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念大三。这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主席、周总理都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后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这股暖人的春风，同样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层层涟漪。
一、马寅初：兼容并包广纳贤才
自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汇集了北大、清华、燕京等名校的文理科精英，师资力量居全国之首。校长马寅初继承老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云集北大的学者都有真才实学。我就读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有20多位教授，系主任杨晦和俞平伯、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魏建功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语言学家。
那时仿照苏联学制，中文系设汉语言文学、新闻与编辑、语言学三个专业，低年级学生就能亲聆名教授的教导。系里还聘请了两名苏联专家。同一门课《文艺学引论》，由基辅大学的文艺批评家毕达可夫和杨晦自编教材，各授一个年级；苏联专家斯洛保加纽克为新闻专业开设《苏共报刊史》，同时原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张隆栋为学生讲授《西方报刊史》；既有中央新闻机关领导讲授新闻出版、通讯社与广播台工作及新闻采访写作，也请了当时难得的英美专家阿兰·魏宁顿和蔡贝克来校讲授对外报道和美国新闻界现状。这种兼容各家的教学安排，在“一边倒”的年代恐怕也只有北大能做到了。
苏联高校各学科全为必修课。自1956年起，北大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下，不少教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开设专题讲座，学生不分系级自由选修，理科学生也可跨系吸取文史养料，因而听讲者堂堂满座。我在那年选修了法律系的国际法和西语系的法语等课，这样一来，经常是从早到晚都有课程。我还利用间隙钻进图书馆，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摘译出新闻类条目，投稿给有关刊物，稿费月收入近百元，相当于大学讲师的月薪了。
马寅初校长既尊重上级派来的苏联顾问，也不照搬“老大哥”那一套。他为获得苏联的第一手资料，需阅读俄文经典著作，70岁时开始学俄语。有一次，他用俄语同一位采访他的外籍女记者对话，我就站在他身旁。这是继英语、法语和德语后，马寅初掌握的第四门外语。
马寅初待人宽厚，爱惜人才。校长办公室有位秘书，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查出解放前曾担任过县长，这样他就不能留在马校长身边了。马寅初认为此人曾长期协助他写作，有德有才，做过有益的事，要给他一个合适的岗位。于是征得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同意，将他调到资料室任专职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直到病逝。大家说，在马寅初手下工作，可以做到人尽其才。
二、毛泽东：面对争论主张实践
马寅初作为建国以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上任时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他希望能够点名邀请各界名流直至部长、总理到北大讲学作报告。这一要求得到了毛主席当面允准。我在北大期间，就听过周总理和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及作家丁玲、史学家吴晗等人的报告。报告都安排在大饭厅，饭桌往两边一推，听讲者从宿舍搬个小凳，挨个坐下，如有问题，可写在纸上，人传人地递上讲台，报告人会及时解答。我在北大曾多次见到周总理，除了作报告外，有时他还陪同外国领导人来校参观。有一次，我们还随同周总理去西郊机场迎接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周总理亲口教我们讲印度话“印地秦尼拜依拜依”(印中人民是兄弟)。
那时的北大，不仅学习气氛浓厚，而且对待学术争论也相当民主。当时苏联的科研全集中在科学院，大学只管教学，把科研与教学人为地一分为二，我国亦照此模式推行。马寅初任北大校长后，认为高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二者不可缺一。他主张高校应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不仅要出人才，还要能解决各个学科提出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不同意马寅初的看法，认为这偏离了中央要求全面学习苏联的总方针，科研应由科学院全面负责。两人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矛盾上交到毛泽东那里，由主席来裁决。
毛主席约见马寅初、郭沫若和当时的高教部长杨秀峰畅谈了一个晚上，结果意见仍没统一。毛主席也很为难，只好说：“那就按我几十年前《实践论》里提出的，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亲口尝一尝。我们先不说谁对谁错，就让马老试试再说吧。”事实证明马寅初的做法十分正确。郭沫若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明显感到，从北大分配来的毕业生由于在校学习期间有了一定的科研基础，不仅很快就能胜任工作，而且能独当一面主持课题研究。他也不再坚持己见了。
三、郭沫若：诚恳答复学生质疑
说起郭沫若，1956年他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北大校园。有一次，他陪同国际友人到北大来参访教学和科研的情况。我那时是学生社团摄影学会的秘书，曾随同拍摄了他们参观校园的照片。历史系师生想请郭沫若给同学们作报告，当时他因另有任务无法分身，特写信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在向科学进军中勇攀高峰。
1956年下半年，我们有一门《评论文写作》课。为了方便热爱文艺的同学撰写影剧评论，系里为同学们订购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戏票，看戏有大巴士接送。刘勋华同学看了郭沫若写的历史剧《虎符》后，对剧中的一个小人物——朱女的处理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朱女在《虎符》中是朱亥的女儿。朱亥是信陵君的朋友，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英雄，而朱女却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向魏王出卖了如姬夫人和魏太妃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秘密。刘勋华同学查阅了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其中并没有朱女这个人物，推断这一定是作者虚构的，而这种虚构不合情理。就为了剧中的这个小问题，他特地写信向郭沫若请教。郭老接信后，在百忙中给这名大学生亲笔回信，确认朱女出于虚构，别无根据，只是为了剧情进展的需要，并说“你的抗议是有理由的”，“我把朱女写坏，是想把暴君形容得更坏。请您从这一方面着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一个普通大学生敢于向中科院院长提出不同意见，而郭院长并不认为这是冒牙巳尊长，坦然就自己的作品和读者平等交流。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单个的事例。我也曾向郭沫若请教过一些历史问题，同样获得了郭老的回复。
1956年的情景令人久久回味。在那种宽松的气氛下，人人见贤思齐，奋发向上，敢于说话，也勇于创新。我们这批经历过那个年代熏沐的北大学生，尽管在后来极左政策统治下受到压制和排斥，有的还被剥夺了专业工作权利，但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又焕发了事业的青春，有的当上了教授，有的成了享誉中外的剧作家和翻译家。我想，当年要是不发生曲折，沿着“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们国家或许能更早些步人发达国家的行列。
本文作者：石四维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