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待了4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地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还是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时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就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志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事件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和“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三

那辆骑了4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有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浑浊的眸子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滚爬着的青春的躯体，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是否也忆起了当年的青葱岁月、书生意气？

燕园里，“老人”只有西校门的银杏树，它的年龄肯定比这座学校还要大。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抖出一片灿烂的辉煌？银杏叶的那种舒展流畅的生命本色，比黄金不知要动人多少倍。

毕业生们都要到银杏树下拍照。人是名，树是影。人的名是虚幻的，花名册一年一换；树的影是真实的，这是天空对大地的给予。什么叫做“成熟”，到银杏树下去找答案。银杏树还会灿烂下去，因为还会有夏天；毕业生们还会灿烂下去，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这个校园。

那么，回首的人，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拥有的只有青春，但这足够了。

青春意味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李大钊的青春。鲁迅却说，青年中也有混蛋，有懦夫，有叛徒。看来，青春也值得怀疑。

他们的青春在昏睡着，他们自称“九三学社”——上午9点起床，下午3点起床。宿舍里各自为政，找不到“公共空间”。唯有睡觉能够达成默契。在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间往往选择后者，鼾声组成一曲澎湃的大合唱。我短暂的睡梦，时常被鼾声所惊醒。

毕业生们睡眼朦胧地坐在楼前。负暄琐话，只谈旧闻，不谈新闻，大家只对旧闻有兴趣，即使只是一些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往事。毕业前夕的日子宛如在梦中。毕业生不属于校园，也不属于他方，两处茫茫皆不见，脚下踏的是一块浮冰，浮冰正在融化。

坚持或背叛，认同或否定，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哪个村子，便入乡随俗。

电影院和录像厅里，有一半以上是毕业生，无所事事的毕业生。

坐在电影院里和录像厅里，并不意味着喜欢看电影，只是氛围投合心情罢了。在黑暗中，软弱的部分都被精细地包裹起来，屏幕上有一个玫瑰色的世界。故事本身编造得很拙劣，但毕业生们已不再像大一时那样挑剔地批评。他们能体味出导演的无奈。如果他们是导演，他们也会这么拍。

有位年轻的博士调侃说，中文系的学生与其老老实实地听4年课，不如痛痛快快地看4年电影。听课听不出才气和灵感，看电影或许能够看出才气与灵感。

图书馆前的大草坪被抹掉后，歌者们移师静园。我不喜欢静园的草坪，在周围院落的包围下，丧失了草坪应有的从容。但毕业生们顾不上这么多了，在那些没有繁星的夜晚，围成一圈，在角落里自弹自唱。

今夜，有月皎然，他们在唱卡彭特的歌。我坐在另一个角落，歌声从草尖上传来，这首歌从大一听到大四，从进校听到毕业。也许只有逝者能如此准确地把握生命的本质，也许只有毕业生才会真正眷恋这座已经不可爱的校园。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这是毕业生们唯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