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年大学生活，精彩纷呈，令人神往。当年的莘莘学子，已先后步入古稀之年。回顾50年的风雨历程，个人的成长发展，几乎都可以从母校师长的教诲、校园氛围的熏陶、北大精神的激励中找到源头、找到影响。

1 进京路上

我是一个调干生，高中只念过一学期，能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大，圆了我的大学梦，这是我一辈子的造化。从上海去北京，坐的是学生优惠车，一张火车票只要十元钱（普快硬座半价）。可是火车跑的特别慢。因为它是加班车，遇到正常经过的客货车，一律谦虚地靠边站，几乎遇站必停。如南京、济南大站，要停几个小时。只要车停下，我们就下去逛。什么济南、徐州、蚌埠都下去过。心情特别好，什么都感到新鲜。可到后来实在是太累了、太困了，只要有空隙的地方就躺下来睡，甚至还爬到行李架上去睡过（因车厢十分拥挤，列车员也进不来，未被发现）。结果我们那次车路上跑了整整五十个小时。

车到北京，停靠在了前门车站。一下车只听见一片叫卖冰棍声。北京冰棍特长，横过来像吹口琴似吃的。上海冰棍短而粗，吃法不同，感到新鲜。乘坐接新生的校车去学校，一路上见到北京的旧街道几乎都是平房，市区出了天安门城楼外，最高的建筑要算北京饭店了。不像现在首都高楼林立，旧北京的痕迹越来越少了。

当时上海到北京特快也要20多小时，后来有过几次提速。第一次是造了南京长江大桥，火车不用坐渡船过江了，一下子缩短了两个多小时。在改革开放年代又有过两次提速。目前动车组到北京只要九个多小时。到2012年京沪高速铁路修通后，上海到北京1318公里只要五个小时，你说变化有多大。

2 可敬可爱的老校长马寅初

1956年进校，当时北大的师生也有上万人，一个普通学生想见一校之长，谈何容易。入校第二年，机会来了。那是1957年春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伏老到北大访问。在那一次活动中，老校长也出来迎接。我们有幸第一次零距离见到了心目中敬仰的马寅初校长。当时在东校门的马路上，同学们围着老校长问这问那，主要是关心他老人家的健康。马老说他已76岁了，但每天还坚持洗冷水澡，还能做俯卧撑，边说边做起来了。同学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老校长身体这么棒，担心的是怕出意外，都劝他不要做了。这次遇见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大大激发了我日后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第二次见到老校长，是在1957年4月27日，在大饭厅听他做人口问题的演讲。马老一上来就说，我姓马，这个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接着他讲述了这几年对人口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认为解放后，各方面条件都好起来了，如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孕妇死亡率下降，和尚尼姑大部分还俗，妓女得到了拯救……等等。因此，人口增长也加快了，近几年已达千分之三。因此，他提出要控制人口，把出生率降下来。无数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马老受到了不公正批判。马老冷静面对批判浪潮，对自己的理论认真梳理后认为并无过错，对批判文章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并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这就是我们的老校长。这种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捍卫真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年轻学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将长期留在同学们的脑海里，并已成为北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将由年轻学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参加国庆游行

五四大学生活中，有幸两次参加首都的国庆游行。游行对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参加第一次国庆游行，当时年轻人对参加这类活动热情很高，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参加狂欢，第一次国庆游行由于组织者缺乏经验，游行时间拖的很长，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往往头天半夜就起床出发，第二天游行后回来已是下午天快黑了。

刚入学不久就通知我们参加当年的国庆游行。我是参加腰鼓队（在上海参加过，会一些简单的动作）。国庆当天我们先到清华园，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再换车，赶到目的地。通过天门主席台时是很激动的，可惜我因眼睛近视，看不清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脸型。反正我知道都在城楼上。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游行结束后感到丝丝凉意，因为只穿一件白衬衣。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赶到新街口，在一家羊肉馆喝了一碗羊肉汤，当时感到这是天下最好喝的汤了。一碗汤下去身上也暖和了，再吃几个烧饼，肚子也不饿了。这碗汤在以后的岁月中也难以忘怀，好像在北京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好喝的汤了。

第二次是1959年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游行。北大和清华的同学组成“首都民兵师”方队。我们是扛重机枪和步枪。为了步伐整齐，前几个月就抽时间到清华园去集队训练。一到星期六晚上，又赶到天安门前面东西长安街上去排练。当然这些街道已临时封锁，专门留出时间来供参加游行的仪仗队、红旗队、民兵师等实地演练。结束回到学校已是深夜了，但大家适中保持了旺盛的斗志。

当天游行结束后，学校通知我们不返校，参加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焰火晚会。各个学校的同学们，打着各自的校旗，围着一圈一圈唱歌跳舞。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与民同乐。广场生气氛达到了高潮，一遍遍呼喊口号，忘却了疲劳。

4 忆张国华老师

一提起北大的导师，我们会自豪地告诉人家，教过我们的有一大批从欧美各国以及苏联流血回来的著名的老专家，如王铁崖、龚祥瑞、芮沐、赵理海、沈宗灵、张宏生等等，还有一大批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如马振明、肖永清、范明、张国华等。

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介绍的是1989年初，由张国华老师带领的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方代表团去美国迈阿密参加委员会会议的一次活动。中方代表团由北大、人大、中政大、吉大、武大、复旦、华政、西政等院校组成。由张国华教授带队，王晨光当助手。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在出发前，我还特地住在镜春园张国华老师的家里。在迈阿密委员会会议上，除了回顾这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CLEEC几年来的成绩，还讨论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一年一度的全美法学院院长会议和法学教授会议同时在迈阿密召开，我们也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同时得到杨百翰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中方代表团会后专程访问了该校。当地的北大留学生知道张老师等要去，专程跑到杨百翰大学所在地犹他州的盐湖城来迎接我们。当晚还带我们去湘菜馆用餐。异域巧遇北大人，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在杨百翰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大会上，张老师专门介绍了中国法学教育情况，回答了大会提出的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扩大了北大的影响。代表团在纽约时，当地北大留学生热情邀请张老师和我们去他们那儿做客并去市警察局专门拜访了时任副局长的美籍华人莫虎先生。整个活动在张老师带领下获得圆满成功。

5 大饭厅

最后，谈谈大饭厅。

大饭厅地处校园中心，不仅是同学们用餐之处，同时还是听报告、看演出、放电影的场所。如老校长人口理论的报告以及侯宝林说相声、孙道临演讲、交响乐团演出等等。除了夏天一段时间在东操场放露天电影外，平时多在大饭厅放映。所以，这里是同学们活动频繁的场所。

入学时，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早上有香肠、咸蛋、兰花豆等等、红薯上市时，交六分钱进去，管饱，够便宜的了。当时大饭厅又不像现在阔气，只有方桌，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用餐。餐毕把碗筷洗净了放进小布袋里。多数同学随身带着去上课，甚至去海淀逛街也能看到带着碗袋的北大同学。记得有一次在一间阶梯教室上李世繁教授的《形式逻辑》课，即将下课时，有一个同学布碗袋发出了响声。这下李老师可生气了，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把这堂课延长了足足十分钟。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只好干着急，心想到饭厅排队一定是排到很后很后的了。

在困难时期，学校发就餐卡，规定定粮不可超前食用，即今天不能吃明天的，但可吃昨天的积余。大学生每月32斤定粮，从全国来说算是高的了，但年轻人还是感到不够吃。有一次我把辛辛苦苦“积余”下来的一斤定粮买了五个窝窝头，一次就干掉了，好像也不显得特别饱。今天粮食够吃了，有的同学任意浪费粮食，实在是不应该。在北大百年庆典之际，大饭厅已改建为大讲堂了。但对我们来说，大饭厅的印象是磨灭不了的。

回忆是美好的，记忆是点滴的，感情是真挚的。毕竟过去了50年，有些情节记得不太准了，请同学们看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