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星期是中国年，可是今年没听见到处剁肉做饽饽的声音了。白面粉买不到，连仅仅每年春节吃一趟肉的穷人都吃不起了，这就像美国人圣诞节只有碎麦可吃。更糟的是流行着白喉症。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控制了华北后，沦陷区的大学纷纷撤退到后方，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同组西南联大。主掌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决定留在北平，升了美国国旗，宣称这是美国机构，日军当时不愿得罪美国，不太敢进校园骚扰，这情形一直维持到1941年末英美卷入太平洋战争。
一群年迈的燕京大学校友去年四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个校友会；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同一天开了个“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研讨会。我以《洪业传》作者身份有幸被邀参加，听到夏晓虹等北大教授参与抢救燕大校友的口述历史，而北大领导应允设立一个燕大馆，纪念这曾替中国培育英才的国际学府，非常高兴。
我回美后向加州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提起此事，她披露她对燕大也深有感情，因为曾当燕大女部主任的桑美德（Margaret Bailey Speer）是她已故的挚友。我到网上一查，发现桑美德有些家书1994年出版了，书名是《如钢铁般坚韧》（Like Good Steel：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North China，1925-1943）。当时英美侨在中国的处境很特殊，她的家书披露了许多燕大沦陷后有趣的细节，节录如下，以饗读者。
桑美德，约1937年，Caroline Smith Rittenhouse提供
1938年10月29日：今天北京“庆祝”汉口和广州沦陷。大街建了凯旋门，电车挂满纸花，好比佛罗里达州的花车，日军在卡车上设了照相机拍摄游行，有军乐伴奏，来了辆系了彩带的敞蓬军车，上面坐了四位军官向路人微笑频频点头……平常若有军车经过，所有的车辆行人都需回避……有时长达数小时，有急事只好干着急……我们对沦陷区外面的消息很少……希望广州和汉口没有像南京去年十二月的情况那么恐怖。有的话我们还得等几个月后才知晓，因这里的报纸完全受日军控制……煤价是去年冬天的两倍……对穷人来说最严重的是缺乏高粱，高粱是这一带的主要农产品，是农民的主食，枝干可用来做燃料和篱笆。日军严禁种高粱，因高粱容易掩护游击队，逼迫农民种棉花，因棉花做军火有用而且可供应日本棉纱工厂……最令人愤愤不平的是搜身，行李在火车站和各城门都要翻开来检查，又从头到脚被他们乱摸……我们这些外侨虽然一般幸免，看了也只敢怒不敢言……六星期前一名彪形大汉搜完谢迪克（燕大教授Harold Shadick）确定他没带武器后，把手粗野地放到文国鼐（桑美德的室友Augusta Wagner）胸上，她厉声叱喝道：“你敢！”他才悻悻然让我们过去。
1938年11月13日：燕大毕业班的学生平常来自中国各地，三分之一来自中部和南部。今年的新生则差不多全都是华北的，只有百分之二不是……
1939年元旦：圣诞节晚上燕大教授的家向学生开放已经成了个传统……我们招待了165个学生吃茶、饼干和蛋糕……第二天最好玩了，临近几家人合起来请佣人吃饺子。今年有十五个小孩和十个大人。他们很喜欢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夫妇放映的电影，孩子们个别表演唱歌讲演，热呼呼的饺子一下便消失了。真巴不得有能力把临近所有饥饿的孩子都喂饱。我们在村里现有两个供应热粥的厨房……但四周穷得慌的人太多了。今冬取暖将是个大问题，煤价极贵……
1939年3月14日：最令人伤心的是去秋我们毕业班有个男生被抓去，数星期后放出来身心都崩溃了，一点犯错的证据都没有。幸好至今没有女生被抓，被抓去的几个男生也都释放了。
1939年5月7日：今年女院的（外籍）教员走了一半，余下的就必须负更多的责任，我希望聘到些年轻中国教员。陈芳芝还有两三个和她同龄的。
1930年代燕京大学女院教员。前排右起是：谢婉莹（冰心）、倪逢吉和桑美德。最后一排右起是文国鼐。布尔茅尔学院特殊文献部思陴尔家庭档案珍藏。
1939年11月23日：报纸和地下无线电传播都说美国在远东增添了军舰，在马尼拉停泊了四十辆潜水艇，此地的美国人和燕京大学的前途可想而知……日本人川流不息地来燕大参观，用评鉴的眼光目视一切……
1939年12月10日：全体师生同意圣诞前一个星期我们惯例的聚餐，将如同四周的难民一样吃小米稀饭配一点腌萝卜……高厚德（HowardGalt）夫妇来华四十年纪念日……蔡一谔（总务长）安排高先生坐着骡子，高太太坐着轿子，就像他们当年进通州城一样，把校工找来当乐队吹吹打打，让他们风风光光地穿越校园。
1940年2月11日：上星期是中国年，可是今年没听见到处剁肉做饽饽的声音了。白面粉买不到，连仅仅每年春节吃一趟肉的穷人都吃不起了，这就像美国人圣诞节只有碎麦可吃。更糟的是流行着白喉症。
1940年2月18日：通货膨胀是让大家最伤脑筋的问题。学校的财务和我们这些领美金的教士因美元升值还不至于影响太严重，对其他的人来说是场大灾难。任何食粮都愈来愈难买得到。
1940年6月20日：欧洲的消息每下愈况，挪威也投降了……参加每个小组会议回来我心情就更沉重，对校方的开销和教学缺乏方向很气馁。大家似乎都在谈论怎样把学校扩充让它更加显赫，而很少谈及学生的学业和品格。今年学生的素质差多了，但教员们似乎都没觉察到。美元涨成这样子让大家冲昏了头。
1940年9月12日：开学第一个星期，宿舍每个角落都被三百个女生塞得满满的。名单上的十四个候补人和她们的亲戚朋友整天在我办公室苦苦哀求。
1941年1月26日：我到库克旅行社查一查今年夏天能不能回家一趟，但认真想还是行不通。政局若仍不明朗我实在走不了，因若情势转坏我不应离开岗位，一走国务院不会让我再来中国。若情势转好，我们则应趁暑假加建一栋女生宿舍而我必须留此督工。除非事情演发展得不可收拾，我才可以回家，这岂是我愿见到的？
1941年2月16日：国务院又催促所有在华的美国人撤退回国，只让“身负要职的男人”留下……高后德夫人昨天走了……听说撤退船上连厕所都铺了床，有些孩子在理发椅上睡觉。留下来的外侨就耐人寻味了。有的巴不得找个好藉口马上离职回国；有的感到这完全是小题大做，而蔑视所有撤退了的怯夫；有的自以为是英雄，甘冒一切风险以继续享受他们舒适的房子和过惯了的生活。但这些究竟是少数。大多数外侨每天尽力做他们须做的事，对那么多人走了很伤感，也明白自己迟早要走，却存一丝希望想看到情势及时回转。如果协和医院和燕大这些机构关闭了，不但成千的员工会失业，还有成千依靠他们生活的佣人店员工厂工人也不堪设想。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损失就不必说了。
1941年3月23日：星期天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听起来仿佛我们的国家已在打仗，恐怕这是迟早的事吧，但难道我们目标是要消灭所有的德国人吗？北平仅有的英文报纸站在德、意、日轴心国立场说话，满纸是匿名的英国籍和德国籍的读者来信互相谩骂。英国人的倨傲连我们都看不惯，而德国人自以为是为存亡而战。
1941年7月8日（发自北戴河）：我和文国鼐、陈芳芝以及一位非常年轻的英文教师周国屏四人在此租了一栋房子住一个月……星期天礼拜堂只有平常一半的人，路上听到讲德语和瑞士话多于英语和中国话。最大的差别是小孩少多了。
1941年8月3日：星期天报纸宣布美国把日本在美国银行的款项冻结了，预料日本将以牙还牙……大家都尽量装乐观，手上有五块钱的话就和他人分享，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
1941年12月7日：这封信相信两个月内会达到你们手中，哈利孙总统号轮船在秦皇岛撤离北京和天津的美军陆战队，司徒雷登的秘书及数位平民跟着上船，觉得这可能是最后返美的机会了，她慷慨地应允我带此信回美国。……这星期来我们都在留心华盛顿和东京间的谈判……爸爸总教我们作最好的期望，作最坏的打算，然后随机应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行不通，因各种最坏的结局太多了……我们仍照常筹备圣诞节目，有些最起码的礼物，因银行户口被冻结兑换率又那么不利，大家只勉强够生活，没人有多余钱，但我们仍然准备十六人的圣诞餐，晚间把房子向学生开放，有圣诞表演、烛光礼拜以及主日学派对。
在日本侵略下，燕大难逃停校的命运。
桑美德写完这封信不到两天，日军便相继攻击夏威夷、香港与马来西亚，美国、英国都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燕大终于停校，不少师生被押入狱，除了红十字会偶尔代传信外，桑美德基本上和她在美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络。
据她后来的回忆说，起初日军对燕大的欧美教师相当客气，叫他们全搬入燕南园以便于管理，对那些教师而言，这让大家可以比较有效地共享有限的资源。有一天桑美德到行政大楼有事要和日军接洽，见蔡一谔示意她进入他的办公室内，原来总务室拐弯处有个大保险箱，蔡一谔低声道：“这里的东西都是教师们托校方保管的，日军不久就要来检查，你赶快把能拿的拿走。”桑美德把所有的手表和现金放在大衣袋子里若无其事地走回燕南园。手表都标了姓名，便物还其主；现金则请高厚德分给坐牢的中国教授的家人们。蔡一谔那天下午受日军毒打，因他们发现保险箱内有少量的子弹，是位外籍教授多年用来猎鸭的。
桑美德等英美教师受软禁一阵子后被送入集中营。她和文国鼐于1943年被遣送回国，两人在一家女校当校长与副校长。令她最欣慰的是她一手栽培的陈芳芝，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成了女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