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刚刚参加工作，在江南一个完全陌生连口音我都不大了然的环境里，有一个很好学的读书人问我：“哦，北大的，季羡林，知道么——？”

当时不更事，我还并不知道这属于一种荣誉，他们没有问北大党委书记，没有问人大调来扶正的北大校长，而是问我季羡林。可见季老的知名度是可以冲击一下官本位思维的。

我确是见过季老很多面，但仅仅是见面而已。我在北大读本科时他还硬朗，每天8点准时出现在当时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静静地读书。有些稍微熟悉他的，给他鞠个躬，或者相互微笑一下。季老也微笑一下，大家接着读书，静静地。季老并不知道我是谁，我记不得是不是给他鞠过躬了，反正季老的生物钟是大家熟知的，老头4点半像定点的弹簧一样起床，8点已经坐在图书馆里。他说他几十年如一日。

我对季老的另两个印象，源于两次讲座。一次是在大讲堂举办的讲座上，当时“北大五老”五魁星聚首，主持人让他们寄语听众，季老被先点了名，而他赶忙站起来摆摆手，他说比起邓先生（广铭，1907—1998）和张先生（岱年，1909—2004），我还是小弟弟，我们按照年龄秩序来讲吧。至于他们讲了些什么，我也完全不记得了。

又一次讲座在民主楼，大概时值1993或1994年这个样子，季先生八十二三岁。这次讲座的主办者居然忘记了音响，为了让满满登登的会议室的诸位听众能够听到季老的声音，主办人不得不临时出去借设备，把季老晾着很长时间，季老一直是站着的，他对前排的人说：大家看过鲁迅《示众》没有？我就是在“示众”。

2003年，我硕士毕业后从事出版工作，便和导师聊天时开玩笑说，是不是可以请季羡林写本养生的书？我导师说，季老已经住进医院了。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解放军301医院，直到2009年7月11日驾鹤西去。

季老是名人，关于他的是是非非也就少不了，有人把他和林庚（1910—2006）比，有人把他和金克木（1912—2000）比。林庚，长季羡林一岁，不像季羡林有很艰苦的出身，作为林宰平先生的公子，有家学的人，他和季先生是清华的同学，老朋友了，当时和吴组缃、李长之有四剑客之谑。林先生文革期间曾经被上峰点名为庾信小赋作注，后有晚辈小子苛论此为白圭之玷，梁效解散后林先生再也没有和政治沾过边，晚年几乎成为一代大隐。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林先生。而金先生生前，我到有缘到他家拜望过。

当时金先生已经老干咳着，说：“做不动了，做不动了，我要死了。”而相熟的老师告诉我，金先生这么说很多年了，他还可以活很多年，写很多文章。那时国学也有回暖的迹象，在北大校园内挺热闹的。我问过金先生什么意见。他说：“国学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会国学在北大？我认为现在可能就是周祖谟（1914—1995）搞的算国学吧。”否定了国学和北大莫须有的姻缘以后，记不得金先生因为什么提起季羡林，他说：“季羡林懂那么多外语，谁不佩服？”他当然不会认为季羡林的学问是国学。今天想来，我们不可以以个人好恶来把先贤们的合与不合处随意取材，妄加小鸡心肠的断语。

再次和季老的因缘是有幸做了一回他散文百篇的责编。我认为散文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本书应该有个主题。季老散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自叙性文字，于是我首先想起把他的回忆性文字辑录在一起，把老舍的小说名抄袭过来：《这一辈子》。这本书第一版中有一篇文字是后来插进的，颇多错误，这让我不仅对不起读者，也羞于见季老了。至于百篇散文中其余部分怎么个撮合法，大家议议停停，直到惊悉季老辞世，赶紧把他忆人的文字组合成《我的先生朋友们》，把他游记性的文字组合成《行走天下》。然后我尽快修订了一下《这一辈子》，谨以此三种书缅怀我的衣食父母——季羡林先生。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季羡林，学问如我者没有资格棒杀他，也应该秉着良心别捧杀他。我希望我责编的三本季老的散文能让一个“皆大欢喜”的季羡林印在读者心里。季老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说，悲凉是北大燕园又少了一道标志性风景，就像那三角地和柿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