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树围绕的静园五院，是现在北大中文系的所在地

当我想到青春，想到大学读书的日子，最珍贵的记忆都与诗有关。今天，我愿意像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青春》一诗中所写：“我的青春啊！———我不会回首呼唤。”而一旦回想起大学时代那些读诗写诗的日子，我心里却只怀着无尽的感激。这里所要写的，只是其中最令我难忘的一些记忆的片段。

一

大二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靠窗的公用的桌上，我发现搁着一册印制得很朴素的刊物，封面上印着两个黑字：倾向。这一期是两位已故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纪念专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两个名字，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当代的民间诗刊。

当我读到海子和骆一禾的诗，特别是海子那些短诗，我顿时被他的语言击中了。“阳光打在地上/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在疼/疼又怎样/阳光打在地上”———这些诗的涵义，当时未必理解，但那简洁而强劲的动词却无比生动地点亮了我的经验。我喜欢它的准确、锐利、硬朗。

对我来说，诗是从这一天开始，才真正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从这一册《倾向》，从海子这里，我知道了荷尔德林、兰波、布莱克、叶赛宁……并且去寻找和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位世界文学的老师。

也是大二那年初秋，我们五四文学社到了招新的时候，按照以往的惯例，每个社团要写一张海报，交代本社的光辉历史、目前状况、社团宗旨等等，贴到三角地。我们几个都觉得这一套年年如此，颇无趣，也隐隐觉得文学已只是少数人的追求，于是找来一张大开的白纸，只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愿来就来，自得其乐。下面两行小字：五四文学社招新。××楼×××室。看着白纸上尚有太多空白，社友冯永锋突发奇想，又踩了一个脚印上去，是恶作剧，倒也可以解读成“始于足下”的意思。然后三个人大笑着把它贴在三角地的广告栏里。

该来的还是会来，就在这一次招新里，91中文的胡续冬、王来雨、哲学系的刘国鹏等，都循着地址找来了。后来，我也是和他们，形成了更长久的诗歌写作上的交流。

二

对在北大写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每年一届的未名湖诗会。1993年春天，诗会的时间改为海子的忌日，刚刚开学不久，在宿舍楼前遇见已经接任五四文学社社长、正在忙着操持诗会事务的胡续冬，他催我，这次诗会你一定要拿出点东西来啊。而此时，对我来说，过去的作品已然作废，对海子诗歌短暂的模仿也让我感到此路不通，可是新型的诗却还没写出来。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沉浸在里尔克和艾略特的世界中，记了很多笔记，也积攒了一些主题、构思和意象，堆积在心里，想写而不得写。这一催，让我有了紧迫感。

三月中旬，有三天时间，除了午餐和晚餐，我都躲在三教五层的一间小教室里，不停地写和改，脑子里似乎只剩下那些词、句子、节奏和声音，终于写完了一首100多行的诗。这首诗，虽然在那一届诗会上获了奖，后来却觉得并不满意，也再没有拿出来过，但是，回想起在小教室里一个人昏天黑地地写诗的情形，至今仍然能体会到那种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感觉。

三

1992年秋，我们五四文学社的成员决定为刚刚弃世一年的诗人戈麦举办一个纪念性的活动。从海子、骆一禾到戈麦，他们的逝去作为一系列巨大的、仍然切近的事件，构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种无以回避的写作氛围,而戈麦诗中那种愤激的笔调和犀利的语言也似乎更切合我们当时的写作心境。

举办活动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从28楼沿着工行那条路往艺园方向走，快到澡堂时，忽然看到十几个男人走在前面，隐约能看到其中好几个人一头长发，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十几个人或高或矮，却似乎都穿着一身黑衣，一声不发地走着。他们走在一起，好像让夜色更黑了。那情形，令我不由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一群刀客。走了一段，快到艺园门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正是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诗人。在艺园三楼的一间活动室里，我第一次见到西川，他身材高大，声音宏亮，谈锋也极健，一头长发和满脸络腮胡使他看上去最具诗人气派。那一晚臧棣、清平、麦芒、西渡、紫地等应该也都在，但好像都很少说话，和他们结识并有更多交往已是后来的事了。

日久年深，那一晚具体有些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毫无印象了，后来时常会想起的倒是来时路上那一群沉默的黑衣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也逐渐地和我在北大刚开始习诗时感受到的整个文学与社会的氛围融在了一起。用西渡的话说，那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90年代，是80年代已经过去，而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开始的90年代，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着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也恰恰起始于这另一个90年代之中。

□冷霜 （北大中文系90级本科，2006年中文系博士毕业，师从洪子诚教授。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