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朱希祖生于晚清，留学日本，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大学，登上历史舞台。他一生经历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晚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作为历史学家， 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还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史学史”课程的教授。1944年，朱希祖病逝于重庆 。

他是章太炎门下弟子，被戏称为“西王”；他是“某籍某系”的北大教授，先后担任国文系、史学系主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任清史馆的协修，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他是声动民国的藏书大家，保存古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书香……

他就是历史学家朱希祖。他还因另一个身份而为南京市民所熟知——他与儿子朱偰是对南京地面文物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考古的学者，他们研究的对象，就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南京标志的六朝石刻。

留学日本期间，受业于章太炎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尚胥里上水村得月楼。1905年，希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当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

朱希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章太炎。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章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宣统二年有这样一条，赞赏朱希祖的史学功底：“逖先博览，能知条理。”这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是许多学者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的荣誉。

除上述几人外，先后从太炎先生听讲的浙江籍弟子还有马幼渔、沈兼士等多人，因为都是浙江籍，日后其中的精英人物又大多在北大国文系任教，这便是被陈西滢讥为“某籍某系”的来历。

1909年8月，朱希祖回国，应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沈钧儒之聘，为教员，讲文学史。此时，该校教员还有鲁迅、夏丏尊、许寿裳等人，皆为一时之选。1910年12月，朱希祖至嘉兴中学任教。

1912年3月20日，当担任浙江教育司司长的沈钧儒向他发出邀请信，朱希祖携带眷属，走马上任，当上了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91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国语读音统一会，朱希祖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们审核音素、采定字母时众说纷纭，久争不决。朱希祖独主张采古文篆籀经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凡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二，介母三，名为“注音字母”。代表们对此决议通过，因此，朱希祖名动京师，国立北京大学马上聘为预科教员，并兼清史馆协修。执教北大，参与创办北大史学系，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朱希祖的学海生涯，从北大开始。

北大“中兔子”，学界美髯公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的系主任。朱希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五四”前后的北大，北大有几位“卯字号”名教授。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林公铎。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生于光绪丁卯年（1867年）的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有意思的是，“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是无疾而终。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36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见了他都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

据《知堂回想录》，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

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朱家客厅，是一个“文艺沙龙”

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期，家中的座上客都是硕学通儒，座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朱希祖与清史馆的同人谈前朝旧事，北洋人物；与章门弟子论学问道，谈国故和新诗。朱家客厅就是一个“文艺沙龙”。

朱希祖的儿子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交游往来的人物》中，主要写到朱家作客的章门弟子。“来得最多的是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

1914年，章太炎软禁在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一权贵的遗产。黄侃与章太炎同住，朱希祖常来探望。章太炎与黄侃谈论时政，却不知章太炎宅中看门的、仆人、厨师，都是警察化装而成。他们向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汇报，吴强制黄侃离开钱粮胡同，并守住章太炎居所的门，杜绝宾客。章太炎愤而绝食。朱希祖为之奔走劝说，请章太炎的女儿来京相劝，在亲人和弟子的多方劝说下，开始进食。

大概这段时期，警察疏于监视时，章太炎到朱希祖家作客。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一文中回忆道：“章太炎先生是老前辈，在民国初年又是袁世凯注意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大出来。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弟子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来招待。”

陈独秀也是朱希祖家中的客人。“父亲请他上座，谈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

执教中大，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1931年，日本军人发动沈阳事变，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

1934年朱希祖开始执教中央大学。此时，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急。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朱氏父子、滕固的等人联手调查六朝陵墓，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东至丹阳经山，南至江宁秣陵，东南至句容淳化，北至长江。举凡史乘记载，野老传闻，无不按图索骥，遍加访问。他们是对南京地面文物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考古的，发现了齐宣帝永安陵、齐高帝秦安陵、齐武帝景安陵等13处六朝古墓。他们共实地调查14次，直到第5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才加入。

抗日战争既起， 朱希祖尝论“借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他深知“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

1944年，朱希祖病逝重庆。政界学界要人纷纷撰写挽联，其中多人将朱希祖与南明史研究联系起来。

史学家，也是藏书家

朱希祖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朱希祖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25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房或藏书楼。朱希祖的书房名为“郦亭”。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的760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运送到安徽宣城，暂存车站库房。

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

而在北京，因为周作人的关照，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也有惊无险地得以妥善保存。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