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园坐落于北大东门外，也被人们称为‘东大地’，在全国‘院系调整’之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由东城沙滩迁至西郊燕大原址，燕东园主人也都‘摇身一变’成了北大人。燕东园在燕大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同样是教授们的住所。这个别墅小区由东、西两个大院组成，但不知何故，却被起名为东小院和西小院，一座小巧别致的可通汽车的水泥桥将两小院连接在一起。燕东园仅在西小院设大门，出大门便有小路直通北大校园，大门口建有传达室，当时里面安放了全园唯一的一部电话，为所有的住家公用。每个小院均为一个占地很大的方形区域，由10几栋美式小洋楼围合而成，其中心区域也很宽阔，被称为操场，东操场:被设计为运动场，安放了秋千，荡木等较大的运动设施，西操场: 整是个大草坪，在其东边，南、北两角各有一粗大的参天大杨树，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燕东园的主路是仅供步行的水泥小路，操场周边也都有水泥小路环绕，而操场四周便是一座座小洋楼，每座小洋楼的大门都朝向操场，人们出行，散步，锻炼都很方便。
燕东园的别墅小楼均为灰色，边墙用灰砖砌成，屋顶用青石片铺盖，美式小楼的楼型各不相同，有平房也有二层楼房，平房只住一户人家，而楼房住两户，一层一户，各户都有独立出口互不影响。小楼一般每层有三至五个睡房，在一楼还有一套独立进出的佣人房，最小的一栋单层也有150平米。这些小楼应与燕京大学同日而生，到1952年时，也有四十余年的房龄了，由于建筑时用得是优质好料，小楼仍然非常坚固。其常用设备设计精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厨灶热水系统，当时北京烧菜、取暖多用煤球，这个系统是为烧煤球所设计的，厨灶很大，上方有烟筒直通屋外，自然抽风，火力很猛，灶的下方设烤箱，灶内炉膛很大，并装有一铁质椭圆型水包，用火烧菜时，炉膛内的大火也会同时将水包内的水烧热，热水被引入立于灶旁的圆柱形热水储存器，再输入热水管道，就能用热水洗手，洗澡了！现在想来，这套系统应该非常适合在我国农村多媒地区推广使用呢！在地下室装了烧煤块的取暖锅炉，实现了小楼的独立取暖。厨房内，置有一个不用电的冰箱，是个名副其实的保冷箱，怎样制冷呢？也很简单，去黄庄的天然冰窖，买块大冰，放入这冰箱的冻室，效果比现在的电冰箱还好呢！没有空调，人们还是如法炮制，请人送个巨大的冰块来，置于大铁盆内，放在楼内的过道，将所有房间的门打开，不一会儿，整个一层楼的温度就降下来了！
小楼内，室内装修古朴典雅，客厅均建有壁炉，因买不到木炭，壁炉一般闲置不用，但在壁炉上方的平台上放些像片，盆花之类的饰物，便会给人以非常温馨的感觉，也算是壁炉的一个妙用吧！室内装修所用的木料，无论是地板，楼梯，还是窗台，窗框均使用从美国运来的红松，其木纹清晰、漂亮，颜色暗红，薄薄地照上一层透明的清漆，便很美观。
小楼外，有一小一大两个院子，小院子是侧院，傍楼而建，和小楼的后门相通，周边是用灰砖砌成的一人高的镂空花墙，前、后边墙上，各有一个用砖砌成的中式圆形门洞，小院既是小孩子们在户外玩耍之地，也是一家人小歇的地方，其前面的圆门与楼外的小路相连，走出后面的圆门，在青砖小路的引领下，便进入了楼后的大院子。后院是很大草坪，占地有二、三亩，种满了嫩绿的小草，小草像山羊胡子那样细，被孩子们称为‘羊胡子草’。草坪的周边是排修剪整齐半人高的小松墙，既实用又好看。家家的草坪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树，40号婀娜多姿的桃树，我家大黄伞样的银杏，38号绿荫如盖的槐树，37号高大笔直的榆树，各有千秋。绿树成荫时，树枝上老家贼：叽叽、啾啾、喳喳的嬉戏声，杜鹃儿：布谷、布谷、‘光棍好苦’的说唱声，啄木鸟：当、当、当的敲木声，不绝于耳。鲜花盛开时，后院小路旁：五颜六色的花在那嫩绿的小草儿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艳丽，花丛内：色彩缤纷的蝴蝶在翩翩起舞，草坪上：小孩儿们、小猫儿们在追逐玩耍，美奂美仑。
50年代的中国，住房一般是由政府按职务级别分配的，如部长就会被安排在部长楼住。教授也有级别，其中正教授就有一、二、三级之分，虽说工资有所不同，但住房却并未按级别分配，在燕东园里甚至会有副教授住进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当年教授定级时，采用的是自报公议办法，而在执行时则基本上以自报来定级，教授自报一级便是一级教授了，其实一、二、三级教授在学问上，并无太大的差距！也许是为了公平，学校在教授们的住房上，并未严格按级别来分配。
这些小燕园均用作北大的教师住宅，其中以燕南园和燕东园最为著名，燕南园主要居住着校领导和一些国宝级教授，我家所在的燕东园的主人们多为北大各系的系主任和一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有些名气的教授们，我家住在39号下层，楼上是无线电系杜连跃，住40号是计算机系徐献瑜，38号是生物系张景钺，37号是中文系杨晦，他们都曾任系一级的领导。
在美如仙境的燕东园里生活的大都是誉满中国的名教授，名科学家。但在我、一个燕东园小儿的心目中，他们只是我可敬可亲的伯伯、伯母，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有趣，几十年后仍让我记忆犹新。
39号：我家曾在这里久居，父亲（编者注：指樊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是个‘书呆子’，读书、写文章是他最大的爱好，他所研究的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似乎有些深奥，花费了他毕生的精力。
过去没有电脑，也没有涂改纸液，文章要写在稿纸上，做文字修改时很不方便，父亲发明了剪贴修补法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很简单，把稿纸上错误的地方剪下去，正确的写好贴上来，几十年来他一直这样做，是个制作‘百衲’稿件的高手，我背地笑他是‘裱匠’。
父亲年轻时患过一场大病，所以很注重身体保养，每天清晨，都在门口的松树下，练剑，打太极拳，蓝天白云，古树青松，这一难忘的场景，仍不时在我的梦境中涌现。父亲也相信偏方，不知从何处听说，打鸡血对身体大有好处，便隔三差五地抱着个大母鸡往校医院跑，抽出鸡血再注射到体内，坚持了一年有余。后又改信喝凉水，一日8大瓶，咕嘟、咕嘟地往胃里灌，或许还真见了效，他虽没能万寿无疆，却也高寿88岁。
39号：无线电系杜连跃教授一家曾住在这里，1955年左右, 一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教授们，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的科研条件、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杜伯伯也在其中。他回来后，在无线电系担任系主任。国家曾计划专门为他建立一个水声学试验室，足以看出他所从事的研究之重要。
杜伯伯对燕东园有着‘巨大’的贡献: 他家拥有着全燕东园的唯一的一台苏制记录牌14寸黑白电视机！他是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伯伯，欢迎大家到家里来玩。在很长的一段时日里，每到周末，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抱着小板凳、拎着小马扎，来到杜家，挤进那不大的电视间，看球赛，看电影，看话剧……, 杜伯伯家这台电视机给全园的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38号：住是生物系张景钺、崔芝兰夫妇，在燕东园很有些名气，因为二人都是一级教授，无一家能及，像我家只有老爸一个教授，还只是二级。张景钺夫人去世较早，后来他又得了病走路需要搀扶，双脚蹭地而行，从我家到他家仅二十米，他要走七八分钟，看了让人好难过。他家后院的一棵倒掉的大树，为燕东园的蟋蟀事业立下汗马功劳，邻居贝贝在这大树根内抓到了个近一寸长的蟋蟀‘大八厘’，让我们这些蟋蟀小玩家高兴了好多天。
37号：是中文系杨晦教授家，走进杨家扑面而来的就是那幽幽的书香，在他家，房间里过道内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古书，真乃书香之家也。杨伯伯名声赫赫，青年时参加五四运动，亲手烧掉了卖国贼曹汝霖的赵家楼，为国人扬眉吐气！他身体不太好，曾患肺病，在园内很少见到他。
杨家院子里的那几颗大榆树拯救了很多生灵，‘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一家人能吃上饱饭，在我家，父母均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待到大榆树开了花，有了可以用来充饥的‘榆树钱儿’，人们争相用加长的竹竿来打，榆树太高，‘榆树钱儿’又小，不好摘，只能用竹竿拍打下来。面粉里掺些‘榆树钱儿’，蒸出的发糕很有些苦，不好吃！每天饥肠辘辘的我可也真吃了不少！
36号：赵以炳是生物系一级教授，在文化革命中，因一张照片，被毒打，批斗，吃尽力苦头。抗日战争时，他在国民党的军事医学院–中正医学院教书，被授少将军衔，并存照为证。本是抗日将军，应受嘉奖。但在文革抄家时，搜出了这张照片，于是，这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被当场抓获。经历了多年折磨，他才被放回家，但已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他想通过慢跑，来增强体质。于是在燕东园西操场旁的小路上出现个子高高的怪跑侠，只见他带着个大口罩，（我猜带口罩是为了防止吸入粉尘）似跑非跑，似走非走，大步流星飞快前行，我们一群孩子，尾随其后，试图和这个怪跑大侠一争高下，谁承想连跟都跟不上！我猜这大侠的怪跑，正是他在抗日战场上练就的部队急行军的步伐。赵伯伯于1987年逝世，仅得77岁。
40号：徐献瑜伯伯是中国计算机界的元老，堪称鼻祖。徐伯伯还是个围棋高手，在北大所向披靡，唯一的对手竟是他的二儿徐浩，95岁时仍能和徐浩对弈。徐伯母是个钢琴教育家，做为她家的邻居，我在自家小院里，就常能欣赏到她美妙的钢琴声，徐伯母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也是我们燕东园公认的第一美夫人。徐家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都在北京名校101中读书。徐家的厨师老赵，会烤香甜可口的美式点心，每次徐伯母都会吩咐老赵多作一些，分给各家品尝，礼尚往来，细雨温馨，老赵的点心实在是太好吃了，令人‘三月不知肉味’。
41号： 最初住的是何其芳，193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是老资格的党内诗人、文学家。当时好像是在哲学系任职，他的大儿子何凯歌很是淘气，没一天按时回家吃晚饭，总要他老爸叫！夏天的傍晚，当各家飘出诱人的菜香时，白白胖胖的、大大咧咧地何其芳，穿个大背心，手里拿个大蒲扇，迈着八字脚，操着一口四川音，满燕东园叫着：“何凯歌，吃饭了！”他走路多像爱斗蟋蟀的济公哟，淘气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一摇一摆，乐不可支。
41号：1957年董铁宝、梅镇安教授夫妇，搬入41号，董教授非常爱国，交大刚毕业便随缅甸远征军入缅建桥修路，参加抗日。留美深造之后，又与夫人，携三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这样一个精忠报国之人，在文革中被批斗、关押、视为美国特务，最后含冤而逝。
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位天才的科学家，精通理、工两类科学的全才，是北大理科教授中的姣姣者！这位北大数力系教授，同时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计算所，工程力学所任顾问，参与了许多国家规划的制定，贡献良多。有趣的是，他竟还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欣赏家，在他家的床下，珍藏着许多名家唱片，有些连中央音乐学院都没有！一日，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老志诚教授，听说董教授家藏有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唱片集，欣喜若狂，很想借去一听，但被董伯母拒绝了，因为这是董伯伯生前的最爱，董伯母曾忆及当年，取道巴黎回中国，到巴黎后，一下飞机董伯伯就直奔巴黎大剧院，去听音乐会了，足以见得他对音乐的痴迷。当时老志诚教授很少有机会听到德彪西的钢琴曲，他没借到唱片却并不灰心，没过几天瘦小的老先生，居然自己提着个足有50斤重的德国大录音机，一步一歇地来到燕东园，董伯母不好再拒绝，老先生录下了久违的德彪西，满意而归。
42 号：住的是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教授家，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朝阳大学的毕业生，很早便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任司法处长，而陈守一夫人胡冰，解放后任海淀法院的副院长，全家都是老革命。这在大知识份子成群的燕东园，可谓独树一帜，陈守一一家很受大家的尊敬。但在文革中陈伯伯也未能幸免，被开除了党籍。平反后，他参加了在中国重新立法的许多工作，贡献巨大。
31 号：住的是校医院杨院长，杨伯伯实在是太胖了，他走路时躬着腰，两个大大的下巴垂在胸前，我们小孩儿送给他一个不恭的绰号“杨大胖子”。他虽然胖，但做手术可真有两下子，开阑尾较为常见，在当时的手术里属中等难度，杨大夫做一例好一例在北大很有名气，据说凡是由他做的手术，一看手术床单就知道，因为上面的血痕位置几乎永远一致。杨伯母是燕东园的园长，园里一些琐碎的事情，象扫马路，剪松墙她全安排的井井有条。她也是我们小孩们的最敬爱的伯母，因为，每年一次，她会亲手调制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送给全燕东园的小孩子们，让大家吃个够。
31号：我国著名的地磁地震专家、地球物理系王子昌教授住在这里，王教授经常出差，最常去的是河北邢台，当时我国最好的地震观测台就在此地。王伯伯热爱物理教学工作，系里最重要的基础课《普通物理》就是由他亲执教鞭的。他待人和蔼可亲，酷爱下中国象棋，我曾有幸和他对弈多次，但从未赢过。77年王伯伯不幸在上海因手术意外逝世，谷牧副总理代表国务院特地到他家致哀。
32号：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是我最佩服的教授，上中学后，我迷上了小说，特别喜欢读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多夫，包法利夫人，娜娜……等等, 足读了五六十部, 心中总有一个疑问, 燕东园西语系、中文系的教授们都在干什么呢？怎么不见他们的小说或译著呢？直到一天看到了《高老头》, 译者大名：高名凯，再一查高伯伯翻译的小说竟有十几部，我对高伯伯顿生敬意！认为他是北大最有学问的文学教授。
60年代初，高伯伯的夫人陈幼兰因严重的皮肤病过世，2年后高伯伯再娶陈岱孙表妹为妻，她40多岁了但风韵犹存仍很漂亮，遗憾地是这位女子不懂得照顾高伯伯的生活。一天，我和母亲在园内遛弯，遇见了高家的老阿姨宋嫂，宋嫂对母亲说：“张老师，高先生又住医院了，夫人成天让高先生陪她玩，打桥牌通宵达旦，整宿、整宿地不睡觉，这样下去，非把高先生的身体拖垮了不可！” 不幸的事真地发生了，一年后，由于过度劳累，高伯伯的肝病复发不治，逝世时年仅54岁。
33号：住着历史学家杨人楩教授，杨伯伯是燕东园里最不像教授的教授，他剃得是个平头，头发朝天上茈着，平易近人，一点儿教授的‘架子’都没有。我还记得，有次在路上遇见，他对我说：樊平我认识你爸，意思是和我爸相熟。他们还真是很熟，同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并肩参加反蒋民主运动，又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同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的学生周清澍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有人揭发，当九三学社应邀参加新政协时，他（杨人楩教授）不同意九三学社头上由另一个党来领导，宁愿舍弃政协委员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辩解说：九三的发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个人。批判者当即反驳：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产党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曾问父亲为何退出‘九三’学社。父亲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革命胜利了，国家认为‘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有功，邀请民主党派参与治理国家，安排了一些政府的领导职位给‘九三’学社的中坚分子，许德珩就是在此时获任水产部长的。但父亲认为参加‘九三’学社的初衷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当官，况且自己一个读书人，即便是去做官，也是做不好的！便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杨人楩教授也退出了‘九三’学社，放弃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专心从事教学工作。至于父亲最终还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他是教育界的代表，并不代表‘九三’学社。
35号严仁赓教授与夫人叶逸芬都在经济系工作，严仁赓曾任北大教务长，后到经济系任教。严伯伯、严伯母二人均出自名门，严伯伯的祖父正是大名鼎鼎的严修，而严伯母的祖父是中日甲午海战中“靖远号”军舰管带（舰长）叶祖珪的孙女。二人在燕东园里口碑甚好，膝下无子，抱养一女、名严小琳，视为己出，还自费将女儿送往国外深造，小琳是燕东园内最早留学美国的教授子弟。好人自有好报，严仁赓夫妇均得寿近百岁。
34号：邢其毅化学系教授，邢伯伯是我父亲的好友，文化革命后期，虽然父亲党籍问题仍未解决，但邢伯伯隔三叉五地到我家来和父亲聊天，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1946年邢伯伯和父亲同时到北大任教，一起参加了反蒋民主运动，互相是很了解的。文革中，看见父亲挨斗被打、开除党籍，他很为父亲不平。在北大生活的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有一些教授被人们推崇为名教授，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是学术带头人，邢伯伯和父亲在北大都有些名气，也都曾任北大校务委员，两人能成为好友，颇有一点儿猩猩相惜的味道。
现在坊间认为，他是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的学术负责人之一，实际上邢伯伯是参加了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的具体工作的，他曾对我父亲说，他的工作是，为项目里所有的试验数据把关！
29号：副校长翦伯赞住在这里，翦教授在文革前，是燕东园里最‘牛’的教授，全园只有他家有辆私人高级别克轿车，国务院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司机，但就是这辆轿车，替翦教授把园子里的住户全给得罪了！
此轿车曾犯有大罪，把我5岁的小外甥轧在轮下，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翦老换了辆车去了别处，连医院都没去！园子里很多人，认为他缺乏人性。
此轿车较大，出行时，把园内不宽的小路塞得满满的，行人连站得地方都没有，到处乱躲。教授们，小孩子们都对翦老的车很有意见，但翦老似乎一点都未察觉，每天照样乘车出行。
他这个人大常委在燕东园实在是缺乏民意，文革中，红卫兵们在他家门外揪斗他时，有一些园内不明真相的居民参加，跟着瞎喊‘打倒翦伯赞！’ 我老妈和邻居杜伯母都在其中，翦老看见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26号；住着哲学系教授洪谦，一眼看上去瘦瘦的、高高的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是文革中我家的近邻。在北大有一些教授是专门做理论研究的怪才。周培源：全世界仅有十二个科学家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周培源是其中之一。洪谦：维也纳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樊弘：最早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批判者。他们的学术造诣，非一般学者能及。洪伯伯温文尔雅也很健谈，我曾有幸邀请洪伯伯到我家小坐，聊天之中，他慢声细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早年周恩来在德国宣传革命时，他全程陪同，是周恩来的德文翻译。我才知道洪伯伯在年轻时，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革命青年！
25号：马坚，东语系教授，回教圣书‘可兰经’的译者，曾任毛泽东的阿拉伯语翻译，他在阿拉伯国家教中学多年。在文革时，我们两家同住一楼，经常向马伯伯提问：
“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马伯伯：“猪吃得东西往往很不干净，猪肉内会含有毒素，对人体不好！牛是吃草长大的很干净，人吃牛肉最好！你应该像我们回民学习，不吃猪肉，吃牛肉。”
“阿拉伯人为什么都爱穿白色筒袍？”马伯伯和我开玩笑：“穿袍凉快，解手时也比裤子来得方便，一蹲就好了！”
马伯伯性格倔强，文革中，东语系的红卫兵要去外地串联，来找马伯伯筹钱：“马坚，你敢说没钱？你一个月挣280元！你没钱，谁有钱？下星期一你要交不出两千元，我们就要你的狗头！”。马坚生气了，亲自跑到海淀黄庄邮局给毛泽东主席打电报，报告此事，说自己家中开销很大，没有这样多的存款！或许是毛办通知了北大，星期一，红卫兵们还真的没再来。
21号：大哲学家金岳霖曾住在这里，金岳霖教授深居简出，在园子里不常见到他。
但我知道金伯伯的秘密，有一位在清华大学住的美丽的夫人，经常来燕东园看他，这位夫人真是漂亮，为了一睹她的丽容，我们几个淘气包儿在小领袖杨镰的带领下，一有机会就会在燕东园对着清华偏僻的小后门旁，趴在墙头上观望，等着旷世美女林徽因的出现，杨镰忍不住去问他老爸杨晦，林徽因的脸色白里透红，怎么那么好看呀，杨晦的回答竟是，那是肺病的红晕，后来林徽因因肺病去世，金伯伯也搬出了燕东园，到北京市内去住了。金伯伯终生未娶！
23号：半导体专家黄敞教授夫妇，刚从美国回来时，可是个人物，他和夫人告知北大，吃不惯中餐，定要吃西餐，最后北大开了个专家食堂才解决黄敞夫妇等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想来，还真是个怪事，我已来美20多年了，从未感觉西餐有多好吃呀？人留了洋，镀上了金，再回国，就摇身一变成了稀罕物了，给宠上了天。
黄敞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我大哥樊能恰巧和他同班，两人在班上学习成绩在伯仲之间，但我大哥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57年被划成右派，其时黄敞恰从美国衣锦还乡。一个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个被捧若圣贤，试问天理何在?
24号：周一良教授，是我家住25号时的近邻，在燕东园的教授中算是很年轻的一位。在文革中，也是最受四人帮重用的一位教授，曾贵为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
现在想来他很冤枉，因为好多和他一起上了‘井冈山’ 的革命同志，都在文革后的北大掌了大权，当了大官。而他这个‘井冈山’的战士，却被他的战友们抛出来，去为‘梁效’抵罪了，‘井冈山’和‘梁效’其实都是一伙的。后来他写了《毕竟是书生》是真正的为过去的错误忏悔了，从人格上讲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书生，我看了他的书对他很敬佩！文革中犯点儿错误真算不了什么，还用忏悔吗？在北大，‘新北大’和‘井冈山’两派之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至少有几百个，没见有谁站出来承认的。
过去的事儿，想起来还真好笑，记得一天周伯伯在燕东园给居民们上课，煞有介事地大讲江青同志的革命事迹，看来他这个书生上了贼船，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真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呢！还有一天，我在周家玩，周伯伯回来了，板着脸对我说今天校党委开会决定开除你父亲党籍，同时还有法律系陈守一也被开除了。我猜他是在给父亲通个消息，让父亲有所准备，但他又不能丧失革命立场，所以要非常严肃地把此事告知我。果然，当天晚上，打我父亲起家的校党委组织部长徐XX，来到我家宣布党委的决定，还好有周伯伯的消息，我父亲有了思想准备，没出大事儿。
2010年，燕东园里，我最后的一位伯伯、百岁老人徐献瑜教授逝去了，中国知识界的这一代精英告别了历史舞台，他们爱国爱民，无私无畏，为建设我们的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常想，应将燕东园重修，开放给人们参观，用精英们的事迹教育后人，必将对我国新一代知识份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虽远在大洋彼岸，但我的心仍系着我那可爱的燕东园，今以文记之，让它永不消失，与国人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