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1827年－1909年），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清咸丰年间状元。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 1898年7月3日，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被命为京师大学堂创立后的首位管学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 孙家鼐议变法，主张学习欧美、同时维护纲常礼教、固有体制。后来注重实学，开展教育改革。 其著作多毁于义和团期间，仅少量奏稿幸存，有《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

创办一所大学，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并非难事，而对于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来说，却是举步维艰。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官书局大臣的身份奉命主持创办新型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这使他主张的“开明智、办实业、兴学堂”之抱负，有了施展的机会。为办好学校，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业业为学校立宗旨，定条例，强管理，务实效，延名师，切实用，积极筹划，确定办学的大政方针。

孙家鼐提出的京师大学堂筹办计划，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同，但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刚毅等守旧大臣，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由，主张缓办，使筹办工作被束之高阁。1897年春，翰林院编修熊亦奇在给孙家鼐的信中颇为无奈地写道：“京师办学堂，小试无益，大办又不能，协商了许多次，也没有结果，不得不耐心等待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提出维新。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经慈禧太后的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

《明定国是诏》不过400多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就这样，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被晚清政府正式立项。

但晚清政府是只打雷不下雨，诏书已下达半月，却不见总署大臣们的任何动作，创建京师大学堂几乎又成为一纸空谈。光绪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这时，那些昏晕年迈的总署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向鼓吹变法的康梁求救。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的大学章程，起草章程。梁启超吸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

7月3日，总署上报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光绪帝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由于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所以，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创建京师大学堂，孙家鼐立了开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