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将《论语》翻译成冰岛语出版的译者，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首批到北京大学留学的学生，他就是被人们赞誉为“中国通”的现任冰岛驻华全权公使拉格纳尔·鲍德松先生。

1975年，19岁的“红色青年”鲍德松怀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强烈好奇，跨越八千多公里，从冰火之岛来到古都北京求学。在北京大学动人的湖光塔影下，品悟中国传统文化，见证中国社会变革，学着用“中国思维”看当今变革中的世界。

北大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不仅滋养了这位异乡学子对中国的绵绵情意，更是对其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大甚至改变了我这个人。”鲍德松曾如是说道。

“红色青年”的来华之路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鲍德松少时便十分关注政治。他不仅仔细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还参加过马列共产主义组织，创建了“冰岛红色青年团”。

20世纪70年代，随着法国“五月风暴”思潮在冰岛的广泛传播，还是高中生的鲍德松接触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从此，他便对这个进行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古老东方大国充满遐想，憧憬着有一天能够亲自去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1975年，在得知冰岛政府要派两名学生去中国留学后，鲍德松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材料，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出色的综合能力成功通过中国政府的选拔，成为了冰岛第一批赴中国留学的学生。自此，这个来自冰岛的年轻人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未名湖畔好读书

到北京后，鲍德松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一年汉语。当时中国提倡“开门办学”，因此鲍德松每周都要去工厂或者农村进行义务劳动和接受再教育。这些学习内容虽然单调，却增加了鲍德松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的机会。

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鲍德松被直接分配到北京大学学习。为了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鲍德松选择了深奥的哲学作为专业。

当时的北大哲学系群星璀璨，朱德生、朱伯昆、冯友兰、任继愈等学界泰斗都相继给鲍德松授过课。大师身边宜聆教，勤奋刻苦的鲍德松从辩证逻辑中理解中式思维，从《论语》《道德经》中感受中国智慧。

在北大，鲍德松还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在1978年至1979年的冬季学期开设了“世界语”课程。鲍德松回忆道：“来自哲学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大约20位同学选修了我的课程，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学生是黄怒波。”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共同爱好中国文学，鲍德松与中文系的黄怒波更是成为了一生挚友。黄怒波回忆道：“每次鲍德松的母亲给他织毛衣时，也会给我织一件，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当时热情、正直的鲍德松与中国同学相处得极好，也正是这份同学间的深厚友谊，增添了他对北大深深的牵绊。

虽然鲍德松求学北大之时正值中国“文革”后期，但北大留学生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当时中国政府给留学生的奖学金是本科生100块，研究生120块。而中国老师的工资应该是56块，教授可能是一百多，普通人会更低。所以我们的生活费是足够的，想吃什么都可以买，想买自行车很快也可以买到。”鲍德松满足地说道。

学习之余，“文艺青年”鲍德松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内游玩。“夏天的时候我常去颐和园看书，下午过后会去吃晚饭，经常在外面喝一点啤酒，吃宫保鸡丁、回锅肉之类的菜。”此外，为了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大好河山，北京大学还会自费定期组织留学生去十三陵、十渡、灵山等京郊游玩。回忆在北大的大学生活，鲍德松觉得不论是月下未名湖边的野餐，还是同学们三两结伴的郊外踏青，都是十分快乐和浪漫的记忆。

用中国思维感悟当今世界

鲍德松在北大求学时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政治的变化。他仍记得宣布毛主席离世后，北大餐厅里人们脸上的迷茫和沮丧；记得“四人帮”粉碎后，庆祝的人们将饭店和商店里的啤酒抢购一空的场面；记得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后，天安门广场游行人群中高举由毛主席题字“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

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北大的学习，鲍德松得以了解整个中国文化，“从此我更喜欢上了思考中国问题和用中国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鲍德松说。

在鲍德松看来，“中国和西方的很多不一致，并不是源自国家利益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源自它们的文化差异”。他进一步举例解释道：“耶稣有一句话，你喜欢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应当对他们怎么样，所以西方人向其他国家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中国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更注重‘己之所好，也勿施于人’，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体现。”

鲍德松在中国所学的思维模式和辩证法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规划，使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职业外交官。鲍德松回忆说：“我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使我能够做好外交工作。记得2012年12月，中国和冰岛就自由贸易协议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当时冰岛方面不理解中国为何坚持要把中国厨师、中国武术运动员、中医等从业人员的自由流动纳入谈判条款。冰岛工会担心这会影响本国就业，施压于政府，使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我私下问中方谈判人员为何如此坚持，中方人员回答说，中国无意去冲击冰岛的劳动力市场，只是想在自由贸易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我向冰岛政府汇报了中方立场，最终双方顺利完成了谈判。”

可见，在国际交往中，要减少双方误解，外国人需要用中国思维理解中国，中国人也要学着用外国人的思维理解外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是谓大同”的精髓。

如今，鲍德松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从北大学子到冰岛驻华全权公使，鲍德松人生的大半时光都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而这位满头银发的“中国通”，正如媒体所言“好像一个技艺精湛的裁缝，不知疲倦地用一根根丝线，把冰雪与黄土的国度拉得更紧、更亲密……”

（本文由校报记者乔婧根据项佐涛编著的《从“红色青年”到职业外交官——冰岛驻华全权公使鲍德松口述》一书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