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8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对胡适校长的言行很关注。他在学生集会上的讲话，我大多在场;他在北平的讲演、发表的文章、记者采访他的报道，我都注意看。他在北大的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位北大老同学多次建议我把胡适的这一段往事写出来。这是60多年前的事，细节记不清了，只能做粗略的回忆。

胡适

就任北大校长，阐述办学方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昆明西南联大即将结束，北京大学准备迁回北平复校。当时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的蒋梦麟已在1945年6月就任宋子文当院长的行政院的秘书长，不能继任北大校长。194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院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商议，请他接任蒋梦麟的职务，傅不答应。朱家骅向傅交了底，这是蒋介石的旨意，你不就任要径直向蒋奏明。傅即上书蒋介石，称自己患恶性高血压症已有五年，接任北大校长，恐误校务。他向蒋介石推荐，北大老教授都赞成任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一贯拥护统一，反对封建，虽与政府议论有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而情形比抗日前更为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多矣。蒋介石同意了傅斯年的意见。1945年9月初，国民政府颁令，同意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在美国未到任之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朱家骅连忙致电胡适：“主席及弟与北大同仁均认为北京大学校长非兄莫属，公意如此，务请俯允，复员在即。不及征求同意，在兄未返国前，孟真兄(傅斯年)虽抱病已久，答应暂行代理，特电奉告。请速驾临。”傅斯年和北大教授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贺麟等皆给胡适去电和写信表示欢迎，并建议胡适在美多聘请优秀学者担任北大教授，充实提高北大的教学队伍。胡适很快回电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表示接受任命，并向在美的饶毓泰、杨联升写信，请他们推荐著名学者到北大教学。饶与杨向胡适提供的名单有著名学者张文裕、彭恒武、马仕俊、张宗燧、汪敬熙、钱学森、马大猷、郭永怀、黄昆等，皆为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特别提出要请钱学森任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任电机系主任。胡适非常高兴，很快给钱学森写信聘任他为北大工学院院长。钱回信说：因为与加州理工学院的聘约未满，短期内不能回国就任。胡回信约定，请钱学森过几年回国就任。因为钱学森不能回国，胡适改请马大猷任北大工学院院长。

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之后，积极筹办北京大学的复员。1945年9月，他委任北大教授陈雪屏、郑天挺先行由昆明回北平，接收北大校产，维护修理北大校舍，为北大复校做好准备。

1937年8月，北平被日本占领之后，蒋梦麟校长把北大迁到长沙，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办临时大学。1938年迁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北平的北大校舍和图书、仪器，被北平的日伪政权占据，办了伪北京大学，招收学生上课。1945年9月在陈雪屏抵北平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指示他把日伪时期在北平建立的专科以上大学合并，成立了一个北平临时大学，集中在北京大学校址上课，学生经过学习考核后分到平津复员的院校学习，教职员集中办学习班，经过鉴别和审核，再决定是否录用。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非常反感，公开声明，凡在伪北京大学担任重职的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在北大任教”。他公开对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说：“北大在这个问题上有绝对自由，绝不聘请在伪北大的教授继续在北大任教，这是朱家骅、蒋梦麟、胡适和我的共同意见。”

傅斯年任代理校长之后，经常住在北平主持北大复校的工作，他说：“北大复校很复杂，在经费、人事方面，几个大学都同北大争。胡适学问比我深，但办事能力不如我，我要尽最大努力办下去，为北大复员打下一个好的条件。”

胡适在美因患心脏病，在美治疗延误了回国。1946年7月5日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南京会见蒋介石、朱家骅等人后，1946年7月29日乘机飞到北平，在机场受到李宗仁、萧一山和北大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等人的迎接，回平后住在红楼附近的东厂胡同北大宿舍内。

胡适到北平后，傅斯年连忙向他介绍复校的准备工作，不久，就召开了交接会。会上胡适对傅斯年代校长的复校筹备工作非常满意，倍加称赞，深表感激。傅斯年在8月初离平，赶赴四川李庄，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迂回南京的工作。

胡适上任校长之后，紧张筹办北大的开学工作。8月16日召开了北大第一次行政会议，在一个月之内，召开了16次，决定了北大的建制、各院系教授的聘请。行政会议一致同意把北大办成文、理、法、医、农、工六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宣布请汤用彤任文学院长，饶毓泰任理学院长，周炳琳任法学院长，马文昭任医学院长，俞大绂任农学院长，马大猷任工学院长，樊际昌任教务长(后为郑华炽)，陈雪屏任训导长(后为贺麟)，郑天挺任秘书长。不设副校长，聘邓广铭副教授为胡适的兼职秘书。当年北大行政机构简练，教授阵容很强。

胡适很重视尖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他积极筹划在北大成立原子物理研究所，曾经开了一个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马仕俊、袁家骝、吴大猷等九人，都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拟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他向国民政府要经费，国民政府不理睬，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要，该会拨了10万美金。他把这笔钱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来不及购买，北平就解放了，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在四院国会街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个礼堂是民国初年国会开会用的，容量在北平是最大的，北大师生2000多人出席，胡适穿长袍马褂主持会议，作了开学讲话，阐述他的办学方针和宏伟抱负。胡适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北大48年的历史，缅怀了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方针和业绩，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北大办成一个像样的一流大学，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大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学生要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