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大学堂到沙滩红楼，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到京城西郊的燕园，北京大学从19世纪末期中国的沉沉暗夜中一路走来，既经历过山重水复的迷茫，也收获过柳暗花明的欣喜，虽遭逢过风雨如晦的阴霾天气，更多的则是安享着云霞满天的朗润时光。无论如何，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大作为我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上承太学传统，下立大学祖庭”，其前行的脚步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时代轨迹相伴相随，休戚与共。仅就这一点而言，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人们发现，自北大诞生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人口论”和“股份制”的提出，“两弹一星”和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的提出，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一系列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发展的伟大事件，无不与这所学校密切相关。悠久厚重的历史传统，儒雅博学的学术大师，独领风骚的学术贡献，云蒸霞蔚的精神风度，让北大成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学府和学术殿堂，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双子星座之一。
未名湖与博雅塔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转眼之间，两个甲子的光阴即将成为让人永远追忆的厚重历史。经过前修与来哲的接续努力，北大沉淀下了太多太多值得我们系统梳理、深入总结、大力表彰的历史传统，更酝酿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空气和校园氛围，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精神气度和文化秉性，熏染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北大师生，也感召并吸引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无数的青年才俊和文化精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北大的空气也是养人的”，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深切地体会到，这所学校虽然校园面积不大，有些地方甚至还显得有些简朴破旧，但却有着一种道贯天地、陶冶万物的巨大能量，让每一位真诚接受她教导、熏陶的人，都能打上永恒的北大印记，拥有一种颇具魅力的独特气质！
什么是北大气质呢？我想应该是在每一个独特的优秀北大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共有品位和风范，这是北大精神的外在体现，也是北大区别于其他高校的重要标志之一。基于并围绕着北大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传统，人们提出了很多种对北大精神的诠释。在“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为天下之先”“神州文化系一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国家和民族负责”“刚毅坚卓”“牺牲主义”等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阐释以外，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已然成为普遍被人接受的官方表述。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北大精神的阐发，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探寻北大气质的重要精神基点和理论来源。
北大气质的基因无疑来自“老北大”，晚清民国时期正是北大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每一位学习、研究这所学校历史的人，都不能不对那一时期的北大投去最崇高的敬意。京师大学堂艰难但却坚毅的历史脚步、沙滩红楼中如黄钟大吕般的激情呐喊、西南联大里搏击风浪的简陋校舍，就是所有北大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更是北大气质形成的精神“原乡”。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后，北大迁到了风景如画的西郊燕园，与未名湖、博雅塔结伴，开启了新的征程。六十多年来，在这片被誉为学术圣地的土地上，北大人用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不畏艰难险阻，胸怀天下国家，书写了新时期的“光荣与梦想”。对此，谢冕先生的一段诗意表达早已经广为传颂、深入人心：“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
对于当代北大人而言，先前的北大如父，可敬、可怀、可传，燕园的北大如母，可亲、可爱、可感。就燕园而言，他们学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更熟悉，更亲近，更有深情。燕园的一草一木，一桥一池，一楼一亭，一人一物，尤其是最为经典的“一塔湖图”，似乎都有一种神奇而持久的魔力，能让所有向往进入这块圣地的人没日没夜地苦苦奋斗，也能让身处其间的人们留连忘返，更能让所有离她而去的人们魂牵梦绕，终生难忘。北大人，无论是分享成功的喜悦，还是排遣内心的忧郁，拟或倾诉彼此的爱慕，抒发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经常首选前往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总是未名湖畔、博雅塔下，这里似乎总能给他们以灵性的启迪和自由的翱翔。“居移气，养移体”，多少位翩翩少年，就是在这种如诗如画的环境下实现了学识、品行、精神的脱胎换骨，带着全新的气质投入时代的洪流，最终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和精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燕园是熔铸天之骄子的熔炉、提升精神境界的梯航，她直接塑造了今日北大人的气质！
多年以来，我特别愿意借用燕园最负盛名的两处景观，未名湖与博雅塔，来描述我心中的北大气质，那就是：“外未名而内博雅”。未名湖柔波荡漾，波澜不惊，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明珠，宁静地镶嵌于校园中央，象征着北大人厚德载物的阴柔之美；博雅塔雄健挺拔，器宇轩昂，恰似一条笔直的钢铁脊梁，刚毅地矗立于云天之间，体现着北大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古语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的湖和塔，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横一纵，一凹一凸，一纤秀、一伟岸，一欢快空灵、一沉稳凝重，由此幻化出的湖光塔影，一年四季，风光不同，但都有大美而不言，真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本师肖东发先生对博雅塔和未名湖的象征意义有过精到而绝妙的解释，他说：“塔象征着思想自由，卓尔超群，特立独行，敢于创新，科学求真；湖隐喻了兼容并包，虚怀若谷，整合精深，和而不同，民主多元。二者刚柔相济，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缺一不可，暗含着北大人的精神品格。”在我看来，不注重、不追求外在的修饰、地位和名气，兼容并包，淡泊明志，沉潜治学，谦逊低调，就是“外未名”的风度；而在抱负、学问、品行、精神方面，却胸怀天下，耿介伟岸，特立独行，锐意进取，则为“内博雅”的气量。二者合观，就是“外未名而内博雅”的北大气质。这也是一种“轰轰烈烈的静”，外表看似宁静、朴素、低调、文弱，但胸中却有大海般的永远奔涌着思想巨浪的轰轰烈烈，骨子里却有岱岳般永远都独立不迁的堂堂正正。正如校园民谣里所吟唱的那样，未名湖是个海洋。如果未名湖是浩瀚无垠的知识、思想海洋，那么，博雅塔则是巍然挺立的风骨、精神高峰，他们延续了老北大的传统，充盈并散发着今日北大强大的“正能量”！
二十年的北大生活，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现今的北大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主流仍如鲁迅先生所言：“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尤其是“外未名而内博雅”的北大气质，时时处处都能在北大最优秀的师生那里真切地感受到。在我看来，他们的“外未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由见解，海纳百川之雅量
这直接因源于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曾任北大副校长的朱德熙先生曾谈到北大的学风具有很浓厚的民主作风：“北大老中青各代学者各有所长。很少有学术上的压制与干涉。所以有的中年教员才敢说：老先生的文章功力深厚，我写不出；年轻人的文章敏锐新颖，我也写不出；不过，我的文章，他们也写不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厚德方能载物之重，量宽足以得人之敬。这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觉意识和宽松环境直接造就了北大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绚烂风光。
二是理想实干并重，严谨求实之学风
偶尔会有人说北大人“眼高手低”，只善于“坐而论道”，而不擅长“起而行之”，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的情况。真正优秀的北大人始终坚信“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他们既能仰望星空，站得高，看得远，更能脚踏实地，坐冷板凳，做真学问，要不然怎么能做出那么多一流的学问和事业呢？比如季羡林先生，虽然很早就已经成为学界泰斗，但他仍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读书撰文。有人说他是闻鸡起舞，他则戏称：“不是我闻鸡起舞，是鸡闻我起舞。如果4点钟我还不起，就好像有鞭子抽我。”再比如顾颉刚先生，做起学问来颇有“拼命三郎”的劲头，他年轻时经常每天要写七八千字，每日工作多在14个钟头以上。有时上朋友家拜访也带上手稿和笔，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等待，就干脆坐在朋友家房里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搁一天未能读书，即觉得这一天是白活的。往往数月或一年工作下来，总要大病一场。但他却诙谐地称生病为“纳税”，甘愿以数日之病换得一年之工作。
三是谦逊朴素低调，劳谦君子之风度
这一点在北大的名师、大师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虽然有名气、有地位、有成就，但却异常谦逊低调，毫不张扬，时时处处都透露着“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良好修为。比如朱光潜先生是享誉中外的美学大师，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再比如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在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发表获奖感言时，特别提出“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他说，“我一生在科研上三次转向，在四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四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他还对其他科学家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他说：“以前获奖的，拿袁隆平来说吧，我就比不上。他不但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粮食问题也有很大贡献。”“我比不上他们，真的！”《周易》谦卦九三爻象辞云：“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种“劳谦君子”风度让北大学者们的形象更加高大、伟岸，正如未名湖一般，以其“无名”而更“有名”。
北大人的“内博雅”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国家社稷，经世济民之抱负
北大诞生于“国将不国”的民族危难之际，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沉重而神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通过造就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人才，尽快改写这个古老中国近代以来的坎坷命运，好让她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文明。所以一直以来，北大人都自觉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才华、激情和热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可以说，爱国就是北大人永恒而深沉的“初心”，更是北大气质的精神主线和内核，在不同的时期都有感人的体现。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管学大臣张百熙就为其题联：“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京师大学堂监督张亨嘉也曾训导学生，要“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民国时期，马寅初先生更是把北大精神概括为“牺牲主义”：“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晚年的季羡林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样的心声在北大总是能够引起最广泛、最深入的共鸣。现在的北大，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优秀毕业生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西部、农村、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他们的感人事迹证明了服务国家战略、心系社稷苍生的情怀依然在北大青年中处处可见并且代代相承。
二是坚持科学真理，永葆士人之气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文章，向来以气节为本，尤其在关涉国家民族大义、学术真理、人格尊严等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不容有丝毫的苟且与宽假。在这一方面，北大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士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遗产，优秀的北大人是有操守、有气节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或许在细微之处尚有一二瑕疵，但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绝大多数都能够做到大节不失，不愧书生本色。在北大，既有敢为天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开拓者，更不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坚守者。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与大陆批判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同时，在宝岛台湾，北大的老校长蒋梦麟先生也因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到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及舆论的围剿，当时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的偏激口号。但蒋先生并不畏惧，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两位北大校长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因为同样的观点，遭受相似的批判，却不约而同地为了维护科学真理和士人气节表现出了同样的凛然风骨，真不愧是读书人的楷模，北大人的脊梁！
三是敢为天下之先，锐意创新之干劲
自建校以来，与世界一流大学“平行发展”就是北京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所以她总是朝着世界最高水平奋起直追，她对自己的要求也因此非常严格甚至有些苛刻，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得有不凡的表现。因此，多年来，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们，还是像青春年少的后来新进，都在持续地、默默地奋斗、耕耘、攀登和创新，他们像夸父逐日一般向高远之境攀爬的身影，组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动人心魄、促人奋进的洪流。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思想解放、文化创新、科技突破、社会变革中，往往都能看到北大人独领风骚的原因所在。由此而形成了被鲁迅先生称道的北大“校格”：“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直到今天，这种不甘平庸、精进不止、努力创造、勇做时代引领者的状态与干劲依然随处可见，守正出新、引领未来，已经成为所有北大人自觉的追求。仅以北大的青年学子而言，他们虽然可能还有些稚气未脱，有些狂狷之气，有些经验不足，但他们却往往能在求学阶段就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优异成绩，让人眼前一亮，倍感惊喜。正如一位北大教师在其著作的后记中所称赞的那样：“每当我走向课堂，看到教学楼前如森林般的自行车群，我感到敬畏。昏暗的灯光，拥挤而闷热的教室，我们就在这种条件下创世界一流？但对这帮世界上最优秀的孩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
总而言之，“外未名而内博雅”，这种北大人特有的气质，是北大精神魅力最好的外在表征，也是北大重要的精气神之一。她一直为当代北大人的健康成长、顺利成才、走向成功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和强大的力量源泉，也一直感染、激励和推动着每一位北大人不得不往前奔跑、向上攀登，但凡稍有懈怠、消沉，就会觉得愧对这片养育自己的“皇天后土”。二十年来，作为一名年轻的北大人，我自己就有一个异常深切的体会，平日漫步于博雅塔下、未名湖畔，面对着风光旖旎的湖光塔影，再浮躁的心也会宁静下来，再迷茫的思路也会清晰起来，再狭隘的想法也会开朗起来，再沮丧的情绪也会振奋起来。这方天地就是北大人心灵的温暖家园，更是北大人“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所有来到这里朝圣的人，只要善于利用，深入汲取，就一定能养就“外未名而内博雅”的精神气质，不断为自己、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和民族书写出最新最美的华章！
谨以此文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