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在京师大学堂原有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了一栋坐北朝南、平面略显“凹”型的西洋古典建筑。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三院，位于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这座大楼便是北大一院文科校舍。由于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红楼”。
在中文系1945级校友李瑛看来，沙滩红楼是学生们“光荣的旗舰”、“生命的摇篮”，活跃在这里的灵魂是炽热而真诚的。动荡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谊，永远立于巍峨的红楼上。
但开风气不为师
1917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大学应该培养通才，学生应对非本专业领域有所涉猎，不至于囿于一隅。尚钺于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学习。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鼓励下，他在英国语言文学系学习的同时，选修了国文系的课程，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
在国文系课程中，鲁迅所开的《中国小说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门课每周一节，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文艺的探索。除了授课内容，鲁迅先生冷静而充满热情的授课态度、朴素而入木三分的语言风格也吸引了尚钺。
如今红楼大教室内鲁迅《中国小说史》课堂还原场景
多年后，他仍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鲁迅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兴的小袖长衫，夹在一群青年中走进教室。他离开青年走上讲台后不久，教室就沉静下来，于是先生便开始了讲授。
“全教室在整个时间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静穆”，尚钺回忆，大家都拿着铅笔在纸上认真地记录先生的讲演，教室里发出一种似乎千百条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得忘记了自己。”
尚钺与鲁迅先生的缘分还不止于此。1925年4月25日，鲁迅主持的《莽原》创刊的第二天夜里，尚钺通过朋友高长虹结识了鲁迅先生。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彼此往来竟达30次之多。
尚钺去鲁迅家大多是请教创作上的问题。对于他的习作，鲁迅十分精心地修改，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在定稿前，鲁迅总是先在校样的顶端加上几点意见，意在不伤害其自尊心。等到见面后又委婉地说：“我虽然在顶上点了出来，但未改。我是想等着作者来，问问是否有特别用意再改的。”在鲁迅的帮助下，尚钺成了五四莽原社小说作者，由此踏入了进步文学的世界。
除了精神上的指导，鲁迅还为其负担身体上“医师”的责任。
一次，尚钺的气管炎发作了，随后不久又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当他带病送拖稿的小说时，先生早已得知他得病的消息。鲁迅问起病因情况，关照他以后不要在深夜读书写稿，甚至还亲自开了处方。待到临走，鲁迅从抽斗里取出钱来，再三叮嘱：“外面寒冷，不能多跑路，坐车回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尚钺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鲁迅对这位普通的青年学生，要求之严格、感情之诚挚，伴随他前进的步伐不断在加深。红楼时期北大师生之间的笃厚情谊也由此可见一斑。
万绿丛中一点红
1920年，北大“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成为第一所实现男女同校的中国国立大学。女学生到来初期，师生都颇感新奇。当时《北京大学日刊》特辟“本校女生”专栏介绍，大家争相阅读，连别人拿在手中的报纸都强买了去。但受社会风气影响，真正上课时男女学生间都有些戒备：男生满心紧张，“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 ；而女生只是“静静地并排坐着，一言不发”。
北大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
在北大的影响下，大学开女禁在此后数年蔚然成风。红楼内的女生数量不断提升，男女关系也冲破桎梏，悄然发生了改变。
1928年秋季，政治系校友马珏进入北大预科学习。她的同学大多是男生，虽然较之前招收女生的比例有所上涨，但一个系也就寥寥十几人。
开学后不久，恰逢12月北大30周年校庆，她受邀表演了一段单人舞《倦鹤舞》。演出正值隆冬腊月，马珏在台上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加之并没有什么舞蹈基础，她“简直不知道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人头一片晃动”。然而表演结束后，同学们却非常捧场，掌声如雷。
可能是由于演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的一次课间休息，马珏从休息室回来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被写了“万绿丛中一点红”。 马珏一见很生气，认为是戏弄自己，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没想到第二次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她又擦了。
“题词”是擦掉了，但对她的关注却未减退。当时大学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马珏由于长相出众，被一致公认为北大的“皇后”。
每逢上课，一些男生总是尽量贴近马珏就坐，以期有交谈的机会。一些没有前去凑热闹的男生也不是心内不喜，只是自惭形秽。多年后他们提到马珏，依然向往不已。学者张中行晚年的随笔《负暄琐话》中就提到，当时爱慕马珏的人太多了，以致她的父亲——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也因此受到“牵连”，被一些调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为“老丈人”。
除此之外，马珏还常接到来信。她印象最深的来信，一位是经常写而不署名，且发信地址总是变更；另一位则装订成本，一共两本，分别给马先生和马小姐，内容从不知她的名“珏”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
这样的求爱信多了，马珏也感到烦恼，只好向父亲倾诉，马裕藻却在回信中劝慰女儿：“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你不愿理他们，不看就是了，把信给我。”
少年心事当拿云
1925年暑假的一个傍晚，北海公园湖滨的古木下坐着四个青年，冯至、杨晦、陈翔鹤和陈炜谟。他们正商量在文学创作和介绍外国文艺方面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创办刊物。
1921年冯至进入北大德文系就读。他入学的当年，北平正值军阀混战，整个城市“时而死气沉沉，时而群魔乱舞”。但这帮志趣相投的北大青年人却时常聚集在一起，互相砥砺、交流读书心得，力图用自己的青春朝气改变中国现状。
提到创刊，刊物的名字首先难倒了四人。这时，远处恰巧传来几声晚钟，冯至不由联想到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便提议以“沉钟”命名：“以主人公铸钟者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用生命撞响沉入湖底的大钟。”其他三人纷纷表示赞同。
经过商定，四人有了明确分工：二陈写小说，冯至写诗，杨晦写剧本。当年十月，《沉钟》周刊创刊号问世。
1926年发行的《沉钟》周刊
《沉钟》周刊是自费印刷，起初由北新书局发行。但后因刊物被书局积压，从第五期起改为自己发行。四人尚是学生，并无稳定收入，此举无疑加重了他们平日的负担。
但四人并未放弃。为此事，陈翔鹤与杨晦分别发表了长文，表达为刊物的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即使在我们这几人当中，任谁是不幸的跌倒了，这也是毫无妨碍的，我们的极少数的在身旁的几个同伴，他们也自会将他扶起，拍去他衣上的尘土，挟着他仍然向着前方飞奔。”
尽管如此，面对自费印行的困难，1926年2月6日《沉钟》周刊出至第十期，不得不宣告停刊。
《沉钟》落魄之际，以鲁迅为代表的北大师生都没有忘记几位青年的热切理想和为之付出的努力。在鲁迅1926年4月10日所写的《一觉》中，他提及《沉钟》，评价沉钟社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并且赞扬他们“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
红楼现状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整体迁入燕园，红楼不再承担北大校舍的职能。如今，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者，向后人讲述着一段段光辉的历史。而那些红楼师生、男女、盟友之间的情谊，隐藏在恢弘的历史背后，仍带着人情与温度，使这里发生的故事依然鲜活。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尚钺先生》
林庚等著《梦萦未名湖》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
臧棣、夏晓虹、贺桂梅编《我们的青春》
本文章转自：北大青年官方微信
关图1、4来自本报记者肖溢文
其余来自网络
本报记者梁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微信编辑｜周昊
本报记者
黄先聪 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