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导师们远去的背影

办好一所学校、一个系最重要的是老师，尤其是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我在地理系学习工作了六十多年，有幸受教于我系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传道授业的点点滴滴和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是1954年考入北大的，侯先生当时是我们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早在入学前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侯仁之教授率全系师生赴永定河上游实习的报道，对先生十分仰慕。入学后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讲老北京的故事和新北京的愿景，他渊博的学识、充满感染力的演讲，让我们一群青年人由衷地崇拜。

侯先生对待学生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对地理学的激情。他曾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沿着长河徒步考察，从颐和园的南如意门出发，经蓝靛厂、麦庄桥、半壁街至万寿寺附近的广源闸，边走边讲，围绕着首都建设的实际问题，引导我们了解地理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先生考证之精深、资料之翔实令人折服。后来，我们班成立了科研小组，侯先生是我们的导师，有了更多与先生接触的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对西郊的水系进行了全面考察，迈出了学习地理科学的第一步。

1956 年侯仁之先生在家中的书房指导1954 级学生科研小组（左一田昭舆、左三侯仁之、左四崔海亭）

侯先生不光受到我系师生崇拜，更是全校同学敬仰的老师。记得1955年，侯先生为我系新生作报告，他围绕北京城市用水的历史进行了生动的讲解，还亲自率领全系新生从北大至卧佛寺考察，边走边讲，结合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告诉大家学地学要重视考察，要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后来，侯先生讲北京，成了北大入学教育的保留节目。

侯先生做学问像清泉。他常用朱熹的诗句勉励大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的，先生的教诲像清泉一样浇灌着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的心田。记得他在《中国地理丛书》编委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引用郑板桥的一段话：“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鼓励大家要写出精品。他的研究取向始终结合我国的实际问题，从北京城的历史地理到中国地理学史，从徐霞客精神到顾炎武的评价，从治黄方略到沙漠历史地理，从东西方交通史到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涉猎广泛、成果卓著，见证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科研，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黄金30年。拓展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的新领域；提出了黄河链、滦河链的新构想；主编了《中国地理丛书》；开展中美首都对比研究，奠定了北京学研究的基础等，上述科学创新成就了一代大师。

侯先生的为人像莲花。他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步芳斋”，取“天涯无处不芳草”之意，反映出他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爱国敬业、不断进取在侯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1949年，新中国诞生，他立即返国效力，他曾自豪地向我们讲述，在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时，与被解放军炮火击伤的英舰’紫石英号’相遇，同船的归国留学生个个扬眉吐气、欢呼雀跃。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对祖国的赤子之情一如既往，连续进行了十几个古城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耄耋之年还带队赴滦河上游考察。我有幸参加了木兰围场的考察，在侯先生的鼓励下，写出了木兰围场历史景观的复原的文章。记得，当我提出可利用宫廷画师的画作进行景观复原时，侯先生非常支持，还把法国学者写的关于郎世宁等画师的书借给我。

侯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担任过北大副教务长。他不止一次地教育学生不作“书斋里的学者”，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他经常用古训教导我们：“为学如叩钟，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鼓励我们勤学多思多问。他惜才若渴，重视师资培养，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或被送出国，或请国外名师函授培养。在20世纪50年代为系里培养了一批中坚学术骨干。

林超先生也是我们崇拜的老先生。入学后就听说他29岁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曾任前中央研究院地理所所长，他是中国地理学会和地质学会的双料会员等事迹。更多地接触是在“中国自然地理”课上，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丰而不杂、平而不淡，结合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记得在讲秦岭淮河线时，他让每个同学结合自己的亲历所见从不同视角准备，进行课堂讨论，使我们对这条地理界线的理解更加深刻。

林先生原来是研究人生地理（人文地理）的，建国后改为研究自然地理，并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方面提出了第一个方案，足见先生地理学造诣之深。20世纪50年代，系里召开“五四”科学讨论会，林先生作了“清水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的科学报告，后来发表在《地理学报》上，这篇文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加佩服先生的学问。

先生非常平易近人。记得我们入学的迎新会上，他即席唱了一首关于时钟的儿歌；过新年我们到他家拜年，他让上小学的儿子给我们表演了武术。他先后指导过我们班两批学生进行毕业实践，先是指导郭永盛等三位同学研究门头沟的鲁家滩（潭柘寺）盆地；1958年上半年，他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前往南口农场考察，林先生带领我们从山前冲积扇的源头沟谷到冲积扇的边缘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导我们编制了大比例尺的图件。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一起爬山，一起参加农场种植苹果树的劳动。

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但谦虚大度，又长于组织领导。他主持了苏联专家伊萨琴科的自然地理进修班，来自全国的30多位老师参加。在林先生的指导下，除了系统听专家讲课之外，还发挥各校师资的优势，结合华北的地理问题进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了冀北山地、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最后写成《河北省及其邻近地区自然区划》，作为进修班的结业成果。我有幸跟随林先生参加了冀北山地的考察。他善解人意，入乡随俗。记得，路过一处叫蓝旗营的小山村，当地领导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苏联专家，林先生带领我们一行下车，很有礼貌地通过欢迎的人群，然后再上车前行。

林先生非常关心地理学的应用。1963年左右，广东地理学界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土地类型调查，林先生建议请广东省科委主任赖仲元来校介绍广东省的经验。随后，1964年，他与农大的李连捷教授、植物所的侯学煜教授发起北京山区考察。系里组织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方面的师生参加，林先生深入怀柔山区的黄花城、沙峪、奇峰茶、琉璃庙、汤河口等地考察。我至今还记得年近花甲的林先生一身中山装、一根手杖，跋山涉水的形象。

林先生的一生充满浓浓的家国情怀。1948年他代表中国出席在里斯本召开的国际地理学大会，并促成了中国地理学会加入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GU）; 20世纪60年代，他受竺可桢先生委托，查阅了大量中外文献和图籍，著文论证了我国最早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命名，为国争光；“文革”当中他受到冲击，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当了牛倌儿。返校后，鉴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大陆架》一书，林先生勇于担当，很快译出书稿，有力地支持了海洋权益斗争的需要。恢复研究生招生后，林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培养人才。他的家变成了课堂，还通过在国外的亲属，自己花外汇购买原版书，在国内最早介绍英澳学派的土地科学思想，并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广泛的实践。还利用他的人脉，推动中外地理学家的交流。

林先生爱生如子，对学生的指导无微不至。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华北山地的文章，其中关于五台山的论述受到林先生的称赞和鼓励。《科学通报》要发英文稿，学生帮我拟了一篇英文稿，请林先生审校。他老人家精通英语，字斟句酌帮我修改，仔细查阅原版辞书，尽量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记得林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杜甫的名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林先生是中国地理学界的泰斗，受到大家崇敬，在他八十寿辰时，我们1954级学生送给先生一块石头，请人在上面镌刻着李斯的话：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这就是林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们入学时，李先生是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后来是我们“土壤地理”课的授业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李先生不仅是一位辛勤的园丁，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于抗战胜利后赴美留学，1950年回国效力。她是九三学社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曾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来还做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等职务。还听说李先生早年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加入了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

李先生讲课特别吸引人，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富有启发性，最后总要提纲挈领地进行总结，被同学们称赞为“画龙点睛”。李先生精彩的讲课缘于她深厚科学积累。她的一生充满追求和进取精神。出国前她曾在地质所工作，在美国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的是美国土壤分类系统，回国后参加了农业部举办的涅干诺夫土壤讲习班，接受苏联的发生学分类系统，在我系开设“土壤地理学”课，并亲手建立了土壤实验室。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自然地理专业成立了土壤地理与生物地理专门化，她是我系自然地理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李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科学家，1957年她带领学生参加了黑龙江流域的土壤调查；1960年她风尘仆仆地深入宁夏河东沙区的白家滩林场进行定位观测，当时正值全国生活困难时期，大家的粮食定量较低，她和1957级同学一起忍着饥饿坚持野外工作；1962—1965年，她担任毛乌素沙地综合考察队队长，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土壤地理、植被地理、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地理和气候地理等综合研究成果，《毛乌素沙区自然条件及其改造利用》一书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当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赵紫阳的高度评价，并向自治区的干部推荐此书。

“文革”中她遭受迫害，劳动改造，后来被迫以副教授身份提前退休。中科院综考会得知李先生的处境，聘请她作情报室和土地资源室的主任，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她深入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和沙区，以及南方红壤丘陵区开展了大量应用研究，在荒漠化治理、土壤分类、土地综合开发、建立综合试验站和土被制图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

她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记得，在喀喇沁旗考察期间，我正好也在当地，亲眼看到她为了提高年轻人的英语口语水平，每天要求大家用英语对话。她担任《自然资源学报》主编时，提议我和黄润华老师参加编委会，此后，和先生有了更多接触，一起审理稿件，还一起写过中国土壤地理与生物地理回顾的文章，我深知这里包含着先生对学生的提携。

为了感恩老师的教诲，赞扬她一生的学术贡献，在她八十寿辰时我和黄润华老师以学生名义送给她一幅条幅：

同时，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为了表彰先生对系里的贡献，也赠送了条幅：

这两个条幅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先生的学术生涯和科学贡献。

后来，李先生罹患癌症住院，我们前去看望，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仍与我们谈笑风生。最终，病魔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在遗体告别时，她女儿邀请了我和黄润华、杨立庄三人参加，让我非常感动。她老人家的形象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

入学后，从年轻老师那得知王先生留学法国，师从巴黎大学知名地理学家鲍卡（Bourcart）和喀约（Cailleuxr），精通法语、英语，又自学了俄语，加上文质彬彬、高大帅气的形象，使我们非常崇拜。

王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他为我们班讲授“地形学”（即地貌学）。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条理清晰、分析入理，中外兼通，结合实例，语气祥和、富有启发性。例如，在讲地貌旋回（戴维斯学说）时，他讲了美国著名地貌学家Johnson的故事，Johnson晚年失明，他的夫人陪他到野外考察，只要向他描述是幼年期地貌、壮年期地貌或老年期地貌，他就明白了。课讲得精彩，学生学得认真，记得我的地貌学考试成绩得了5分（满分）。后来，我们班一多半同学选择地貌专门化，与王先生的讲课不无关系。

王先生是北大地貌专业的创始人。1956年系里设置地貌专业，王先生任地貌教研室主任。他兼容并蓄，带出了一支在国内外富有特色、颇具实力的师资队伍，砂矿地貌有潘德扬老师，第四纪有曹家欣老师，气候地貌有崔之久老师，坡地地貌有承继成老师，构造地貌有杨景春老师和韩慕康老师，喀斯特地貌有周慧祥老师，海岸与沉积地貌有任明达老师和韩慕康老师，河流动力地貌有马蔼乃老师，泥石流地貌有田昭舆老师等。

1957年，我系聘请苏联地貌学家列别杰夫来华讲学，各大院校派人来进修，王先生主持了这个进修班，为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地貌教学骨干。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构造地貌方面，如山西地堑系研究等，但他十分重视地貌学的应用，在他的支持下，地貌教研室在砂矿勘探、铁路选线、地震地质、沉积相与石油勘探和遥感应用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王先生对科研精益求精，但在生活上却随遇而安、入乡随俗。听杨景春老师讲，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在川西考察时，身处彝族聚居区，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很晚才到达住地，王先生常和年轻人一起坐在老乡的火塘边，安之若素地吃着并不卫生的玉米糊。

“文革”当中王先生受到冲击，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学习。他心地坦荡，敢于讲真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1968年底，学习“最高指示”，他发言谈感想，竟然引用曹禺《日出》中的台词：“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令我们在座的人十分吃惊。

王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令人难忘。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去燕东园幼儿园接孩子，突然下起雨来，王先生见到我，让我随他到家里拿了一把雨伞，长辈的关怀，让我心里暖暖的。80年代后期，我的一篇短文被收录在国际会议选集里，我拟好英文稿请他修改，他逐字逐句为我批改，先生的关怀帮助至今历历在目。

90年代初，江苏科技出版社邀请一批学者编写一套《地球科学普及丛书》，地质大学的杨遵仪院士任主编，王先生和章淹先生为副主编。当时王先生已罹患癌症，但他老人家十分达观，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王先生约我和黄润华老师参加编写《人类生存的环境》一书，他写第一章：陆地地形的类型和成因；赵叔松写第二章：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海洋；我写第三章：地球表面的景观带；黄润华写第四章：人类与环境。由于病灶转移，他已经不能握笔写字，稿子是用一根手指在文字处理机上敲出来的，这是先生绝笔之作。每当看到先生艰难地工作的情况，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由于种种原因，王先生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但这本书里却留下了他为科学献身的高尚情操，留下了他对青年人的殷殷期望，留下了他对地貌学精辟的总结。

在我们上大二时，系里设置了经济地理专业，请在人民大学任教的仇为之先生主持这个专业。当时系里经济地理方面只有王亦娴先生一人，仇先生带来一个实力强大的团队：胡兆量、魏心镇、林雅贞、杨吾扬、汪安祥、李域、郭鸿铭等。还从经济系调来了陆卓明老师。在他的带领下，经济地理专业很快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我对仇先生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中学地理课使用的就是孙敬之、仇为之主编的教材。仇先生虽然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但我们知道他是位老革命，1946年就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任教，后执教于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另外，对仇先生的印象是他的简朴，平时一身布中山装，只有在欢迎外宾时才穿呢子的中山装。自己抽便宜的香烟，把将近一半的工资交党费。仇先生长期担任系工会主席，热心为大家服务，有很高的威望。

仇先生是经济地理专业的奠基人，在学科建设方面呕心沥血。他非常重视师资培养和课程建设，根据培养人才的需要，将年轻教员分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经济地理导论、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人口地理、交通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等教学任务；他自己率先开课，经济地理导论、人口地理、工业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差不多讲过经济地理专业的主要课程。他甘作铺路石，建设好一门课，再交给年轻教员去讲。

仇先生热爱学生，重视从学生中选拔人才。他几乎记得已经毕业的每个学生的名字，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就连我这个未入室的弟子也十分关心，记得他退休后保持着剪报的习惯，有一次，他打电话告知为我剪了全国“三北防护林”建设和生态规划的资料，让我去取。老师的关心让我十分感动。

仇先生是著名的地理教育家，他热爱地理科学，为之奉献了毕生精力。退休后仍十分关心系里的工作，骨折后拄着拐杖也要来系办公室坐坐。他曾深情地说：我去世后，骨灰就埋在地学楼前。

仇为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朴实无华、严于律己、高风亮节的地理学家，一位热爱学生和受学生敬仰的地理教育家。仰望导师们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怀念、感恩之情，也让我想起韩愈《师说》中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本文作者

崔海亭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景观生态教研室主任、地理系副系主任、城市与环境学系主任。曾担任中国全球变化委员会（CNC-IGBP）委员、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景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山地专业委员会委员、《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自然资源学报》编委、《山地研究》编委。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