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罗明这个中文名字，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著名的汉学家。中国的报刊上曾登载过《罗明：为中罗友谊而歌》、《我愿意为中罗间架一座友谊之桥》等多篇介绍他的专文。我四次访问罗马尼亚，都与罗明有关。第一次由于他的女婿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Viorel Isticioaia-Budura）的关照（维奥雷尔2002年出任第十四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我顺利地取得了罗马尼亚的签证。第二次在罗明宴请北京大学代表团时，我提出对要做中罗关系的口述史，他欣然同意。于是，就有了第三次、第四次，我专门到布加勒斯特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了。

我做罗明的口述历史，主要是因为他的经历具有传奇性。罗明生于1931年，1950年赴华留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和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如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罗斯托伊卡、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华国锋、江泽民、李鹏等。另外，在一些多边的国际场合，罗明还近距离地接触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主要领导人。至于次高级的领导人，罗明见的就更多了。能为一代领导人中的一个做翻译已经很不容易了，罗明却能为几代领导人做这种工作，恐怕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极为少见的。当然，这也与时代对他的惠顾分不开的。比如，从上个世纪50年到80年代，罗明正处于20至50岁的黄金年龄。再比如，罗马尼亚是一个小国，真正精通汉语的人不是很多，而罗明刚好是第一批来华留学并且口译笔译具佳的。历史为他创造的机遇，而他以自己的努力把握住了这种机遇。于是，他才能有这种传奇的经历。

在冷战时期，党和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会议以及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只是当翻译，或作陪同，但是，罗明见证的却是中罗关系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其中的许多细节鲜为人知。由于他的工作具有连续和全面的特点，罗明的“见证”或许更具有权威性。与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做过类似工作并且写了回忆著名或文章的人不同，如给斯大林做过翻译的别列日科夫，给毛泽东做的翻译的师哲、阎明复等，罗明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这方面的回忆著作或长篇文章，只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短文。所以，他的口述对于了解冷战时间中罗关系、中苏关系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情况的研究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做口述史的过程中，除了录音录像之外，我还有幸看到了罗明大使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部老照片，他还允许我进行了扫描。仔细翻阅那些粘贴在大小不同像册上的黑白老照片，我仿佛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时空隧道当中，行走在中罗关系发展的轨道上。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历代中罗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在毛泽东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同格罗查、乔治乌．德治、毛雷尔、波德纳拉希、罗斯托伊卡等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正式会见的合影中，都有罗明。开始时，罗明好像还有点羞涩，而到后来，他则十分成熟地站在毛泽东的后面，与邓小平肩并肩。在其他照片中，除了那些给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中罗领导人正式会谈作翻译的标准照之外，我印象最深的还是50~60年代那些非常生活化的照片。比如，他随同格罗查博士、乔治乌.德治、毛雷尔等人在中国各地访问、参观与工人、农民交谈的照片，与德治等人一起与贺龙元帅自由交流的照片，陪同朱德访问工厂、与工人交谈和参观的照片，陪同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中罗友好农业合作社和工厂的照片。这些照片表明，在50~70年代，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华参观访问，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罗明是罗马尼亚方面唯一的翻译和陪同，可以说是两国主要领导人沟通的拐杖。

由于是随机抓拍的，这些老照片中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1955年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时在雅西向迎接的群众发表讲话时，罗明做翻译。由于朱德讲话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听不太懂的罗明就从后面伸长脖子偷看朱德手中的讲稿。在布加勒斯特国王车站，朱德让罗明用罗马尼亚语替他向欢迎群众问好，于是，他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同志向大家问好！”他陪同邓小平参观中罗友好合作社的刚收割后的田地时，邓小平穿的是皮凉鞋，走路时不得不小小心心。这些有趣的历史瞬间都定格在那些老照片当中。

其实，奇的还不止是罗明大使的个人经历，他一家的中国情缘恐怕也是一奇。1950年冬天，三女两男五个罗马尼亚青年乘火车经莫斯科前往北京。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其中的两位结为伉俪，他们就是罗明和萨安娜。也就是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时，他们便与遥远东方这个古老国家结下了一世的情缘。他们先在清华大学学习两年汉语，1952年又进入北京大学分别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由于工作需要，罗明于1954年就进入罗马尼亚外交部，1990年出任罗马尼亚第十一任驻华大使。前后算起来，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了二十多年。萨安娜则先后在外交部、驻华使馆和罗共中央历史与社会政治研究所工作，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1983年她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论1931~1945年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罗明夫妇有一儿一女，他们也都生于中国，刚回到罗马尼亚时甚至不会说母语。女儿的中文名字叫罗家幸，七十年代留学中国，与萨安娜一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儿子的中文名字叫罗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语言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们毕业后都在不同的领域为中罗两国的友好交流默默地工作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罗家幸的丈夫中文名字叫魏列，七十年代先后留学于北京语言学院、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2002年出任罗马尼亚第14任驻华大使。罗阳有两个女儿，为了延续这种中国情缘，他分别按中国的习惯，给她们起名为罗玉娜、罗玉琳。他告诉我，他现在最想做的一是将两个女儿送到中国学习，二是在罗马尼亚修建一个中国式的四合小院。

在与罗明一家的交往中，如果光听讲话，发音之标准，语言之流利，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其实，这些还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罗明一家对中国的那份深情。在谈到曾经与他们有着深厚友谊的那些中国师长、同学和朋友时，两位老人常常是热泪盈眶。他们保留的老照片中，多半都是反映这种友谊的。

以罗明大使的这种传奇般的经历，他如果在中国必定是一个大官，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一个能以自己的经历写出许多畅销书、赚许多钱的官员型学者。总之，他必定是一个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诸多方面享受丰厚待遇的人。可是，在罗马尼亚，他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他没有豪华住宅，现在与夫人仍住在1959年国家分给的一套七十多平米的平民公寓里，邻居都是一般工人。他没有专车，八十高龄仍然自己开着一辆罗马尼亚品牌的达契亚经济型轿车，价格不到十万元人民币。他没有保姆，由于年事已高，只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请一个类似北京小时工的中年妇女帮帮忙。他没有高薪，退休金比普通退休者也高不了多少。他更没有特殊的医疗保健条件，萨安娜需要的药还得罗明开车替她到药房买。我不知道应不应当在这些方面对比中国和罗马尼亚，也无法作出价值上的判断。但是，我总觉得历史对老人有些不公平，罗明为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和为中罗关系做出的贡献不应被忘记。

然而，令人感动的是，所有这些非但没有削弱他们致力于发展中罗友好关系的信念，更没有中断他们的中国情缘。这从他们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就可见一斑，罗明大使的主要著作有《半个世纪的中罗关系》、《1880~1974年间罗中关系文献汇编》、《1954~1975年间罗中关系文献汇编》以及一些翻译著作。萨安娜的主要著作有《象征的国度——从孔子到毛泽东》、《龙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一视同仁：中国外交的历史精神与根源》、《神州》、《中国茶文化》等。出版这些书，他们几乎没有得到过稿费，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出版社送给他们几十本书，多数时候，他们还要交每一本好几美元的出版费。虽然如此，他们仍在努力地向罗马尼亚人民介绍中国，继续致力于中罗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萨安娜告诉我，直到现在，只要有大学请她去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外交，不付讲课费，她都愿意去。

中国和中国人民应当永远记住罗明和罗明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