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从前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话后来被很多人误解，好像是说北大这个学校太老了，北师大太穷了，燕京和清华考学容易，可以通融通融，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是针对当时北京年轻知识女性的择偶标准而言的。北大老，是说在北大上学的人年龄偏大，很多是结了婚的；师大穷是因为上师大的学生当时基本上是寒门子弟，因为师大不要学费，所以是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就是说上清华和燕京的是不错的择偶对象，家世比较好，学校也好，可以考虑。这“通融”两个字完全不是说学分不够可以通融一下的意思。

不过北大也的确是老，北大的校址就是在今天沙滩红楼，虽然名气很大，但校舍各方面都比较陈旧。北大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很多新政都没有得以推行，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兴办京师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严复，时间很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后来的北京大学，最鼎盛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就是1916年蔡元培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身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7年张作霖到北京前夕，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人才济济，名教授云集，可谓开一代学风。第二个辉煌时期是1930年蒋梦麟主持北大。蒋梦麟上台以后主要用了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傅斯年。这个阶段吐故纳新，淘汰了一批庸才教授，引进了很多英才，很多人才的选拔都是傅斯年做的。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非常耿直，却也是不大容易跟人相处的一个人。当时傅斯年到北大以后，发现北大一部分留洋回来的教授———拿今天的话讲叫“海归”，水平并不是都很高，很多人的授课讲义用的是他们在海外留学时候的课堂笔记。傅斯年一看就急了，认为这样的人不能用，于是裁撤了一部分“海归”教授，增补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北大。可以说，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北大进入了第二个辉煌阶段。

西郊的清华大学是清代的园林，很漂亮。“清华园”三个字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写的，今天这个匾还挂在清华西门，“文革”的时候给砸了，后来又恢复了。清华大学是当时国立大学中比较特殊的。庚子赔款，中国赔给美国三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折合二千四百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还了30%的庚子赔款，指定这笔退还经费只能用于教育，因此就在1911年春由外务部和学部在西郊清华园筹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选派人才留学美国。后来叫“清华留美预科”，1925年才改名叫清华学堂，同年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成立了清华国学院，大家耳熟能详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该院的四大导师，掌管教务的是吴宓先生，还有考古学的李济先生也是国学院的导师之一，可惜1927年王国维先生就先去了。

到了1928年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梅贻琦。清华不是后来我们印象中的理工科清华，而是文理并重的，清华当时的教育制度参照欧美更多，所以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大学，很多人之所以选清华，就是认为清华更有朝气。

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

再有影响的就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1919年开始筹办，最早是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这个地方的原址在1959年建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全都拆光了。燕京很有特点，它是好几家教会合办的，如美国长老会，美以美教会、公理会，美国女公会，英国伦敦公会等若干教会合办的。后来合并为燕京大学，就是由以船板胡同的汇文大学为主体，还有通县协和大学，以及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由三所大学合并而成。

谈燕京大学历史必须涉及一个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人物———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在中国出生，他不但是中国通，而且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对他评价不太公允。司徒雷登收购了清末很多王公的赐园，以淑春园旧址为燕京的中心，同时收购了明代米万钟家的勺园旧址(当时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载涛的朗润园，1931年又买下了张学良购置的蔚秀园(至于张伯驹的承泽园、徐世昌的镜春园则是后来并入北大的)。司徒雷登又找了一个美国的设计师墨菲，在园林基础上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结合参照了西式建筑，建造了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不要说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教学最现代化，教育质量最高，设备最完整，校园也最美丽的大学之一。1952年院系合并以后燕京大学的校名不复存在，与北大合校，用的仍是燕京的校址。燕京有塔(这个塔并非是古塔，而是供水的水塔，为了和园景一体，于是仿照中国古塔的形制而建，取名“博雅塔”)和未名湖，有一个现代图书馆，所以常被称作“一塔湖图”，即一座塔，一片湖，一个图书馆。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是1948年8月，他离开燕京要稍早，后来他成了美国驻华大使，美国人让他做驻华大使就和国民政府派胡适去做驻美大使一样，实际上就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界影响太大了。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燕京大学刚刚建校挂牌时拍的，在今天北大西门“北京大学”四个字的位置，是司徒雷登亲自登着梯子上去挂的匾，也没有什么仪式，下面有一些军警在扶着梯子，怕他掉下来。包括学生的体育运动会，司徒雷登也都积极参加，他是亲和力非常强的一个人。筹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正年富力强，人也很漂亮。他实际上非常冤，如果不做这个美国大使，也不会有《别了，司徒雷登》。

辅仁大学：最年轻的教会大学

除了燕京，教会大学里最年轻的应该是辅仁大学，在整个北京的大学里面也是最年轻的，但是它筹办的时间很久。民国初年，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马相伯和英敛之他们就一直想办一所天主教的一流大学。这两个人不但是天主教徒，也是好朋友，他们在1912年就上书罗马教廷，这封信叫《上教宗求中国兴学事》，教宗就是指的罗马教廷，也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认可，后来他们就一直筹办这个事情，但是中间也很艰难。马相伯有办学的经验，他在上海就办了震旦大学(今天复旦的前身)，辅仁大学就是仿照上海震旦大学建的一所天主教大学。

那个时期北京的很多大学选址都跟清代王府有关系，比如后来中国大学的校舍是清代的“郑王府”，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所在是老醇亲王府。马相伯他们当时就看中了定阜大街的庆王府和涛贝勒府，就把这两所府邸建成了辅仁大学，而且把恭王府作为辅仁大学的女院——— 就是女生部。辅仁大学创立以后，英敛之做了第一任的校长，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后来是辅仁大学的秘书长兼教务长，一直协助父亲来办这个大学。英千里是英若诚的父亲，也就是英达的祖父，英家是旗人，隶属满洲正红旗。辅仁大学正式办起来是在1929年前后，在北京已经是很年轻的大学了。

辅仁大学当时也分成好几个学院，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它的教育学院包括两个系都很不错，一个教育系，一个是心理学系，我母亲就是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毕业。当时辅仁也有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像陈援庵先生(后来的校长)，沈兼士先生、余嘉锡、余逊父子、顾随先生、包括溥雪斋先生等等。当时辅仁大学的条件还算不错，但是赶不上燕京，住校学生并不多，主要是走读的。我父母当时在辅仁上学，我母亲是教育系，我父亲是经济系，课并不紧张，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他们两个人因为家住得比较近，都是骑自行车去上学。他们的家都在今天中国社科院那个地方，骑车到定阜大街大约三四十分钟。因此他们中午经常约着在什刹海、后海吃个小馆儿，然后中午在什刹海坐一坐，聊聊天。但是上学是分开的，我父亲在庆王府那边，我母亲在恭王府女校那边。

辅仁的家政系很突出，家政系属于教育学院，毕业的出路是两个：一个是做太太，能够治家、教育子女；另一个出路就是营养师，中国很多营养学的专家都出自这里，比如说营养学家索颖，现在就住在我家对面不远，今年也90多了，身体还很好，她是中国有名的营养学专家。还有解放军医院几个少将级的老太太，都是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的。

辅仁大学是1937年以后敌伪时期能够继续办学的、为数不多的大学之一，北大、清华这些大学都南迁了，包括傅斯年、胡适他们都走了，留下来的就是走不了的，老幼病残或者是其他种种原因不能走的。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北平的大学，唯独辅仁大学没有被接管。罗马教皇驻华代表是德国人，1936年辅仁大学的教务长是德国人雷冕，这是辅仁得以在沦陷期存在的原因。但到了1941年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冲击，但是辅仁大学的师生一直在抗争，这中间也包括外籍教师。当时外籍教授的比例，协和医科大是最多的，它的外籍教授占50%以上，燕京的教授里外籍教授占30%左右，辅仁也有15%左右是外籍教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仅是中国的教师，许多外籍教师也受到迫害。1946年复员以后，辅仁大学也是唯一没有被视为“敌伪大学”看待的。

敌伪时期很多教授走不了，教授们到处兼课，也到所谓的“伪北大”———当时敌伪时期的北大———那里去兼课。凡是这样的人，1946年南迁高校再度回来以后，一概开除或者不聘用，这是傅斯年的决定，他这些事做得欠妥当。比如刚才提到的余逊先生，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哲嗣，也是我父亲的老师。余逊先生的学问非常好，他死得较早，后来抗战胜利以后不得意，傅斯年不用他，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汉奸教授，其实他没有担任过伪职，只不过在日伪时期的北大兼过课。今天的大学教授，一般隶属于某个大学，在这个学校任课。当时教授和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很多教授是兼课，最多的能在三四所大学兼课，很多有名的教授，在北大、燕京两个学校穿插兼课的非常多，有的是因声名学问而应聘，也有的是为生计所迫。

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上分成三类：公立或者叫国立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北师大、女师大等都属于国立大学，资金来源上是教育部拨给的，而清华是利用一部分庚子赔款的资金，但它都属于国立大学；一类是教会大学，刚才说的燕京和辅仁都是教会大学；还有一类是私立大学和半公立半私立大学，像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还有一所比较突出的，兴办时间也非常早的朝阳大学(名为大学，实际上只是学院)。朝阳大学在东直门内海运仓，1912年创办的，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中国法律人才的摇篮。朝阳大学虽然不能和北大、清华这些大学比肩，但是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法律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并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一部分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基础。1928年以后，虽然政治中心南迁了，但是作为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仍然是老大，北京的大学数量在全国排第一，大学教育的水平在全国也是排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