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77年开始，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北大就与高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接下来一起看看这40年来，北大与高考的那些往事。

“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未能通过本次自主招生选拔。然而请你相信，这是一个无关乎成败的结果判定”。

“我们依然珍视你对北大的向往和热爱，在你的身上，依然有我们看重的执着和自信，而它比这次选拔的结果更能决定你的未来”。

2017年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公布自主招生初审结果的同时，给初审未通过的考生发出了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安抚信”。

文字内容一经发布，便在网络上引发热烈的反响。

许多媒体、家长和考生都赞扬，北大对自招落选考生的真诚态度和人文关怀令人动容。

在北大，面向高中毕业生的自主招生选拔已经探索了14年。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的40年里，这只是北大在高考招生工作的探索中一个阶段的缩影。

卌载春秋荏苒，北大与高考的故事，在时代改革的浪潮中，未完待续。

北京大学

回望1977：恢复高考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时近入学季，不少人担心高考招生工作来不及展开，索性决定，将当年的考试招生推至冬季；于是，便有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寒冬高考。

最终，这场暌违已久的高考开始于1977年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

招生考试由各省单独命题，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均为100分。

改变命运的机会倏然而至，“文革”十年积压下来的570多万青年男女踊跃报考，怀揣着希望，从车间工厂、田间地头和边塞军营，走进全国各省市的考场中。

虽然最终录取人数不足28万，但这一批青年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

最终，从高考中脱颖而出的19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1978级学生则于当年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而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则迎来了规模空前的两场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也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

1977年高考准考证

于是，1978年春天的未名湖畔，迎来了北大校史上最为特别的一届学生。

1977级这一批学生的年龄差距，几乎跨越了两代人。

中国语言文学系1977级校友黄子平曾回忆，1977级班主任张剑福召集的第一次班会上，全班济济一堂：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18岁，而最年长的已经31岁了。

这些同学中，有的还是青涩少年，有的刚为人父母，有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但是，他们却在命运罗盘的操控下于同一年进入了北大。

经历了“文革”十年教育的荒废和凋零，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无论年纪大小，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如梦一般的学习机会。

那时的北大校园，在未名湖边的石堤、图书馆前的草坪、教学楼旁、山坡树林，到处都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同学，他们赶往教室上课、赶往图书馆读书，“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像海绵一般汲取着知识。

中国语言文学系1977级校友岑献青至今仍记得，同宿舍的一位女生，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搬一张凳子在楼道里读书，读外语、背史料、看各类教科书。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孙玉石先生在书中回忆道，1980年他为学生们开设《中国新诗流派》的专题课，第一次去上课，一教的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外面还拥挤着许多学生无法进去，他请管理教室的工人把进门右侧大一点的教室打开，在走廊里等候的学生们马上蜂拥而至，把教室门上的玻璃都挤碎了。

经历“文革”十年的曲折混乱，终于拨云见日。

在北大校园里，不仅有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北大的教师们，也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始了教学的重建。

师生们经历患难后的重逢，格外让人珍惜。

教的人和学的人，都迸发出无与伦比的热情，师生间的关系和谐融洽。

岑献青至今还记得，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袁行霈先生上课时曾经很动情地对学生们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谢冕先生，在“文革”前是一位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文革”使北大的教学事业戛然而止，对他而言，恢复高考和1977级学生的到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惊喜。

中文系1980年（大三下）课程表

三年后的1981年，1977级的学生开始面临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决定在志愿报考留学研究生的人中间选派一批学生，于1982年陆续公派出国，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次向海外大规模选派留学生。

北大法律系1977级有7位同学幸运地通过了选拔，谢思敏就是其中的一员，被派往日本神户大学攻读国际私法专业的博士学位。教育部在大连设立日语培训部，为这一批公派日本的研究生进行语言强化培训。

这期间，谢思敏曾向法律系77级的同班同学、时任北大团委书记的李克强写信，交流赴日准备事宜，李克强在回信中勉励他：

“我们的老一代人去国离家，决不是为了捞个牌子，讨来学位，确实是为了寻求真理。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具备这样的素质，那就太可悲了”。

从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进行时

高考制度得到了恢复，但高考制度本身，并非一劳永逸。

从80年代到90年代，高考改革的脚步没有停歇。

由于恢复高考制度不久，这时还需亟待解决“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而考试内容的改革，既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其难点所在。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仍沿用了“文革”之前的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陷越来越明显，原有文化考试本身的科学性、公正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此，各省市的命题在“科目”和“题目”的形式上，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

例如，外语成绩从最初的以30%的比例计入总分，到1982年以70%的比例计入总分，再到1983年才确定按100%计入总分。

直到1992年，国家教委确立了一套“3+2”的高考方案，文科倾向的专业要求考语文、数学、历史、政治、外语，理科倾向的专业要求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

90年代末期，教育部又提出“3+X”的科目设置方案，即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高校再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所报的高校志愿，参加专业所确定科目的考试。

在这一段时间的高考改革中，文理分科或由偏科导致的中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现象曾引发激烈的讨论，教育部为此曾推出高中毕业会考等方案。

其时北大作为高校，在高考内容设置和命题上虽无较多话语权，但通过高考选拔出的佼佼者进入北大后，却在北大综合性的学科背景和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下得到了充分的滋养。

80年代的北大明信片

地球物理系1992级学生姚绍俊回忆，由于高中时期对大学学科无甚了解，进入北大才发现所学专业并不是自己理想的专业。但就在这一年，北大决定从各理科系挑选一批优秀学生进入学校专门举办的理学试验班，广泛学习数理化天地生等各方面的理学知识，并加强英语和计算机水平。

姚绍俊为之一振，全身心地投入准备理学试验班的选拔考试，并被幸运地录取。

除此之外，为了弥补中学理科学习所欠缺的人文素养，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他除了学习本系和理学试验班的课程外，还经常到图书馆阅读哲学、历史、文学、法律、管理等文科类书籍。

性格活跃的他，此后还担任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并成为北大校刊的记者，四年里与北大绝大多数的学生社团包括山鹰社、爱心社打过交道，写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和新闻。

1997年毕业后，理学出身的姚绍俊，进入了外交部工作。

姚绍俊至今仍记得，脱离中学的考试、学习，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进入北大后，自己才更加讶异于北大为学生提供的充分自由，既包括转专业、转系、辅修、双学位，还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工作。

中国语言文学系1995级文学专业的王润同样如此——入校第一年，她与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一样，被安排到昌平园学习，在时任北大戏剧社昌平园分社社长邵泽辉的鼓动下，王润加入了剧社。

1996年秋回到燕园，王润与邵泽辉一同成为北大剧社的骨干成员，并和剧社的其他同学一起，写剧本、排练、表演，先后排演了许多剧目，还一起选修《西方现代艺术史》等课程，一起听音乐会、看话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润回忆一次剧社伙伴在小南门外的饭馆聚会，大家喝酒吃菜，笑笑闹闹，撒贝宁举杯高喊“演戏演戏我们就是要演戏”，孔兵杰小声嘀咕“要问为什么就去查查《十万个为什么》”，王润则几杯酒下肚，不知为何抱着茶壶哭成泪人。

王润当时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批北大剧社的活跃成员中间，诞生了此后文艺领域的知名人士。

邵泽辉1999年从信息管理系毕业，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导演学硕士，后来成为知名话剧导演；而法律系毕业的撒贝宁，则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今日说法》，成为知名主持人。

从80年代到90年代，历经二十年的高考招生和探索，北大通过高考招收选拔的学生，却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在综合素质方面也展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或许，恰恰是这种活跃自由、兼容并包的气氛，为此后北大面向高考的自主招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开启自主招生改革大幕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建设“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此后，北大确立了自身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优势，在面向高考招生时，也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2003年，国家开始推行自主招生政策。这一年的春季，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部分高校开始进行自主选拔录取的改革试点工作，即在高考统一招生之外，每所高校拿出本科招生计划数的5%，作为自主选拔录取的份额。

而北大，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工作的高校之一。

此后，对于自主招生的工作，北大做了许多探索。

教育学院的研究员秦春华特别提到，在全国的高校中，北大最早借鉴香港的做法，在自主招生选拔中加入了面试，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让考生在小组面试中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自由的交流。这一模式，被全国其他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广泛借鉴。

在自主招生的初审阶段，综合素质考察是选拔的重要依据，2011年北大招生办公室曾向全国部分中学发放了《优秀中学生素质养成手册》，记录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想法，以此作为自主选拔录取材料审核的依据之一。实际上，《优秀中学生素质养成手册》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2012年自主招生考试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如今北大针对高考招生展开的“自主选拔”主要有四种方式：一种是针对学科特长的自主招生、一种是选拔成绩优异、素质全面学生的博雅计划，一种是针对农村学生的“筑梦计划”，一种是在浙江这个高考改革试点省份实行的“三位一体”招生。

秦春华认为，北大过去十几年对于自主招生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自主选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考招生的僵化问题。

一些考生平时成绩优异，综合素质突出，但高考时却可能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发挥失常；北大通过自主招生，选拔自己所认可的人才，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

秦春华仍记得，2011年，来自江苏一所知名中学的小天，成绩优异且素质全面，通过校长推荐进入北大，虽然在高考中并没有发挥出色，但在北大学习的四年里表现依然十分突出，毕业后如愿被美国排名前十的顶尖大学录取，继续攻读研究生。

北大和很多其他高校的追踪调查也表明，通过自主招生选拔而来的学生各方面表现优于高考录取的学生。

北大2017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学生讲述北大教育体验

如果说高考制度选拔的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那么以高校为主体的自主招生，能够更多体现出高校自身对人才的需求，体现一种应试之外的“人文精神”和“素质教育理念”。

正因如此，2017年春，北大招生办公室在公布自主招生初审结果的同时，也给初审未通过的考生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够完美：你正为你的梦想付出血汗和眼泪，而我们也正在不断打磨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与选拔机制——多维量才，多元选才，多渠纳才。”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实施意见》，表明将继续深入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北大选拔人才的理念与机制与此如出一辙。

在时代改革的滚滚浪潮中，北大与高考的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