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李鸿宾，1960年生于吉林长春。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并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

今年是母校历史系建立的第105个年头，对于国外有长久历史的学校而言，100余年并不算什么，但是对我们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来讲，这样的年份如同耄耋老者，似乎悠久流长。谁都知道北京大学是维新变法的产物，这所学校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能在这所大学吸收其养料，分享其乐趣，感受其精神，领会其意念，是许许多多的青年才俊的旷世追求。

我本人是这其中的一个幸运者，于1979年考入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1983年本科毕业后又跟从王永兴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五代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至1986年毕业，之后我就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算起来离开母校18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支配我事业和人生的最重要的精神信念，就是在北大，特别是历史系7年生活的美好记忆，以及由这种记忆所形成的精神理念。这点毫不夸张，它确实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时刻激励、鞭策和鼓舞我自己。历史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方方面面，在这篇小文里，我只打算就自己比较熟悉，或有一些接触的老师谈谈感念和往事，以此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表达一个学生的敬意！

我的硕士指导老师是王永兴先生，记得上大学的第二年，我和张京华、曲爱国、白兴华几个学生就跟从他学习隋唐史。当时引起我兴趣的一是在图书馆有专门的研究室供我们学习，免去了一大早到图书馆抢占座位的烦恼；更重要的是有专门的先生指导学习，而且王先生对学生极端负责，机会难得，这样一直跟随王先生在图书馆的213和219房间学习，到研究生阶段仍旧如此，前后达6年之久。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后来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长远的，至今未大变。下面我主要就本科学习阶段遇到的老师作一些回忆。

张传玺老师（我们当时的习惯是老一辈如邓广铭、周一良、商鸿逵等称为先生，其他一般都称为老师，我这里仍旧保存了当时的称呼，显得更亲切）是我进入大学之后最早接触的老师之一，他负责教我们中国通史的秦汉部分。当时系里安排中国史每人讲一段，每个老师的特点都能展现出来，这对我们学生很有好处，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体会不同的风格。而中国史专业80级以后的古代史就归为两个老师完成，虽然老师讲得不错，但却失去了多样性，我觉得不如我们79级幸运。

这种多样性的好处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张老师说一口山东日照方音的普通话，十分有意思，而他为人也很风趣，讲课眉飞色舞，说到兴致之处，就在讲台上伴以动作，模仿课中涉及的人物，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上他的课感觉很轻松，所以每到中国史课的时候非常开心。接下来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讲课的祝总斌老师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他不善开玩笑，但为人谦逊和蔼，有君子风格，很喜欢与学生亲近，征询讲课的意见，热心解答同学们的问题。这些印象我至今难忘，某些情景似乎离昨天不远。后来我又选修了他开设的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当时他主要讲的是那个时期的宰相制度以及君相关系，后来形成了《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田余庆先生，他虽没有给我们上通史课，但是在我本科高年级的时候开设了魏晋门阀制度的专题课，我在读研究生阶段也曾选过田先生相关的课程。因我学习隋唐五代史，魏晋史对隋唐的影响直接而深远，所以我一般都选修魏晋南北朝史，田先生开设的课我都尽量选修。田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老师，他表情严肃，眉毛厚重，给人以威严之感，我们都不像与祝总斌老师那样随意接触他，事实上，田先生学问的深厚，我们当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听田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但这要付出代价：由于他研究的程度深，仅有本科的水平听起来比较吃力，我记得本科时他讲的许多问题虽然有意思，但似懂非懂，后来慢慢地有所领悟。不过，田先生的讲课和文章都像陈年老酒，得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品尝，才能尝到其中的味道。至今，他出版的几部作品我都曾认认真真地拜读过，对其基本理路应该说是不陌生的。

我从田先生和祝总斌老师那里学到的另一个治学的方法就是以讲课为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专著发表。这样的作品经过多年的磨合，特别是作者不断地修正和改订，质量相当高。而且像田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生命宗旨的研究，其作品的精深自不在话下。这样的治学精神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自己发表的第一部学术作品就是在这种精神影响下完成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张广达先生。他继祝总斌老师之后教我们隋唐五代史。显然，张先生即不同于祝老师，也不同于田先生，他的特点是脑子灵，外语好，接触国外的信息多，思想活跃，眼界开阔，颇有现代学者的气质，我觉得这是他最明显的特点。当时研究隋唐史的还有吴宗国老师，我上过他的隋唐史专题课，不过我同他的接触更多是在研究生阶段。吴老师属于谦谦君子那类，待人友善，很能体谅学生。

许大龄先生教通史中的明朝和清朝前期一段。许先生又是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师。他与祝老师一样谦逊和蔼，但他的风格则不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很投入，而且天真，这种天真没有造作之态，是他真情的流露，他时常陶醉在自己的叙说之中，如果听者能与他合拍互动，就会被他的讲述深深吸引。在课下，许先生对同学的问题是有问必答。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学去他家里拜访，许先生热情接待，对我们的问题详细而耐心地解释，甚至连同其他问题也一同叙述，说完之后则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一家之言，属胡说八道，只供你们参考而已。”历史系学生之间对许先生有个说法，即他对明史的材料，如文集、野史、笔记小说之类的文献材料谙熟于胸，他家里的文献著作也异常丰富。这点与社科院历史所的谢国祯先生很相似。谢先生也以史料见长，据说他家里收藏的有关明清的文献资料多得无法统计。当时有许多学者收藏资料丰富，但立论谨慎，不喜声张，有孔子的述而不作之风，这与我们今天的风气很不相同。今天学者们以著述丰富见长，著作等身已不是非分遐想，论文数百篇、著作十几部甚至数十部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给人的感觉是今天的作品多数不如上一代学者的质量高，尤其是那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的佳作。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完全述而不作也不是办法，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的承传除了教授弟子和学生之外，作品留后可能更加久远。

近代史的老师是张寄谦。她的风格则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位。这位张老师也是以学术为生命的拼搏者，她不苟言笑，我还真没见她笑过，大概只有在讲课中什么内容引起兴趣，偶尔之中展露笑意，但旋即既逝。听说张老师自己一人生活，抚养子女，想起来生活的担子是很大的，但她无所顾忌，一心一意扑在学术研究上，其敬业的精神，只要你同她见面就有所感觉。张老师的这种精神与田余庆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品性，在北大历史系中是普遍存在的，也是这个系的内在精神和气质。由于我没有其他学校历史系上学或进修的经历，不太清楚那些系的学风，然而大凡有学术影响的系科肯定具有良好的学术空气；相反，一般性或不大好的系科，其学风大概也不会很好。我在历史系学习的7年中，如果说受到的影响和熏陶表现在方方面面，但这种精神影响是最大的。

以上几位老师主要是教我们中国史的，现在我再谈谈教过我世界史的老师。

周怡天老师是我接触最早的一位。他教世界史的古代埃及和两河文明阶段，他给我的印象是讲课很自信，当时系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世界史参考资料，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史某些问题论述的小册子，用他的话说就是小本语录，他在讲课中老是说“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小本语录”，于是“小本语录”就成为79级中国史和80级世界史专业学生（我们与80级世界史学生同上大课）人人知晓的经典话语。

朱龙华老师以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明而著称。他的名气比较大，同学之间议论教师的时候，都说朱老师讲课讲得好，对古希腊和罗马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年纪似乎也大一些，反正我记得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了。他讲课的特点是投入，不过他投入的方式是背对着我们自我欣赏，偶尔转过身来，但马上又转回去了。

马克垚老师给我们讲世界中古史。马老师一副书生摸样，我记得他讲课的地点是在俄文楼，当时我们坐的是长条木凳，时间一长就很不舒服，所以特别希望早点下课，好舒缓舒缓身子。马老师讲课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一堂课中大概得说好几次，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还有一个印象是马老师说话的方式。他讲话软绵绵的，声音不大，因我坐在前几排，能够听清，后排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马老师的学问做得很深，为人很谦和，只是我们以中国史为中心，与世界史的老师接触较少。

杨立文和郑家馨两位老师（大概）教我们世界近现代史。杨老师可能是湖南人，但他普通话讲的很不错，声音洪亮，很能激励人心。虽然讲课的内容早已忘记，但他站在讲台上说话和打手势的形象仍如昨日。他可能属于讲课易激动型的，经常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与他对照的郑老师则温文尔雅，特别煞有介事，我这里用的是褒义，我觉得“煞有介事”这个词特别能表达我想说的意思。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他讲的非洲史中的南非部分，他很少情绪展露，更多的是娓娓道来，站在讲台上显得忙忙碌碌的。他给学生的印象是“有一颗同情心”，但在期末考试中想获得高分却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位张芝联先生，他以研究法国史著称，但他没有讲世界通史，我没有机会听他的讲课。不过张先生名气很大，而且外语好，尤精通法语。张先生好象出身书香门第，服装洋化，具有西学的风气，与历史系中国史出身的学者气质明显不同，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人们的衣着还相当朴素，张先生的穿着打扮与其他人比起来，显然洋化得多。我与他比较近的接触是有一次北大历史系接待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访学，当时邀请谢氏讲演，地点在临湖轩，谢氏的讲话由张广达先生翻译，张芝联先生也出席讲演会，遇到翻译的难点时，张芝联先生就会补充。后来在报上看到他获得法国方面授予的骑士勋章，是对他长期从事法国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表彰。

北大历史系的世界史在国内非常有名，其综合实力至少数一数二，但我学的是中国史，对世界史的了解很有限，直接听过课的老师都是教通史的，未曾听课或谋面的老师还很多，所以我在这方面的记忆有限。

说到母校历史系的教师，自然不能不讲到老一辈学者。我的导师王永兴先生也属于这一辈，除他之外，有邓广铭、周一良和商鸿逵等先生，后来吴小如先生从中文系调到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即现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这四位先生，我听过后二位的讲课。邓先生当时只给宋史专业的研究生上课，周先生大概也如此，但邓、周二先生名气大，影响远，尤其邓先生是历史系主任，我们经常在会议上看到他，听他讲话，也出席他的讲座，再加上同学们有关他和周先生的议论传说，所以邓、周先生对同学而言是如雷贯耳的。

邓先生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他像个纯粹的学者。他的相貌端庄挺拔，服饰庄重朴素，但又非常讲究，一水的中式服饰，头发输理整齐，一尘不染，给人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此先生非同一般。果然，邓先生是个很有个性的学者，我对这种个性的理解是他不媚世俗，以学业为终身诉求，追求学术达到忘我的境地。在我上学的时候，邓先生已经年逾七十，但他的心态依旧年轻气盛，特别表现在他所撰写的学术争论性文章中。我觉得邓先生学术上最具特性的就是这类文章，我读的最多的也在这里。他的文章不但字句优美，说理性强，最佳之处就是文章中蕴涵着某种气势，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霸气，但邓先生可不是那种与时代脱节的老先生。现在我还能记得他给历史系师生开设有关岳飞《满江红》是否伪作的情景。当时学术界对这首词的作者是否岳飞产生争论，不少学者怀疑岳飞有此能力。邓先生的观点是该词确为岳飞所作，他举了很多例证证明，我现在只记得他讲话的肯定语气，以及强化语气的手势。不论在他的文章里还是讲话中，邓先生都有一股激情，这是很难得的。

邓先生对历史系和中国中古史中心的发展起了重要而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很多人经常谈及的。对我们学生而言，邓先生以他的名望邀请了不少学者来历史系讲学，我知道的有国内的胡如雷、王利器、吴于谨、漆侠、谭其骧，香港的牟润孙和美国的刘子健等等。

与邓先生相比，周一良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学者：邓先生属于国内自己培养而成名的专家，周先生则是吃洋墨水成名的，他与张芝联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周先生后来到美国留学。他在给学生们讲话的时候说到“一二．九”运动时，自己当时正在美国上学，无缘参加。与他前后留学的有吴于谨、杨联升等，在当时的留学生之中，周先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深受名家学者如陈寅恪、胡适等人的赞赏。我们上学时他在历史系与邓先生资历最老，但他的风格有些洋化，与邓先生明显不同。周先生年纪较邓先生晚6年（邓先生1907年生人，周先生1913年生人），他继邓先生之后任历史系主任，这时候的周先生又恢复了以前的形象：穿着得体，讲话洪亮，逻辑严密，精力充沛，70多岁时仍旧骑着自行车。同学们看到周先生的神态和矫健的步伐，都感觉他的行为与年龄不相称，比实际年轻许多。

但周先生的经历却相当复杂和坎坷。说复杂是与其他老师相比而言的。周先生出身世家，经历新旧社会的对比，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他抛弃了过去的一切，投入到新时代的建设中，他受组织的调派，从魏晋南北朝史转到世界史，后来又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直到我们上学的时代才重新回归魏晋史的研究，这期间遇到种种的波折，于他而言似有被欺骗之感，我记得80年代之处，周先生正处于情绪低落之时，他的穿着也不讲究了，好像整天穿着一件大棉袄似的。后来随着周先生自己和其他人写的回忆录、纪念性文章的发表，他的内心世界和经历我们才逐渐得知，对那一段历史算是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商鸿逵先生比邓、周先生的年龄都大，他给我们上过清史的专题课，我现在清楚地记得他说满族贵族晚上睡觉时喜欢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把刀，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课上讲康熙，但是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资三四郎》，商先生特别能讲，而且特别喜欢与学生们交流，交谈时我们根本插不上话，只见他侃侃而谈，我特别喜欢他课下的闲聊，从中学到许多知识，之可惜商先生过早地去世了。那是1983年11月左右，商先生早晨下楼散步，不慎从楼梯滑落，送到北医三院后未能抢救过来。他的二公子商全是我们研究生的同班同学，他的话特别多，这点与商先生很相似。商先生去世后，商全就转到许大龄先生门下受业。

吴小如先生开设的《左传》选修课我参加了。吴先生特别有怀旧感，他更注意外表穿着，头发输理井井有条，裤线挺直，服饰与邓先生一样属传统中式；吴先生的情感也很中式，他在讲课中所谈的内容和语气，都让我联想到传统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形象。吴先生也是有家学的传统，他对此也很看重。说到这里，我想起张寄谦老师在编辑邵循正先生《素馨集》之后撰写的一篇文字里曾说过这样的话：像邵循正先生这样的学者有深厚的家学传统，本人又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好学，留学国外，受到良好的中西学术熏陶，他们的起点较之苦寒之士，显然具有优越的条件，他们的文化境界和学术水平，非一般学人所可企及。张老师既是描述事实，也发生无限感慨，只有深谙其境者才有如此之感叹！北大历史系中的周一良、张芝联、吴小如等先生大致都可以归属这类学者。

上述老师和先生是我曾经跟随学习、听过课的，也有几位听过讲座和系里会上所闻所见的，还有许多老师我不是很熟悉，交往很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前面说过，历史系的7年生活对我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各位老师和先生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以及在追寻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对我们这些学生产生了深厚而长久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品性对我而言，是促进我进步、激励我事业的动力。在今天的形势下，我觉得回忆和发扬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们自己如何工作，如何敬业，都有示范性作用。现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到处都在谈论学术研究的品德和规范，高等院校也多设计奔向国际一流的发展规划，这些都无可厚非，只要自己条件具备，都可以树立高水平的远大目标。然而今天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太急功近利，尤其是以行政尺度量化教学特别是学术研究，学者们整天陷入到琐碎或疾进的研究里，真正认真思考、读书或吸收养料的时间反倒所剩无几，与我在学的1979-1986年相比，现在的物质条件要好得多，但我们的学术研究太过功利化，对古代史而言，过去人们凭靠研究者自己的专长和兴趣进行研究的越来越少，像老师们当时做学问的那种情景似乎也少见了。所以我总的感觉是今天的学术成果成倍增加，但有真正学术意义和高质量的、经过潜心研磨的产品所占比例，似乎不算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回想起上学时期的各位老师的音容相貌，不仅有亲近感，也更值得回味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