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齐家庄。1913年，入读私塾，历时七年半。1920年秋，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1927年，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之后，曾在原籍中学教书。1931年，弃职赴京，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获得录取，入史学系就读。

吾师在省立师范学校，只读到四年级，即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未到毕业，即被开除。虽然，在乡下教了三、四年中学，但是要考上北京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吾师第一年报考北大失利，亦属情理之中。然而，吾师次年再次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竟然以高分被录取。此事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个奇迹。吾师在辅仁大学学习之余，还在准备来年的报考，一年之中，学业猛进，蓄势待发，一跃，果然即过龙门。或以为，吾师天姿聪颖，又肯吃苦，考取北大，势所必然。此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其实，吾师之所以在一年之后，能顺利地考入北大，是有贵人相助，此人就是当时早已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先生。

我是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当时，邓广铭先生担任系主任。因为仰慕先生的学问，后来，我就主要追随先生学习宋辽金元史。其后，又在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研究生。再后来，被免试录取为先生的博士生。在多年聆听先生教诲的过程中，吾师多次对我讲起，周作人对他的成长发展所给予的关键性帮助。

邓先生对我说：周作人先生是他离开家乡、到京城之后，所结识的第一个名人，所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最应该感激的第一个恩人。因为，如果没有周作人先生的辅导、指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考取北大。先生讲，当时分析自己第一次没有考取北大，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准备不足，放下教鞭，即来应考，没有系统地复习中学的功课；二是对北大试题的路子不了解。而且，当时并不像现在，有许多考大学的辅导书，也没有人把以往的高考试卷汇编成书供人参考。先生以为，系统复习，以备再考，可以自己努力；而要了解北大所出高考试题的路子，则必须向人请教。可是，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茫茫的人海，一个来自山东的乡下青年，该找谁去请教呢？思来想去，先生想到了周作人先生。

周作人，自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教授。到1932年，已经在北大执教15年，正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邓先生想，周作人先生对北京大学文科类如何出考试题，自然是比较熟悉。而且，还听说周作人先生与鲁迅先生一样，也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之人。于是，他就决定冒昧地去向周作人先生求教。

某日，邓先生怀揣忐忑之心敲开了周作人先生的宅门，向家人说明了来意。经禀报，获准面谒周作人先生。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贸然来访的年轻人。邓先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禀明了来访求教之意。周作人先生耐心地向他介绍了历年北大文科考试题目的概况，对其中的考试范围、出题类型、作答要领，一一作了说明。同时，还特别的强调，并嘱咐：答卷一定要用白话文。他告诉邓广铭，北大史学系主政者是胡适，那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北大多年的考试题中，往往会有古文今译的题。他希望邓先生能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为了帮助邓先生学习，周作人先生特意从自己的书柜里取出一本胡适亲自编写的古文今译的讲义，赠给了邓先生。

邓先生听了周作人先生的一席话，觉得茅塞顿开。对周先生所赠之书，更是如获至宝。回到辅仁，便如饥似渴地反复研读该书。经过数月的光景，对那本书里的内容，几乎全都可以背诵出来。邓先生记得，胡适所编的讲义里有一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令先生感到惊喜的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第二次考北大时，语文试卷中居然就有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译为白话文的一道题，而且是一道分值为30分的大题。先生告诉我，他在回答这道题时，是将胡适所译白话文，一字不差地抄写上去的。先生说，当时坐在考场里，心里就想，有这30分垫底，考取北大应该很有希望。当时的感觉，真是无似畅快。

这一年，邓先生果然考上了北大，而且是高分录取。常言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的两大幸事。邓先生之考取北大，当然是其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否则，他又怎能投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的门下呢？又怎能与北京大学结下六十余年的不解之缘呢？先生回首往事，每每念起周作人先生对他的栽培。遗憾的是，周作人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问题，政治上一直不顺。所以，邓广铭先生也一直不便将那一段值得纪念的往事书写出来，而且轻易不对人提起。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先生也已年过古稀，才对我这个他所信得过的弟子唠叨此事，以表达他对周作人先生的感恩之心。

邓广铭先生九十诞辰

现在，吾师邓广铭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十余年。先生对周作人先生常怀感恩之心，且终身不忘。为使这段往事不致湮灭，所以追记于此，以表吾师之心迹。先生之言，先生之行，令我仰慕不已。吾师施与我的大恩大德，弟子亦将铭记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