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死后真的有灵魂，那么夜半在未名湖畔游荡的会是怎样的灵魂，他们会是满心怨念还是充满留恋？当我们跳出时间的囚笼，看古今行走在燕园之人，这又是怎样有趣的一番体验？
有人说，每个人都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你自己生命的停止，第二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生命的终结。安葬在北大的他们应该不会担忧第二次死亡的降临，来往的行人都是他们生命存在过的见证。今天我们谈论先人，并非为“慎终追远”，而是想让这座园子的庇护者生前身后事为人所知，为人所见。
斯诺：红星闪闪在斯处
未名湖边的花神庙附近，有一块不大的墓碑，墓的主人叫做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在1934年来到燕大的，作为《纽约日报》驻华记者，他受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他很爱这个美丽的园子，特别是未名湖，他把它称作“花园一样可爱的小湖”。
为了方便教学，斯诺在如今北大西南门外买下了一座府邸，正是这所府邸，在“一二·九”运动中救了不少爱国青年的命。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的军警特务是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私宅的。斯诺就将自己的住宅作为爱国学子筹划“一二·九”活动的策源地和避难所，掩护、解救中国学生。
当然，斯诺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很多中国的青年，正是读了斯诺的这本书，才冲破重重封锁，来到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当年的国学大师汤用彤，也有过一次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的经历，手里拿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这本《西行漫记》。
“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1973年，他的夫人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到了未名湖畔，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也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自此，他在他“可爱的小湖”边长眠。
夏仁德：仁者有勇，德者有言
与斯诺相距不远，有一段窄窄的台阶建在临湖轩的北坡上。它并不是临湖轩的另一个入口，而是通向夏仁德和赖朴吾的墓园。两位教授的名字“RALPH LAPWOOD”和“RANDOLPH SAILER”被刻在石板上，依偎着身后的石堆，面向未名湖，底下的一块石头上是两位先生放大的亲笔签名。
夏仁德1923年从美国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心理学系和教育学系。夏仁德风趣幽默，喜欢以交谈、问答等形式上课。他的课堂若是放在今日，火爆程度堪比“地震概论”，全校800多名学生，竟有150多人选修他主讲的“心理卫生”课。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学术上绝对不拘一格。白色恐怖期间，在讲“工业社会心理学”一门课时，他大方地将《共产党宣言》这本当时的禁书列为必读书目。
同斯诺一样，夏仁德非常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的家，燕南园60号，不知道开过多少秘密会议，隐藏过多少共产党重要文件，也不知掩护过多少躲避军警搜查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时候，燕大里大多数外籍教职工都持不支持的态度，甚至反对，是夏仁德在校务会议上同教授们展开辩论，争取他们的支持。有学生参加游行被捕，夏仁德担心学生饿肚子，亲自送去了很多食物。抗日战争期间，他是燕大第一个捐款给学生抗日会的外籍教授。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与学生一起徒步进城游行示威，他所穿的衣服上赫然写着“抗议美军暴行”。
在美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夏仁德将妻儿送回美国，自己坚守燕大校园。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宪兵把车开进了燕京大学，用刺刀逼迫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燕大解散。此时的夏仁德，本应同几位外籍教师一起撤退，却在忙着打电话找1940级的学生赵凤章。赵是地下党员，曾将整整一个柳条箱、近二百本“禁书”藏在夏仁德家的壁橱里。这是一批“一二·九”运动时留下的书籍。日军占领燕园，很可能掘地三尺，一旦从夏仁德家里搜出那个柳条箱，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凤章此时也很焦急地在寻找夏仁德。电话联系上之后，夏仁德单刀直入：“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赶紧用英语说：“当然可以。我正想取回销毁。”夏说：“这么多东西你如何取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付之一炬，赵凤章等一干学子安然无恙，夏仁德却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天早上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去敌后根据地。但他想到那个柳条箱，便留了下来。
当时担任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侯仁之，因为封校时没在学校里而躲过一劫。转天，他绕道至西校门希望混入学校，却在校门口看到夏仁德气喘吁吁地往返于西校门和宿舍之间，帮助被驱赶的女学生把行李连拽带拉地搬运到校友桥头。就是在那里，夏仁德被日军认出，遭到逮捕。
1980年侯仁之夫妇看望夏仁德夫妇
1943年日美互换战囚，他得以返回美国，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的安稳日子，他又取道印度，过喜马拉雅山，再度辗转到成都的燕大任教。1950年，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即便是热情洋溢支持新中国的夏仁德，也不得不默默地返回美国。
但是他穿着一身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人长车矮、在燕园里奔忙的身影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赖朴吾：璞吾普吾终归朴
赖朴吾教授是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数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刚来上海时，获得中文名“璞吾”，意即未经雕琢的玉石，又曾用名“普吾”，以普普通通自喻。然而最终用名“朴吾”，更像他一生的写照，朴实、朴素。
抗日战争爆发，燕大招生人数锐减，赖朴吾要求和学生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提供帮助。当时已有副教授身份的他可以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但他住的却是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和学生合用浴室，拿着脸盆和毛巾到狭小的盥洗室洗脸、洗衣服。
赖朴吾当时教授的是高等数学微积分课程。他要求学生刷题，但是一定会给出细致的批改。后来著名的固体和半导体技术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黄昆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不是一个上课好好听讲的学生，但赖的课程总能让他从头到尾都集中注意力。
赖朴吾在中国最快乐的时光，大约是在建国后的几年。那时他们一家人住在燕南园53号，和侯仁之是邻居。二人年纪相仿，早晨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跑步。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后来撰文回忆：
“四个人一起，从燕南园出发，沿着一条径直向北的马路（路中段已被压在后建起的图书馆下面，现在仅剩南北两段），经过水塔出东校门，沿着东操场的围墙向北，跨过通往清华西门的马路，进入绮春园，直到正觉寺。坐北朝南的正觉寺那时保存得相当完整，庙的外围被状如弯月的土丘三面环绕。土丘东西两翼从南向北高度渐増，将庙左右拥抱入怀。丘上松柏苍翠，丘脊上是仅容一人单行的小路。我们跑到这里，四人排成单行，沿着丘脊，从东侧跑上，从西侧跑下，然后沿原路返回。赖朴吾夫人Nancy往往准备一顿英国式的早餐等我们回来。今日回想，一切清晰如昨。”
后来他返回英国，执教于剑桥大学数学系。1984年他们夫妇选择在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却没想到赖朴吾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京。
三十多位燕大校友将赖朴吾的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近旁种上了三株他生前最喜欢的黄刺梅。燕大的校友将夏仁德的名字一起刻在石碑上，以示纪念。
葛利普：利在身后，治学亦治人
另一位安葬在这里的教授是葛利普，他的墓碑就在校史馆旁边。虽不出名，但却是桃李满天下，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22人出自他麾下，有“中国地质学之父”之誉。
葛利普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古生物学教授。时欧陆愈演愈烈的一战虽与美国汪洋相隔，却在冥冥之中将他的命运向太平洋的另一侧牵引。在美国对德宣战后，学校禁用德文，而葛利普素来重视德国科研，又是德国血统，不幸被贴上“亲德”的标签，成为政治、战争与种族偏见的牺牲品，这位备受排挤的教授动了辞去哥大教授的念想。
此时，出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会外顾问的丁文江正在欧美考察，顺带地，承蔡元培校长的同意，向葛利普教授和在英国的李四光抛出了橄榄枝。葛利普稔熟欧美地质，而中国大陆于他而言还是一片处女地；这扇被丁文江打开的、通往遥远东方的大门，引出的是一条雾蒙蒙的、充满冒险和赌注的道路。葛利普教授和李四光教授同在北大改良课程、扩充设备，又新建了地质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术能力日益强健。
北大学子求索之心同葛利普教授的热情与激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局汇纳了，砥砺着军阀割据、日寇入侵，平行于无数的学生运动，二三十年代的地质教育事业仍然时有火花擦亮。葛利普全英文授课，每学期同时开设4到5门课程，每周是22到23学时，讲义无不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书均是其著作。襁褓中的中国地质学极度地缺乏师资，葛利普是北大唯一的古生物地层学教授，除了古生物学、地史、欧美地质比较学，还教授普通生物学，每周日下午又设公开演讲，理论“地球与生物之演化”等问题。北京大学地质系前后有19个年纪的学生听过他的课，其中有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22人，其中包括古生物学院士11人，中国著名古生物学者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健、黄汲清等都为葛先生的高足。
当时学生爱国运动层出不穷，他主动为课程被耽搁的进步学生补习功课。葛利普教授鼓励北大的青年：“不要老落在岛国日本后面！在你们的国家，你们是发展这门科学的先锋，它的发展取决于你们的工作，你们是否给正在建设的大厦增添经得起风雨的砖石？在你细心地铸造你的那块砖瓦时，不要忘记在你眼前不久将出现的那座宏伟的科学殿堂，真是你铸造的那块砖石形成了那殿堂永不磨灭的部分！将来在你们的国家里，科学的大厦一定会耸立起来！”学子得其知识，亦得其血性。
葛利普是一个固执的人，北大毕业生罗家伦曾回忆。民国初年，政府常常欠教授的薪水。有一回欠薪达半年之久，这让葛利普教授的生活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当时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出于对葛利普教授的同情和尊重，就聘请葛利普教授到清华大学地理系做专任教授，每月有高达六百元的薪水。但是葛利普教授只同意利用业余时间到清华大学兼课。他说，虽然北大欠了他几个月的薪水，但他不能因为北大穷了，就抛弃北大，转而到清华任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被关在东交民巷的日军集中营长达3年之久，饱受折磨，释放后不久即离开人世。他的骨灰最早葬在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地址馆前（沙滩旧址），1982年迁入现今的北大校园内。
“二十载它乡成故国，魂也依依”。这些来中国任教的外国学者，大都是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但他们做出来华决定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此后几十年的生活紧紧缠绕着中国的河山，此后的灯盏点亮在北京大学的屋檐；他们大约更不会想到，卸去浮生之羁绊与繁华后，是在青春旖旎、历史厚重的燕园，而不是在某个允诺天堂存在的教堂后长眠。
几位来自异域的学者在燕园的土地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不知他们在校园里相遇，是否会成为至交呢？
平日里墓葬总是给人以阴森恐怖的感觉，然而生老病死乃是人间常态，况他们又是这样可亲可敬的人，若把长眠于燕园土地上的他们想成守护者，生活在其间的我们心中便也多了一份温情与敬意。
燕南园59号，也就是出土明代吕乾斋和吕宇衡墓志石的地方，北大物理系主任褚圣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住在燕南园57号的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曾描写老人晚年的情况，从老人的发问中，我们依稀感受到园子里这种生命的轮回：
“我们的紧邻磁学专家褚圣麟教授年过九十，前几天在燕南园边上找不着路回家。当时细雨迷蒙，夜色已降，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跌跌撞撞的老人。幸而有学生往褚宅报信。老先生又不认得来接的人，问：‘你是谁？这是上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