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求知，深耕学术
既有社会人类之关怀
亦细察中国的山川风物
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
从“文化自觉”到“美美与共”
他将自己的生命
融入中国精神的追寻与开拓
立足“中国乡土”
寻找“富民之路”
他是北京大学教授
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他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丰碑
今年
适逢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
我们一起追忆
这位学界泰斗
感悟先生的精神风骨
缅怀这位为中国农村问题
奉献一生的老人
“走一趟，写一篇”，以调查的形式来探寻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
“费孝通”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直在被反复叙述和书写，显示着丰富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内涵。
行行重行行，扎根田野乡间
1939年，《江村经济》问世，这本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出自时年29岁的费孝通之手。这本书的诱因，却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
1935年秋天，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
费孝通与夫人王同惠
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地处苏南的开弦弓村，他拄着双拐，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江村经济》就是这次调查结出来的成果。
如今的苏州吴江开弦弓村村貌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在全球学界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萌芽的。
《江村经济》书影
他关注农业、农村、城镇的发展。《江村经济》之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都是通过实地调查产生的。
“先有行，才有果”，祖国大地上，扎根田野乡间，直至晚年，费孝通仍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边穷之地。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里，他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走访和调查中度过的。
1986年，76岁高龄的费孝通亲赴温州进行考察。他曾说：“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1986年2月27日到3月6日，费孝通一行的温州调查走访了浙南4个县5个镇，历时9天，行程1500公里。
“温州模式”与之前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斯人贡献，以此为大。
“行行重行行”，费孝通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小城镇，走出了大中城市，走出了经济区域……如今，千千万万的北大学子沿着他当年实地调查所走过的路，踏遍祖国大地，洞察乡村百态，记录最真实的中国。费孝通的求实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北大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北大精神传统注入了深厚的内涵。
结缘北大，挂帅学科重建
1979年，古稀之年的费孝通重燃二次学术生命，为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殚精竭虑。三年后，他正式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领衔承担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几乎在全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的同时，社会学也重新在燕园生根发芽。
北大与社会学有着不解之缘，许多社会学者从这里走出，名扬天下。而在北大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费孝通为其恢复重建及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图为费孝通与社会学工作者一起合影。
在费孝通心中，社会学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一手建立了北大社会学所，在80年代后的学术工作更是与北大紧密相连。
今天的社会学, 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 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 通过教育的渠道, 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1995年6月21日-7月12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了首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2002年，92岁的费孝通曾说：“我70多岁时让搞社会学系，我说好吧，顶多能搞10年，到80来岁。没想到老天爷不想让我死，一下子让我搞到90多岁。”
费孝通主张，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应反映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特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
费孝通乘车调研途中，在列车上凭窗远眺
在深入到大江南北、边疆地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写出了《小城镇四记》《边区开发四记》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是北京大学文科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同事们在云南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工作环境。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
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那个年代做田野调查，没有动车，没有高铁，车轮碾过铁轨缝隙，形成强烈的节奏，费孝通的乡音就在这咣当咣当的节奏中缭绕。
1957年5月，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考察时与合作社青年干部在一起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矢志不渝的学术信念，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一初心。他相信，只要走出家门，走到农民生活中去，就一定会发现他们摸索出的好办法。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农民的创造讲出道理来，让基层干部看出农民增加收入的道理，让更多农民掌握增加收入的门道。
“费先生把田野调查当作流动的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曾做过费孝通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回忆道。
1957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
费孝通把本乡本土作为社区研究的“实验室”，数次重返开弦弓村考察，追踪调查达半个多世纪。真真切切地调查，并希冀从中找问题、想办法，为老百姓找出路，呈现出这位大知识分子救民济世的时代担当、学者本色和赤子情怀。
立足文化自觉，追求“美美与共”
晚年时期，这位“高龄将帅”也一直活跃在学术前线，孜孜不倦地耕耘。1993年9月，费孝通写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了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折射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1997年，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他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费孝通特别重视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认为“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在书店小坐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在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时，费孝通提出了“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成为北大人身上接续相传的责任与基因。
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
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费孝通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1997年10月，87岁的费孝通（左）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同里镇看望94岁的姐姐费达生。姐弟俩玩小时候的拍手游戏。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这位立足于中国乡土，寻求富民之路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从开始学习写字，到写下了近五百万字的文章，费孝通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
这位世纪老人在耄耋之年仍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在他晚年的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故事，更闻得到来自费孝通故乡的文化气息。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以寰宇之胸怀纳百川
以求索之追求致精微
我们将秉承费先生的学术传统
行长路，过远山
“乡土中国”常怀心中
践行“美美与共”
追寻“天下大同”
人物小传：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著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费孝通全集》等。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冠生、温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