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子玄: 北京大学2009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学士、2013级艺术学院硕士。现于北京大学校团委工作。
2009年，以一名艺术特长生的身份，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我的特长跟音乐相关——声乐。来到北大之后，就读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专业，并在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中成为了一名合唱队员。我至今都特别庆幸这样的缘分，因为在新闻与传播学院里，我清楚了什么是理想，而在合唱团，我知道了理想是我们脚下的路。
我喜欢做梦，嘴里总是有着很多梦想，但是梦想是飘渺的，是天马行空的，它的优点是充满了想象力，但这也孕育了它的缺陷，就是跟现实不相关。梦想是理想的温床，而当实现理想成为了我个人的生活，我就成为了理想主义者。18岁那年，父亲曾经跟我说：“你一定要考到北大去，因为能够包容你性格的学校，大概只有北大了。”如今想来，我更明白了父亲话语中“包容”的含义，这不仅仅是指我的理想主义只能在北大才能立足，更是指只有北大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理想主义内涵，而不是当初那样稚气的空壳。因为北大会让我成长，让我蜕变。
从“新闻理想”说起——用新闻的视角看理想
说起来，新闻对我并不陌生。父亲在退休前做过记者和编辑，可能是血液里的继承，新闻学院的课程看我看来很多都不存在理解障碍的问题，哪些老师有实践经验，哪些老师是理论出身，我也一目了然。在这种区分中，当时的自己也隐隐感觉到这两类老师的不同之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对待“理想”这个词的教法。
理论出身的老师会告诉你，理想就是那个样子，对于新闻来说就是追求新闻价值、保证新闻真实，会告诉你记者就是第四种公权力、是无冕之王，会告诉你一些听起来热血沸腾、激动人心的话；实践出身的老师会告诉你，理想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你在现实中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去练练笔、写写稿子、拍拍东西，消息的结构是什么，做新闻访谈、新闻调查的情况是什么，突破采写困难怎么做……
而让我真正看出来这些区别的，还是跟我的音乐创作相关。2012年的北京大学一二九合唱比赛中，我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创作了一首合唱——《新传人》，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学弟学妹们给我的留言，里面基本都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被歌中的新闻理想所感染，也被我在自己理想上的坚持所感动。
也许这将是他们心中特别美好的回忆，而我在此却要郑重的承认自己当初的稚嫩与因为没有真正懂得所犯下的错误，即：对一些没有能力的人，煽动理想的热情，是错误的。
当年学弟学妹们才刚刚大一，做新闻传播的基本技术还根本不知道，却带着满腔激情走进了所谓那个新闻理想中描述的新闻领域里，这相当于什么呢？加入我是一个军官，我告诉手底下刚刚入伍连枪还没有拿过的新兵说，上了战场，你可以杀死很多敌人，然后你就获得了光荣和功勋，却没告诉他们战场上随时有可能会丧命，你还需要学会如何在战场上生存。
当然，新闻环境不是战场，但是就像战士要学会在守护生命和完成任务出现冲突时做出选择一样，记者也需要学会在守护人性和追求真相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些都不是什么理想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技术去规避和面对。而这些技术，事实上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当我在2012年年底跟当时的学弟学妹们狂欢完一二九的好成绩之后，在接下来看他们学校的新闻实践中，无论是拍出来的片子还是写出来的文字，都充满了理想的激情，却漏洞百出，毫无技术可言的时候，心中总是在惭愧，自己是不是过于煽动理想了。在我眼里，那些校园内的新闻实践，就好像对在战争里获得胜利充满渴望的士兵，不顾陷阱和条件，奋不顾身的冲进战场，更有甚者为了战争而创造战场。好在这不是战场！否则，就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新闻作品的问题了，任何满怀理想的冲动，都是致命的。
2012年的秋天，我本科四年级，一二九合唱比赛结束在那一天的冬天，转过年就要毕业了。而就在转过年，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
这本书的编著者是徐泓教授，她是在我读本科期间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徐老师当时负责我们两门专业必修课——“基础采访写作”和“高级采访写作”。而这本书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当时“基础采访写作”的课堂中，在那个课堂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陈虻的名字。
陈虻，2008年12月24日去世，47岁的人生，主管过《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东方时空》等电视栏目，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事实。
1993年，在陈虻刚开始接任《生活空间》栏目的制片人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两句话：“第一，通过我们的栏目，要填补中国电视的空白。第二，要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这两句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人。
而当我们把时间推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陈虻从哈工大毕业，在航天工业部团委工作。所以当他刚刚调到央视的时候，可以说他的电视能力还不能支撑他的理想。他当时的工作是打杂，领肥皂、拿报纸、扛箱子、端茶倒水等。但是关于那段日子，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功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划比划。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在徐泓老师的编著的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跟在剧组后边扛大箱、接电线的时候，陈虻有一次被分配给日本NHK电视台当剧务，拍一部关于亚洲住房的专题片。他把这个机会当成上一次培训班，每天张罗琐碎事务的同时，默默地观察这部专题片的每一个生产环节，记下了日本人怎么做前期、怎么做调查、怎么选择被拍摄对象，每晚怎么做案头工作。”
电视是用镜头的画面记录代替我们平常的文字记录，来讲述一个故事或者表达一个观点。即使陈虻后来成为了业界的高手，也不忘记去整理学习镜头记录的技术手段，在这之上，他也更加注重一个影响作品的结构手法。
他曾经要求他的团队去积累一些视觉解读能力：
“我对大家有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多看一些碟。那个碟上不是有一个故事梗概吗？你先把它看一遍。这个故事梗概一般是用最简单的体例、最基本的方式给你讲这个故事。但变成电影时，叙述结构一定发生了变化。 故事是一条线，它永远是有开始、有结束、有过程。这么一条线，从头把它令起来往下缕，是一种叙述方法。从中间把它令起来向两头缕，也是一种叙述方法。令哪个点，从哪开始进入，这里面有很多方法，而且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所以，当你了解了一个故事梗概之后，然后你再看一个导演、一个编剧，他是怎样组织结构的，如何叙述的，可以积累不少模式。
“精读一定要拿出一个电影片段来，把所有的镜头看完以后，把所有镜头写一遍，你认为刚才婚礼的场面是通过哪些镜头来完成的，你要想第一个镜头是什么景别，什么长度，第二、三个镜头什么景别，什么长度。都默写下来之后你再问自己，我改变顺序行不行，我不用这个长度行不行。你要反复地问自己，要表现这个场面，这些镜头是不是必须的，或者这些镜头有没有缺失的，或者这些镜头我重新排列是不是也能表达，是不是表达得更简练。要经过这样的训练，你就会发现你对一个叙事，最基本需要的镜头是什么更清楚。
“必须在生活中善于观察，善于理解。你要知道这个形体语言所能代表的心理，而且这一个镜头加另外一个镜头，能够表达的是什么。这又和你要多读图片有关。图片摄影往往通过单图画面，表现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人家就通过一个瞬间，表达了一个主题，这多难呀，咱通过一个片子都说不清楚一个事儿，人家咔叽一按快门就一个事儿，那就是单幅画面的含义。你要有这样大量的阅读，看画展，看摄影展，提高视觉文化水平。不要以为搞电视的，就是来了会写解说词，会按入点和出点，啪一按就是片子了。……”
所以，陈虻告诉我的是，在他提出那个口号、拥有那些理想的热情之前，先是磨砺了自己的基础技术，并且对于细节、结构具备了一定的掌控能力。陈虻跟柴静说过，新闻最重要的是逻辑，陈虻可以把他的理论，用大白话说出来，并且让听的人酣畅淋漓，靠的就是逻辑的力量。而逻辑本身，既是思考，更是一门技术。
我记得，我的一个师兄在我大一的时候跟我说：也许等你到大四毕业了之后，你所从事的职业跟你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老师教给你的专业课知识也会忘得一干二净，至少是模模糊糊。所以呢，本科最重要的，其实是给了你一个看世界的角度，让你习惯用专业领域的视角重新去审视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对于我来说，在新闻学专业学习的四年里，通过新闻这个窗口，我的确看到了一些新的视角下才能看到的东西，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徐泓老师和陈虻让我认识到了有关新闻理想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