巡捕、红头阿三。从上海到香港，也有外国兵，那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到了海防，海防也是法国的军队。”

傅佑同一行人抵达昆明时，由长沙临时大学或坐车船或步行入滇的师生，已经做好了安顿工作。

1937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自发动战争以来，日军一直将长沙视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37年11月即对长沙进行空袭，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决定继续西迁。

彼时，抗日将领龙云主政云南，在他的力促和帮助下，学校1938年2月由长沙向昆明内迁。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第三天，龙云便以云南省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沿途经过各县县长妥为护送”。

1938年8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大部分师生们跋山涉水徒步前往昆明，但一到昆明就立即投入复课工作。

“抗日、救国、回家”

西南联大来到昆明的初期，总办公处租用了昆明崇仁街46号，而随着大批师生相继到达，小院就显得拥挤不堪了。龙云知道后，便把自己位于威远街中段的公馆东院借给了西南联大。

“龙云不让国民党的力量进去，但是他特别欢迎大学进去。云南的文化水平比较封闭，中学的水平也比较低。龙云一开放，西南联大一进来，其他许多中学教师也进来了。外省的知识分子来到云南，很大一部分就进入到学校，把云南的整个教育水平都提高了。”傅佑同这样评价。

位于西仓坡的西南联大职工宿舍建成后，很多教师及家属都住在此处。

“吴大猷住1号、江泽涵住15号、吴晗住在我家对面、潘光旦住21号、闻一多住23号、冯友兰住24号、吴有训住25号，我家则住22号。”同为教授子女，杨耆荀和不少同龄的孩子都熟识，“闻一多的三儿子、大女儿及江泽涵的二儿子都和我同年级，吴有训的女儿也跟我同班。”

在杨耆荀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杨石先总是忙于学校事务，即使是晚上回家，也常在书房看书，沉默不语。“他有空时会跟我们讲讲《三国演义》、《西游记》里的小故事。”这是印象中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难得时光。

这一时期，杨石先担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和化学系主任。“杨老师讲课非常认真，第一次上课就让你坐好，他准备好了纸，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座位填上名字，以后上课就按这个坐。”西南联大1945级校友段镇坤对澎湃新闻回忆。

杨石先治学严谨，他教的化学课更是要求细致、严格。“上了实验课，要写实验报告，他都规定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交，用什么样的纸，叠成什么样的格式，交到化学系办公室门口的信箱，这些形式一出，你做题目就不会马马虎虎了。”

段镇坤记得，规定12点交的报告，如果12点半交，作业发下来，就会被杨石先批上“late”。“大家是不敢马虎啊，认认真真地按照他的要求做的。他也不判分，就批一个‘accepted’，意思就是接受了。”

现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在1944年考入机械系读书。当年的云南省会考中，他夺得了全省第一的名次。没想到一进校，成绩向来优异的他在普通物理一课的期中考试中，收获了人生中第一个不及格。

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事实上，潘际銮一直很喜欢这位风度儒雅、态度和善的老师，上课也听得非常认真，结果不尽如人意，对他而言是不小的打击。

“大学里的考试不限于课堂上讲过的内容，也不限于平时让做的习题。要想考得好，不仅要求对所学概念融会贯通，还要求掌握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掌握学习规律后的潘际銮开始了自主学习。

除了上课时间外，潘际銮几乎整天都坐在茶馆里自学。茶馆是当时联大学生心中的自习圣地，花费不贵，环境也更宽敞明亮。很快，潘际銮重拾“学霸”光环。

“经济系有位姓肖的老师还在课上特意问，潘某某来了没有，因为我考得比较好，所以他想看看我是哪一个，那一次正好我没去，他就很惊讶，怎么不来上课还能考得很好，其实这恰恰说明自学的重要性。”回忆起这段经历，潘际銮得意地笑了。

“33687”，联大每学期用学号公布学生成绩，不少同学都熟悉这个学号，它似乎总是和高分联系在一起。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拥有这个学号的同学就是潘际銮。

“我们工科学生的学习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潘际銮也感慨，“再一个，工科几百号学生，也没有见到一个女生，所以也没有那个条件，都是在学习、做题目。”

潘际銮是江西九江人，家就住在长江边，抗战爆发后，10岁的他目睹了“所有的难民挤满九江大街”的场景。

长江沿线的城市上空每天都有日军的飞机往来轰炸。“一边走，敌机一边轰炸。”潘际銮跟着父亲逃难了3个月，途中得了伤寒病，肠胃几近溃烂，父亲硬是背着他一路逃到了云南。

到了云南，潘际銮该念初中一年级了。但父亲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也只能跟着辗转。“这儿读了几个月走了，那儿念了几个月走了，所以我就上了6个中学，实际上读了三年书。”

跟潘际銮相似，大多数在云南的学生，战乱时读书只想三件事——抗日、救国、回家。

“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潘际銮说，“什么时候把日本人打出去？不知道。大家共同努力，就这么一个支撑，所以这也是当时学生勤奋好学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跑警报、做兼差

“只要是晴天，日本飞机总是明目张胆地来轰炸。”在昆明生活时，虽然杨耆荀年纪尚小，但至今仍记得“跑警报”是家常便饭。

“在学校上着课，一响警报，就和同学们往后面的坟堆里跑，要是在家里，就跑到联大北边土山上的防空洞里去。”

“因为国民党只有几门老旧的高射炮，射程又不高，所以日本飞机根本不害怕。战斗机还故意低飞示威，也就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连飞机驾驶员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驾驶员还扫射，有些人来不及跑开，就被打伤了。”提起这些，杨耆荀十分气愤。

在这种条件下，学生们普遍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潘际銮谈到，西南联大有三次参军热潮。

“第一次是1937年在长沙，有295人参军，那个时候刚好抗战开始，需要人才，学生就主动去了。第二次是1941年9月到1943年10月，美国飞虎队到中国来，需要翻译人员，就去了400多人。第三次，1944年日本人打到缅甸，进攻腾冲，滇缅公路被切断，号召十万青年从军，中央组织了远征军。那个时候号召高年级的学生能去的就去，一下又去了200多人，西南联大前后从军的有1100人，西南联大招生才八千人，参军的学生占了总人数的14%，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 潘际銮回忆。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校、企业、政府、军队等数百万人迁入云南。物资紧缺，云南物价飞快上涨。

“早上十块钱能买五斤大米，到下午只能买两斤半。”杨耆荀对于当时法币的急速贬值，仍记忆深刻。“最后买东西拿一书包的钱一沓一沓的，才买一点东西。第二天你再去买，两书包也买不了这么多东西。”

为维持生计，西南联大的学生多少都会寻找兼差。傅佑同说，“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要兼职，休学也很普遍。”

1943年考入联大机械系的傅佑同就直接休学了一年，在机械系的工厂里打工。

“它那里有一个热工教研室，用自己的实验器材，办了一个很小的人造冰工厂。”美军的飞虎队在昆明的医院需要人造冰，但云南以前根本没有冰，也没地方造冰。所以学校的工厂每天出一次冰，大概30多块，由美军开轻型卡车把冰运回。

此外，因为昆明没有正式的工厂，美军要用的自来水的管道零件，比如水龙头等，也需要学校机械系的工厂来做。“半个月我就雇一辆马车，就把这个货送到仓库去。”

傅佑同还记得，当时仓库里都是白人，“大概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所以挺帅的嘛，都挺讲究的。开车的都是黑人。也挺好玩的。”他对美国大兵的肤色记忆犹新。

借着与美军打交道的便利，他也兼着帮教授买东西。美军的军用物资可以对外售卖，比如黄油、柠檬粉、餐盒、服装、皮鞋等。军用皮鞋尤其适用于昆明的“雨季”，还能防止蚂蝗吸血。除此之外，还有各类书籍、杂志。联大学生走幸田说，美军的书与杂志“在联大几乎是人手一册了”。

教授们同样也得寻求一份第二职业。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闻一多先生给人刻章，赵忠尧自己做“中和牌肥皂”，傅恩龄则找了一份翻译培训工作。

傅佑同记得，到1944年底盟军开始反攻日本后，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父亲参与。“在后方，特别在云南，没几个人懂日语。所以我父亲就进入了译员训练班，主要帮助美国人把日本人名翻译成英语。”

在父亲找着了这个兼职之后，傅佑同才重新回到校园学习。“我们就搬到译员训练班的宿舍里来住。有了这样一个额外的收入，我们经济上就比较宽裕一点。”

联大师生的兼差是常态，在当时甚至有笑话说，梅贻琦先生如果下令联大关闭校门三天，师生都不准出门，那么昆明市就要瘫痪了。那时的昆明，上到政府机关民营企业，下到各个中学、小学，甚至是街边摆摊的都有联大师生的身影。

“神京复，还燕碣”

跑警报的杨耆荀在防空洞里也见证过一次精彩的胜利。

“有十几架日本飞机编队来轰炸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从上面冲进它的编队，一下子打了好几架日本飞机下来，掉进滇池。日本飞机就不敢散开，一散开马上被打掉。这次之后，日本飞机就没敢再来了。最精彩的一次就是这个，大家都出来看。”

后来他才意识到，日军在那次空袭中的失败是战争结束的前兆。1945年8月14日，日军要投降的消息已经在昆明传开，杨耆荀当时正在家里，得知消息后激动得跳了起来。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也迎来了北归复员的日子。因云南省教育厅提出“请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留昆单独设置并加扩充以适应滇省今后中校师资之迫切需要”，西南联大决定次年夏天再迁校，师范学院留在昆明。

1946年7月16日，对于这个日子，杨耆荀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和家人离开昆明的前一天，也是文学家、民主战士闻一多遇难的日子。

杨家住在西仓坡22号，闻家住在24号，两家比邻而居。杨耆荀与闻一多三子闻立鹏、长女闻铭是附中的同班同学，因年龄相仿，他常爱找这些小伙伴一起玩。

在他的印象中，闻一多在家时沉默少言，或专心备课，或刻图章补贴家用。“去串门也是在先生旁边安静地看，不敢打扰。”

“国家糟成这样，再不出来讲话，便是无耻的自私。” 7月16日上午，本来答应家人和同志不演讲的闻一多还是没忍住，他在李公朴死难报告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当日下午，他在明知白色恐怖危险下，仍继续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控诉暴行，宣传民主运动。

就在回家的路上，离家一二十步的米仓旁，几个特务从背后突袭，一连朝闻一多开了十多枪。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不幸中弹。

鲜血染红了门口的土地。女儿闻铭曾回忆：“我们听到枪响，就什么都明白了……跑到门口一看，一个横一个竖，躺在血泊里，我一下扑到我父亲身上去，我们叫他的时候，眼睛已经闭上了，但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妈妈抱着他，血流了一身。”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听说他被暗杀了，他的大儿子也被打成重伤。”在闻一多遇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杨耆荀和弟弟上街去了，直到下午才回来。“母亲和我就赶到他家里去慰问，只有他夫人和两个孩子在家。那一天给我印象太深了。”杨耆荀连连感慨。

阔别9年再次回到家乡，天津在杨耆荀眼中已经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他和家人度过了记忆中第一个真正寒冷的冬天。“到了天津之后要生炉子，很不习惯。因为在云南是用木炭点炉子，一两根火柴一张报纸就点着了。但在这，要用柴火点煤就很难了，必须先将木柴烧得很旺，那个煤才能点着。刚开始都用烟煤，冒好多烟啊，呛得要命。”

杨耆荀后来一直在天津生活，退休前是天津大学电力及自动化系教授。2017年5月，84岁的他再次来到昆明，“想去专门找一下西南联大”。

闻一多先生遇害的遗址还在，树了纪念碑，但西南联大旧址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原来的教师宿舍，那些房子也都给拆了，改成了幼儿园。作为历史的遗留来讲，有些东西现在不可能按原样保存，只是仿制当时的样子。”

有人说，在当代中国应该再造一个西南联大。

杨耆荀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不可能再把这些学校的人再集中在一块了，也没有必要再建一个。我觉得主要是学习它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最伟大的，有了这个精神，你不论在哪，它都能够发挥作用。”

西南联大1945级校友李曦沐曾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刚毅坚卓，能够团结人。”杨耆荀认为，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南开当时是私立学校，北大、清华是国立学校，三校亲密合作，教师各扬所长，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傅佑同感慨在战时环境下中国的“文脉”仍得以保全，而西南联大留给他的，也一直是对学术自由的推崇和对科学精神的执着。后来他在天津大学机械系任教，自己教学生时“也有受到西南联大时候的影响”。

“比较放手，比较尊重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不是为我工作，这点特别重要。”傅佑同说。

 

潘际銮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不仅在科学领域成就斐然，还曾出任南昌大学校长。在南昌大学校长任上时，他推行本科生教育改革。潘际銮觉得，宽严相济、自由创新的精神，是西南联大的魂，“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大学。”

他说，教育就像一个人游泳。“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谁来游、什么姿势都可以，这样才能出人才。”

(澎湃新闻记者 官雪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唐一鑫 金冰茹 徐进 张潘淳 发自北京、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