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印象

印象仅仅是个体的感受，不一定与事实相符，甚至可能与真实大相径庭，但毕竟是存在脑子里的记忆与认识，构成回忆的一部分。为了简洁，我就直呼老师的名字，这显得有些不敬，但“老师”这两个字与我对他们的尊敬一起，永远留在我心中。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

苏力

上北大之前，我已经大学毕业十年。这十年我都生活在鄂西北的一座小城市里，那里信息相对闭塞，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人们活得津津有味，很知足。是北大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从这里看到了门外精彩的世界。而第一个给我开门的，就是苏力。

第一学期法理学，有几位老师可供选择，我选择了有着院长头衔的苏力。第一次课，我竟然没抢到座位，是挤在后门口听的。印象中，苏力讲的是学者著作被引用的频次等内容，与我想象的法理学似乎不相干。正是在苏力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张五常、黄仁宇、维特根斯坦、科斯等名字，课后我便泡在图书馆，在他们的书和文章中进一步认识他们。

苏力善于表达。也可能是受到了西式句式的影响，或者渗透着他诗人的梦想，他的文字，甚至是学术文章，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文艺气息，富于美感。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可能还是他在北大法学院的迎新和毕业致辞。

苏力微笑时好像总带羞色，隐隐透露着孩子般的童真。有一次课堂上，他在批评那种自立靶牌、自我射击的学术风气时，说这种学术研究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研究者却自鸣得意、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满足。讲到“似是而非”时，苏力忽然“噗嗤”一笑。苏力的率真与可爱此时就一下子定格在我的脑子里了。

苏力不当院长，是我毕业以后的事情，据说还有一些风波。后来我在苏力的某篇文章中竟然读到了一点“御用”的味道，我渐渐对苏力的关注少了。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卫方

第一次见到贺卫方，是在进北大后听的第一个讲座上。在法学楼那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坐在两个女生后面，等待讲座开始。“快看，贺老师来了！”前面这两个女生充满欣喜、崇拜甚至爱慕的话语，把我的目光引向门口的那个男人，这就是著名的贺卫方之前我并未听说过，之后我一直关注着。

贺卫方无疑是充满魅力的。贺卫方的魅力不仅在于外表，更在于他的思想、他的追求，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同时，贺卫方擅于演讲，他的演讲总是令法科生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因此指责他学术不专注、少建树。我认为，一个学术上有建树的法学家的贺卫方，中国并不稀罕，而作为法治的宣传者与促进者的贺卫方，则尤显珍贵。

王轶与张谷

王轶与张谷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在人民大学读的博士，又都在北京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出站后都留在北大当老师，几年后又都离开了北大。

王轶震撼我们的是他严密而流畅的思维。他授课从容而自信，大家的共识是，王轶的一节课，记录下来，除去少量语气词，就是一篇文章。王轶自信却不张狂，他的自信是内在的，时间久了，你慢慢会感受到。王轶给我们展示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张谷，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曾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与王轶相比，张谷在学生中的知名度似乎要小一些，甚至有些同学都没有听过张谷的课。但在我心中，张谷和王轶都是民法大家。贺卫方对张谷评价很高。贺卫方在外国法制史课上讲到罗马法时对我们说，他自己对罗马法不太熟悉，下次课他将请一位中青年学者中的“大牛”给我们介绍罗马法。

结果贺卫方把张谷请来了。课前，张谷腋下夹着两本书站在门外抽烟，贺卫方把张谷介绍给我们后，张谷便如数家珍地讲起来，两个多小时讲下来，他带来的书却从未翻开过。以我的感受，张谷随性而自由，阅读广泛，做学问不带功利性，是个纯粹的读书人（张谷为文，典雅简洁，这从其为梅仲协的《民法要义》所作的“校勘说明”可窥一斑）。

张谷浩瀚如海，但却不适合在当下的大学，面对政治性和功利性越来越强的大学，他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我甚至认为，张谷后来到浙大去是受了贺卫方的鼓动，他们都是冲着传说中的“教授治校”而奔向浙大的，只是后来贺卫方受阻未能南下。

我认为，王轶和张谷在北大做老师，是我们的幸运；王轶和张谷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不幸。

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

张守文

张守文在北大法学院似乎没有足够的名气，以至于我们毕业以后听说他升任法学院院长，很多同学都很意外。

由于误以为“经济法”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出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目的，我选择了张守文给法学专业开设的经济法课程。我记得第一节课后便立即到法学院图书馆查阅张守文的文章，以加深对张守文和经济法的了解。当时好像在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分册中，看到过张守文的两篇文章，后来陆续阅读了杨紫煊、史际春、漆多俊等经济法的文章。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我完整地上了一学期，后来张守文又给法硕开设经济法课程，我也零星地听过几节。考虑到专业基础的不同，张守文授课的模式也有区别，法学专业的课程中，张守文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把大部分专题都提前分配给各小组，各小组在课后查资料、讨论并推举一个代表在课堂上向大家汇报（我有幸在课堂上做了《权力与权利》的汇报），然后张守文对每位同学的汇报进行点评，并讲解一些知识点和学术前沿信息；而对法硕的课程，张守文则以讲授为主。

张守文思维清晰，语言流畅，语速稍快，课堂上不看任何材料。张守文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他能够迅速抓住且只抓住每个同学（无论是做汇报还是提问的同学）的优点并予以肯定。因此，上张守文的课，轻松愉悦，一旦被他评价，甚至会有一点飘飘然。藉此，我当时就认为，张守文必将被更多的人认可。他后来当上院长，我毫不意外。

陈瑞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瑞华

据说，陈瑞华33岁就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博导。

陈瑞华年轻，敢说。据传，陈瑞华曾经放言：在中国，除了他的导师陈光中和他，没有人真正懂得刑事诉讼法。

陈瑞华在课堂上激情四射。有一次讲到热烈之处，他倏地把毛衣从头上脱了下来，仿佛解脱了现实中的某个桎梏。他常会用铿锵有力的语言批评时弊（印象中，他批评最多的好像是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深受年轻学子的喜欢。他的课堂不仅满座，常常是讲台前或走廊上都坐满了学生。很多校外的学生慕名而来占据了座位，使得真正选课的学生产生了埋怨，最终出现过班干部在教室门口盘查学生证的情形。

爱师，则悦读其文。然而陈瑞华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并不那么“学术”，陈瑞华的文章好像注释都不多（也许是我偶然的遭遇），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不屑于引用其他学者观点或文章。

讲座记忆

在北大校园里，讲座给予我们的其实无异于课堂。我们很难说某一堂课我们收获了什么，但是知识就是通过课堂进入了我们的头脑进，而逐渐转化为我们的思维背景或者形成我们的思维方式。

同样，要想明晰某个讲座到底给予了我们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似乎并不容易（除非听完之后立即进行分析总结），但讲座潜移默化地渗透、甚至塑造着我们，似乎也不容否认；虽然，讲座很多，多年后你能够回忆起的，往往可能仅剩下了某个或几个无关紧要的片段。

进校后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在法学楼的那个会议室里。那次讲座的唯一收获似乎就是知道了贺卫方这个名字，其他皆无记忆，但法学楼的这个会议室无疑是我听讲座最多的地方。

四川泸州中院一个所谓的“二奶继承案”的判决当时在全国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北大法学院为此组织过一个讲座也在这个会议室。彼时学院派的主流观点多强调尊重死者的自由意志，对泸州中院的判决颇多指责，作为讲座评议嘉宾的何兵就是这种观点；他当时似乎还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曾为此案写过一篇题为《冥河对岸怨屈的目光：析“二奶”继承案》的文章。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泸州中院的法官正好在下面听讲座，听到学术界对他们法院判决的批评，他站起来专门就判决理由做了阐述。在我的印象中，泸州中院的这个法官很有水平。

听刘震云的讲座之前，我只是读过他的《一地鸡毛》，也不知道他是北大校友。那晚好像还有一个国产大片剧组也进校宣传，作为曾经的准文学青年，我毅然选择了刘震云。刘震云那天讲过一个段子。

他说，当年他把鲁迅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讲给他母亲听，并说这是著名文学家写的，他母亲诧异地说：“就这？我也会写”。

贾平凹的讲座是在图书馆北配楼。贾平凹是我尊敬的作家，我们高中课本选有他的散文《丑石》。然而，贾平凹操一口陕西话而非陕西普通话，听得我云雾缭绕、似懂非懂。后来大家涌向前去求签名，我对求名人签名很是不屑，径直离开了。

张五常的讲演原定是在教学楼里，后来又改在未名湖后面的一栋楼前。张五常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听众就站在楼下。后来引起争议的夏业良，当时就站在张五常旁边。去听张五常，纯粹是因为他的名气，与其说是听讲演，不如说是去围观。

张五常这个名字，我是从苏力嘴里知道的，相比起同样是由于苏力常挂在嘴边我才知道的黄仁宇，我更喜欢后者。张五常所谓的“三十年不看书”，有点夸夸其谈的味道。

北京大学法柱广场

作者：

薛继东，1968年生于湖北十堰，1986年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1990年分配至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公司）教育系统，2001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获得法律硕士。现在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湖北武汉）做法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