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身我国航天基层岗位六十余载
是我国弹道式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弹道设计的
开创者之一
却说自己只是个“超级码农”
他多次为中国火箭
设计出最完美的飞天弧线
是在关键技术攻关时
灵光一闪的“蓝领院士”
近日，央视总台《吾家吾国》专访
我国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5级校友余梦伦
听这位北大人
讲述用一生热爱攀登航天技术高峰的故事
为证明方案可行性，他们足足人工测算了两三个月
每一次火箭升空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默默托举火箭的中国航天人，余梦伦就是其中的一员。余梦伦院士今年87岁，是我国弹道式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弹道设计的开创者之一。
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提前毕业，被分配至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总体部，为导弹和火箭的发射计算飞行路线。
1965年3月，我国开始了东风系列某型号导弹的研制工作，余梦伦是弹道设计小组中的三名成员之一。
面对超长的飞行距离，如何进行试验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余梦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低弹道和高弹道相结合的特殊弹道方案，将全程试验拆分成了两次分别进行。
根据余老的回忆，为了用数据证明方案的可行性，他们五六个人足足算了两三个月。
1980年5月18日，东风系列某型号导弹首次海上全程飞行试验成功，实现了我国超长距离导弹从无到有的跨越，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长期垄断。
40岁起，从零学编程，他成功将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为了便于国土普查和地面测绘，发射返回式卫星被提上日程。
返回式卫星重达1800千克，是“东方红一号”重量的十多倍，因此承担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对运载能力的要求要高得多。
解决火箭速度和运载能力问题的任务落在了余梦伦的身上。然而，此时的余梦伦已经40多岁了，计算工具也换成了微型电子计算机，于是他开始从零学习计算机编程。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计算机编程工作者，余梦伦和同事们在摸索中逐渐克服着程序出现的问题。
经过无数次最优推力程序的分析，余梦伦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的“小推力弹道方案”。
“五个发动机——一个大推力的发动机、四个小推力的发动机。我让大发动机工作时间短一点，小发动机工作时间长一点，这样等于平均的推力就降下来了。”余梦伦的“小推力弹道方案”，使火箭的运载能力提升25% 。
1975年11月26日，载着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而在随后的三年，“长征二号”火箭又连续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已具备设计研制高性能、高可靠性运载火箭的技术能力。
面对美国提出的苛刻条件，他超负荷工作18个月，如约完成
1978年，我国开始在“长征二号”的基础上对运载火箭进行适应性技术改进，从而衍生出我国目前最大的运载火箭家族。
其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型可以执行载人任务的火箭，负责运送航天员。而它的前身，就是余梦伦参与全过程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简称“长二捆”。
余梦伦：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搞得不成功。我们要搞“长二捆”，用它专门打国外卫星，严格来说打美国卫星。
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灾难年。
美国、法国发生多起火箭爆炸事故，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几乎瘫痪。而此时，中国航天人带着还是两张设计图纸的“长二捆”火箭进入了国际发射市场，开始了与各国艰难的合作谈判。
1988年11月，在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之后，中美正式签订了两颗卫星的发射合同。
余梦伦表示，和美方签合同后，美国要求18个月必须成功地发射一次，如果不成功就要赔钱。
为了能够如期发射，余梦伦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开始超负荷工作。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都在短短18个月内完成了。
1990年7月16日，作为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成功首发，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
然而，在随后的4年里，“长二捆”经历了两次发射失败。余梦伦提出了高空风对火箭飞行影响的假设，经过对一千多次西昌发射基地的高空风数据进行演算，成功化解了阻碍。
“长二捆”不仅仅打开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的大门，也正式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新征程。
在北大，做出影响一生的决定
余梦伦是浙江慈溪人，两岁时为了躲避战乱随家人搬到上海。从小成绩名列前茅的他，却被严重的口吃问题深深困扰。
“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提问，这个问题我会做，但我说不出来，那时候自己感到很痛苦”。因为口吃，年少时的余梦伦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也使他更专注于学习，尤其是在数学的世界里寻觅自己的快乐。
1955年，19岁的余梦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来到北京，余梦伦顾不上欣赏这座历史古城的优美风光和人文胜景，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投入学习当中，每天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在北大，余梦伦曾受教于周培源、丁石孙两位老师，还多次聆听了钱学森的学术报告。北大老师们渊博的知识，深深影响着余梦伦，敬佩之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勤奋地学习，争取将来也成为一名有造诣的科学家，献身祖国科研事业。
余梦伦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根据国家科学规划和发展计算技术等的“紧急措施”，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新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时任专业主任徐献瑜先生多次在系里举办讲座，动员数学和力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们转入计算数学专业继续学习。
据余老回忆，徐先生告诉年轻学子们："计算机的诞生是出于军事目的，目前的应用领域也是以军事为主，可未来，科学计算是计算机发展的重要方向。现在，我国将有自己的第一代计算机，可是计算机人才还几乎为零，因此，国家决定成立计算数学专业，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培养人才。"
在当今 ，计算机在各个国家都是热门专业，而在当时却需要多次动员。当时的北大，最热门的专业选择是数学，力学次之，计算数学不过是一个分支学科，学生们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老师们连讲课的专业教材都没有。
在徐先生的讲述中，余梦伦动了心。他在徐先生描绘的蓝图中看到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毅然决然地报了名。没想到，他是55级力学二班唯一报名的学生，自然也是唯一被选上的学生。这也许是余梦伦一生中做过的最冲动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影响了他一生。
在余梦伦大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正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之始，国内纷纷仿制苏联计算机。当时北大计算数学和无线电的师生们，在当时我国计算技术先行者张世龙老师的带领下，开始自行设计"北京一号"小型数字计算机，并于1958年设计成功、交付空军使用。
同年，北大师生们又开始“红旗”数字计算机的设计工作，这是我国国内最早自行设计、指标先进的数字计算机之一。余梦伦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学数学的学生不懂电子学方面的技术，采取边学边干的办法，逐步掌握门电路、磁芯存储器等方面的知识，为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在余梦伦看来"微不足道"、实则非常重要的贡献。
扎根航天一线60多年，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科研班组
1960年，余梦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那时也正是我国航天事业艰难起步的时候，又恰逢国家自然灾害、苏联单方终止合作协议……余梦伦参与的“1059”导弹弹道设计，只能依靠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计算一次射程500千米的弹道，需要6个计算员花两个月时间。
一次，余梦伦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设想和解决方案，在数周时间里，他几乎一刻未曾离开过那台手摇计算机。当他抱着一叠的数据报告与同事交流分享时，人们发现一向清瘦的他，由于长时间转动计算机摇柄，右臂已经严重肿了。
“弹道设计，让我忘记劳累。虽然在编程和建模时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一次次攻克技术难关带来的成就感，又会让我体会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余梦伦常这样说。
1960年11月5日，余梦伦目睹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备受鼓舞。这位24岁的年轻科学才俊在以后的弹道设计中不断迸射出智慧的光芒。
数十年来，他系统地提出了导弹和运载火箭弹道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并为我国多个型号的运载火箭设计出了最美丽的“空中轨迹”。
2009年，他所在的班组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余梦伦班组”，这也是第一个以院士名字命名的科研班组，被誉为中国航天第一班组。
在余梦伦工作的60多年里，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了航天领域的总师、副总师，可是年近九旬的他却依然从事着自己最初的工作。他曾多次放弃工作调动机会，“换岗就可能脱离弹道设计工作，所以，我没有考虑过要调动工作。”他坦率地说，“我喜欢这个岗位，热爱这份工作。”
在这位北大人看来，永远工作在科研的一线，为中国火箭设计出完美的飞天弧线，是他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