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潘文石，1937年生于泰国曼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主任。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野生动物，尤其是大熊猫、白头叶猴、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潘文石

从事保护工作这么多年，我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人类不能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应该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

生态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演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尔逊教授曾说过，如果全球的蚂蚁被消灭了，全球许多生态系统也会随之消亡，但假如人类消亡，那么地球上很多生态系统就会随之恢复。我想，这样一个比喻很具有警醒意义。人类在地球上曾经很渺小，随着逐渐发展强大，人类开始去伤害其他的物种乃至生态环境，这形成了过去非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生产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要为了生命的未来去大声呼吁，建立一种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生态文明。我工作研究的这40年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中号召“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想，这个目标终会实现。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野外非常感兴趣，那时最喜欢看的书是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与野生动物近距离地生活逐渐成为我的梦想。读大学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生物系。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生物学研究者，也成为一名生态保护者。

从事生态保护工作这么多年，我愈发真切地感觉到生态保护绝不仅仅是一项研究。我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即使我们有1000篇论文和100本专著，但如果动物都灭绝了，老百姓依旧贫困，那么这些论文、专著又有什么用？”生态问题直接关乎生态环境的延续，关乎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保护生态多样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发展，作为保护学家，这份责任始终放在我的心头。

保护秦岭：留住熊猫的自然栖息地

1980年我开始了真正漫长的野外科考生活，我来到四川卧龙地区和秦岭南坡地区研究大熊猫。

当时普遍的保护出发点是美学，因为熊猫是全世界所关注的珍稀物种，所以它们应该在地球上存在。也因此有很多研究认为既然熊猫在野外生活有困难，那就应该把它们放到动物园中饲养保护起来。但是到了熊猫栖息地，我很快发现根据这个出发点并不能真正保护熊猫生存下去。

物种应该在它们本身的栖息地生存、觅食，在那里追求爱情，在那里生和死，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这个物种在野外灭绝了，动物园中有再多也没有意义。拯救一个物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它的自然栖息地里保护它所在的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物种内在的遗传多样性。因此，我和我的团队保护熊猫的目标始终是保全那些充满野性的自由生活的种群，保护它们世代生存的自然栖息地——给它们留下最后的自然庇护所。

我们首先花了很久时间观察记录大熊猫的行为，这是了解研究它们的基础。我们给熊猫戴上了无线电颈圈，颈圈每15分钟一次发回它们的位置数据，我们要不分昼夜地记录，一般是两小时一换班。十多年的野外科考生活已经让我形成了两小时一醒的睡眠节律。秦岭的冬季寒气逼人，林业工人都下山过冬，但对熊猫的记录不能停止。我和学生们住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钻进鸭绒睡袋，借着蜡烛微弱的光亮，用冻僵的手指记录熊猫通过无线电颈圈发回的数据。

除了寒冷和疲惫，有时甚至面临生死考验。1982年，我在卧龙山区追踪观察大熊猫时不慎从200多米高的山崖摔下，重重地摔在一块石头上。性命虽保住了，但猛烈的撞击撕裂了我的肛门。由于无法进食，我每天只能靠一勺蜂蜜和一个鸡蛋在山上维持生命，其间的痛苦刻骨铭心。

1983年年底至1984年年初，四川地区死了8只大熊猫，碰巧60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大面积开花了。于是，“竹子开花导致大熊猫死亡，要把野生大熊猫都圈养起来保护”的观点甚嚣尘上。但依据我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我确信这样做是不合理的。首先，大熊猫和竹子一起共存了几百万年，竹子几十年就会开花一次，所以不会因为竹子开花大熊猫就失去了食物；其次，饲养野生熊猫会破坏它们的种群结构，而且还可能导致其繁殖能力大幅下降。随着保护热潮不断升温，大量资金投入到饲养场建设中，原本生活在荒野家园的大熊猫被送进饲养场，我心中非常着急。1984年10月，在山中简陋的工棚中，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用我亲自观察到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和实证，陈述了我不赞成人工饲养大熊猫的原因。最终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停止了大熊猫集中人工饲养的计划。

在这之后我发现，熊猫生存的真正主要干扰因素是森林砍伐。如果秦岭伐木者按照国家森林法控制的伐木强度伐木，熊猫和人就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但是我去秦岭的时候，痛心地发现人类因为经济利益增长的驱使已经破坏了这种平衡，反过来人类生活也受到损害。秦岭的原始森林被严重砍伐，水土也无法保持了，一场大水甚至冲掉了半个县城。不仅熊猫没法生存，百姓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

看到秦岭当时这样严重的生态危机，我同我的研究生们写了一封致国家领导人的信，陈述了秦岭的情况和建议解除危机的办法。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回复批准，中央高度重视，命令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批准在秦岭南坡原先大熊猫的自然栖息地里建立新的长青自然保护区。国务院出资5500万元，世界银行出资477万美元来支持这项工作。

自然保护区成立一年之后，秦岭的生态环境显著恢复，熊猫和其他动物能够安宁地生活，我就满怀高兴地离开了秦岭。在我离开秦岭的时候，最骄傲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到熊猫娇娇、熊猫虎子和它们族群的生命，有如秦岭南坡那些汹涌奔腾的河，在自己故乡的沃土上绵延。

在离开的路上，我路过一个小城华阳镇，看到那里的情形我一下子惊呆了。华阳镇自古以来是一个商贸重镇，伐木兴盛时期它是木材运输买卖的中转站，旅店、饭店、邮局一应俱全，非常繁荣。但是在我经过的时候，华阳镇荒凉极了，街道空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饭店都关门了。因为中央限制了伐木，华阳镇衰落了。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为了保护熊猫等动物的生命，让百姓的生活变得这么萧条。我开始反思保护的方式，开始把人的生活作为保护工作中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样的思想贯穿在我之后对秦岭以及其他地方的保护行动中。

1990年3月，秦岭山区，潘文石与熊猫虎子

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年后再看，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并不冲突。现在的秦岭已经恢复了生机，熊猫、亚洲豹、金丝猴、羚牛等不同的物种都和谐地在这个区域内生存繁衍，植被也都恢复得非常好，百姓也过上了安宁富裕的生活。几年前我再次回秦岭，看到他们发展生态旅游、种植药材。我在秦岭有个老朋友叫王文书，他们家里盖了新房子，我问他两个孩子的情况，他说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汉中。一个原来贫穷山区的人，现在能够供养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并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动物、人与自然真正实现和谐共生，我感到特别欣慰。

保护崇左：保护猴子，要先改善百姓的生活

白头叶猴是一种生活在喀斯特山地区的美丽的猴子，但也被公认为世界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在我国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前人们对它知之甚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广西崇左70—80平方公里的石山上生存着4个种群的白头叶猴。

1996年年初，我来到了崇左弄官山区，当地的条件比较艰苦。住的地方很难找，我只能蜷缩在一个废弃军营的破房子里，墙壁四处开裂，没有门窗，更不用提水电了，稻草堆上铺一张草席子就是床。但我仍然非常喜欢这房子，在外面写上了八个大字“君子之居，何陋之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我常常饿得头晕眼花，难以入眠。但为了研究，生活困难都不算问题。

2013年12月8日，一只6岁大的公猴来到研究中心前面与潘文石合影

20世纪90年代，崇左还未脱贫，贫穷的人们为了一点薪柴，破坏了大片的森林。森林被破坏后，水土流失，生态恶化，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那里的生活像是一种无限进行的恶性循环：穷困，砍伐、偷猎，更加穷困，再去砍伐、偷猎。最终导致整个生存环境被彻底破坏。我走访了几处山林，很多山上几乎没有树。看到一个几乎毁灭的生存环境时，我心情非常沉痛。恶劣的生态环境其实是人类和猴子共同面临的生存瓶颈，人类的生存甚至更困难，因为猴子还可以寻找到山壁石坑中下雨存积的水，但老百姓不可能爬到悬崖峭壁上，他们只能饮用一些很脏的水，这引发了很多疾病。

面对这种“人比猴子苦”的恶劣环境，我认为，崇左自然保护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然后白头叶猴才会有希望。要保护猴子，先要改善人的生活。

村民砍伐森林是为了烧木材作为能源，如果能够推广沼气作为替代能源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去滥砍滥伐。那时我刚刚获了福特基金会一个10万元奖金的环保奖，我把奖金全部拿出来在山村修建沼气池，并在村口贴出了收购牛粪的告示。结果，家家户户都抢着送来牛粪，百姓很快地就发现这种能源的好处，很容易就接受了它。村民的水源也是个大问题，我又联系北大生态文明中心出资给村民修盖水池，改善他们的用水情况。一些因为卫生条件问题而引发的疾病肆虐村庄，比如肝病、妇科病等，我就从北京请来医生为村民医治。村里小学的硬件情况很糟糕，孩子们的学习难以保证，我想办法募集资金建了一座安全的新教学楼。

但要最终改善贫穷问题，仅仅依靠救助款是不够的，百姓需要掌握收益更高的生产方式。我建议他们种植适合该地气候、土壤的甘蔗等经济作物，政府很快就出资资助农民种植甘蔗，牵线糖厂来该地投资建厂。老百姓的收入年年增长，原先贫困山区的村子里几乎80%的人都有钱盖新的房子了。随着村民生活越来越好，对森林的破坏也逐渐停止。

我的方向虽然主要是生物基本问题研究，但是我坚持利用一些力量去关怀老百姓，即使投入不多，效果却是巨大的。我们有很多宏伟的城市和高楼大厦，但我们还要看到在那些最偏僻的角落仍然有贫困的一群人，那里也恰恰是人和动物生存的危机前线。

我毕生研究的愿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和谐地处理这些生命之间的关系，根据当地动物生命与百姓生活的实际状况，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我创造、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在广西这20余年来，我不断地宣传可持续文明的思路，我想去影响政府、百姓来为环境作出更大的努力，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到小学，我都会去作报告宣传保护思想和生态文明。大家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伦理道德之后，事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三位农民发现了一只偷猎者铁夹子上的白头叶猴，他们赶忙把白头叶猴解救下来送到我这里，他们拒绝了我的酬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

最终生态环境会因此大大受益，弄官山白头叶猴从1996年的100只左右增长到现在的900只左右。经过秦岭和崇左两个地方的保护实践，我们的团队逐渐探索出一条兼顾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人民生存发展的有效途径。

北部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赢

2003年，我听说三娘湾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后，立即带着我的团队前去考察。30年前白海豚的分布从北部湾一直到长江口，但是现在在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已经属于极危物种。我们在两年时间里收集到了18万张照片、上千段视频及数千个GPS定位点，确认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正不断增加，是世界上最健康、最有繁殖能力的群体，北部湾剩下的这100多只中华白海豚正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

白海豚主要栖息在北部湾钦州市的东部地区，因为这里过去属于尚未开发的空地，北部湾新建的工业基地也选址这里。其中，紧靠大风江入海口的三娘湾，非常适合建设大型修造船项目，故被规划为造船工业开发区。2004年，我向政府提交重新规划工业区的建议，向政府说明北部湾地区是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这里生存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珍贵物种，于此设立工业区带来的工业污染和人口增加会大大影响白海豚等物种的生存。

北部湾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达成了追求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共识：北部湾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对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刻不容缓；但是北部湾作为国家开发区，当下也很需要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的社会是不完善的社会，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自然就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始阶段。

半年之后，北部湾的整体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钦州市政府将工业园区西移集中在北部湾的西面，远离北部湾东边白海豚的栖息保护区。工业区与海豚自然保护区之间也建立起了保护线——修建了一条三墩路作为界线。相关工业企业也主动再增加约3亿元投资以购入污水处理设备，将排污标准提高到接近零排放。这样，白海豚能够在这片没有被破坏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长，这个物种的希望也被延续下来。

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沿岸原先有一些渔村，我建议保留下来，渔民仍然保持养殖水产的生产模式，这其实能够促进生态和谐。近海养殖的生蚝、沿海滩涂生长的沙虫，都对环境质量十分敏感，它们也能够成为白海豚生活环境的监测指标。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现在钦州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生蚝养殖基地。

钦州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不矛盾，可以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共赢关系。对海洋生态环境和水质极其敏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从21世纪初一直在增长。我也听钦州政府说，10年间钦州GDP从不足300亿元跻身“千亿元俱乐部”，“大工业和白海豚同在”已经成了钦州的生态品牌。

今天，当我们面对大海，站在钦州市三墩路的分界处，朝西边看是钦州保税港区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和一个个大型的储油罐，转向东边就可以看到一小群白海豚自由自在地巡航在蔚蓝的海面上。三墩路已经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路，它象征着一项伟大事业的召唤和责任，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与幸福，钦州人必须迎接时代的挑战，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自然。

许多国家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但今日不同往昔，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合理科学的保护方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生态保护也成为可能，实现“美丽中国”之梦正依赖这种生态友好的良性发展方式。

我们生态保护工作者的这些努力只是一部分，解决问题的主力始终是政府。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去帮助百姓解决问题，去恢复那些被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去改善环境。在人们的想象中，环境学家和政府的关系往往是不和谐的，环境学家呼吁保护环境似乎就要限制政府行为。但是我的经验充分表明，生态保护工作者和国家政府能够和谐地合作，目的都是为了百姓的生活，为了国家长久的发展，为了人类与地球的繁衍生息。

2013年，两只中华白海豚把头探出水面来观察潘文石

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生态保护经验，我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生命教育”的教育理念，这也是我发起成立钦州市文实中学的初衷——从孩子起，就注重培养他们对生命的热爱，让他们感知自然的神奇与可贵。我常常邀请孩子们来到野外参观，亲自带着他们穿越繁茂的树木和灌丛，仔细观察白头叶猴们的生活。看到山林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茂密丛林、奇幻悬崖和小溪农田之中，看到学生们在生态体验中获得的那份快乐，我倍感欣慰。

我愿在荒野终老

大自然中永远蕴含着生命的惊喜。2009年10月，我们在广西江州木榄山附近山洞中进行环境考察时，偶然找到了距今约11万年的早期现代人的下巴颏。这个发现足以证明左江流域过去是早期现代人类的伊甸园，同时也为现代人多起源学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同年，我的队伍在秦岭野外研究又取得三项发现，首次发现了动物中的隔代照料现象，猴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照顾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这些新发现引领着我继续探究生命的奥秘。

回首已经走过的路，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杰克·伦敦笔下的布克，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落入北极荒原，从此就心甘情愿地在漫漫的雪野里追赶猎物。我的精神世界与布克一样，洋溢着对野性的虔诚向往。

大学期间攀登珠峰的经历是我坚定梦想的关键经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从1958年5月至1959年10月，我随中国第一支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先赴甘肃的祁连山攀登“五一冰川”，后到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再后来进入珠穆朗玛峰北坡登山和进行科学考察……在冰山雪野中，我真正地感受到生命存活下来的艰难，但同时也坚定了我人生的志向，从此决心走上研究自然的苦旅之路。如果没有参加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考察科考活动，也就没有我今生的科学生涯。

2018年是北京大学百廿校庆，北大山鹰社登上了珠峰，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的口号留在了世界之巅。我感到非常高兴，给北大山鹰社写了封贺信，信中说：“我对于登山活动的热爱就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一种在雪道苦旅上的感悟。”“我已经81岁了，年龄和体力均在衰退之中，但北大山鹰社的精神无时不在鼓舞着我在当今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上空飞翔，直到那一天，我已成仙，不为别的，只为万物苍生的喜乐平安。”

我的研究历程也仿佛是攀登一座高峰，但是，我的探索之峰永远没有山巅。如今，我虽然已经八十余岁了，但是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精力仍然足以支撑我搞研究，那么我想我的保护和研究就要继续做下去，继续攀登下去。前段时间，广西涠洲岛附近发现大批布氏鲸，这引发了我的关注，我正在积极筹备赴涠洲岛实地考察，准备开启学习、研究的新篇章。

科学之路没有尽头，我愿在荒野终老。

(采访、整理：陈震坤、王艺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