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胡壮麟,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0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72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外国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英语教学法等。

胡壮麟

在战乱中彷徨的上海少年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新中国成立了!

我当时在上海市一所天主教中学——私立圣芳济中学刚升入高三，年仅16岁。4个多月前亲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的历史一刻。

对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言，新中国成立前，我思想上处于彷徨状态。我先后经历了上海处于美英法日统治的租界时代、以日寇占领上海为标志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回归和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战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这个上海少年在内心深处对现实感到不满，但又不知如何行动和求变。

所幸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解放区的进步思想。我家在江湾的住房被日寇炮火炸毁后，全家落难到上海法租界最边缘的天平路。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就在后马路，我竟然能在交大校园里买到进步书籍，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作家何其芳的《画梦录》和《夜歌》！这些书籍对我探求光明、迎接上海解放的影响很大。

当解放军在1949年5月25日清晨进入上海时，我激动万分，在黑暗中期盼光明的情绪充分反映在下面这首短诗里：

节日

街上响起了人群的步履声，

说是人民的队伍的，

南中国欢跃得掉起泪了。

黎明的第一次钟声敲响。

我睁大双眼，

空间的黑暗再也挡不住我的视野。

我要起来！我要起来！

要唤醒睡着的同胞起来。

钟声荡漾着，

又静下去……

窗外，零星的枪声，

驱散了夜莺的私语。

这诗意的一夜，

诞生着一个伟大的节日。——为上海解放而作

很惭愧，新中国成立后我虽然也曾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活动，但当组织上号召同学们报名随同解放军南下时，我却鼓不起勇气报名。在这个阶段，我既要求进步，却又不敢迈开步伐。

那时候，我脑子里思考更多的是准备上大学，上哪个大学？哪个系？按理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有的是大学，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等，不必为上大学发愁。但有两件事一直在我心中困扰，久久不能摆脱。一方面，中学时我希望长大后能当个像萧乾那样的新闻记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有新闻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我思想上也出现另一种遐想，希望能够远离家乡去北京上学，既可以听到何其芳《画梦录》中叮当的骆驼铃声，又可亲临以天安门为标志的新中国首都。

就在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下，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尚无全国统考，而是分大区招生，如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等。一些私立大学则各自单独招生。这样，我报考了华北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区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及两所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沪江大学(英文系)，整个暑假我马不停蹄，四处奔跑。未想到我竟然被上述四所大学全部录取，这下逼着我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地区、新闻和英文两个系之间进行选择。

这时，我的一位潘姓邻居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做一名记者，外语功底必须好，不然不可能成为萧乾那样的优秀记者。因此，他劝我不妨先学英语，打好基础，毕业后再去找记者的工作。碰巧，我去上海的清华同学会了解情况时，一些老学长跟我讲清华很快会成立新闻系，将来可以转系，于是我下定决心去了清华，成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的一名学生。

第一次远离家门去北京对我是一次锻炼。上海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组织我们新生集体北上，包了一辆专车，带队的是学长丁石孙，后来成为北大校长。

清华、北大的大学岁月

1950年9月，我跨入清华校门，在大操场报到后，便看到外文系的宣传标语：“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我就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中度过两年。

1951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成府路一家小餐馆里吃馄饨面，边吃边看饭桌上的《人民日报》，碰巧读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作者最后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顿时我内心深处被打动了，是志愿军的奋战使我们得以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不久，我们年级中党团员最集中的俄语组同学积极报名参军了，这再一次打动了我。由于没有得到家中同意，我最终还是没有决心报名参军。没过多久，学校为支援装甲兵部队做第二次参军动员，我报名了。遗憾的是，体检时我因高度近视，未被录取。

由于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表现，我于1951年12月被接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没多久，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我被清华大学校党委派遣到北京市委参加这项工作，我所在小组的领导是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谢青同志(1952年，院系调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此期间，我萌生了入党的念头。起因是小组在3月8日妇女节进行纪念活动时，谢青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不要认为革命胜利了，什么都解决了、变好了。我们的农村还很落后，妇女在农村中还是没有地位，我们要继续革命……”我立即表态要继续提高觉悟，争取入党。

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尾声时，又动员一部分人员去支持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会讲上海话，就被挑上了，于是又去上海参加了两个多月的运动。由于经受了“三反”“五反”运动的考验，清华外文系党支部在暑期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同意我成为中共候补党员。

暑假开始，我们就提出去工厂劳动锻炼，经清华大学校党委请示北京市委后予以批准。我和外文系的部分团员及其他同学去了二七机车厂，另一部分人去了石景山钢铁厂。位于卢沟桥畔的二七机车厂具有“二七”大罢工的优良传统，我们既能与工人师傅共同劳动，又接受了革命历史教育。

我们原定在二七机车厂劳动一个月，结果两周后，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方的指令，让我立即返校，说另有任务。回校后，我获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召开，需要清华外文系学生支援。我们最初被安排在中山公园的几个大厅住宿，白天集中学习。这时，我们才获悉会议召开的背景：美国片面缔结对日和约，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在亚洲区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如果说我进清华外文系一直接受的是“清华园是革命家庭”的教育，而这时我最能体会“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意义了。

1952年暑假，教育部对中国高校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原来的文理学科合并到北京大学。我也转学到了北大，亚太和平会议后的所谓“返校”不是回清华，而是直接到新北大报到。我到新北大后，曾协助东、西、俄团总支宣传委员倪孟雄同志从事宣传工作。不久，东、西、俄三系分别成立各自的团总支，我担任西语系团总支书记。1953年夏，我在西语系党支部转正。

这一时期，我仍然抱着“重政治，轻学习”的思想，对如何搞好学习很少考虑。没多久，我开始感到有压力了。那时毛主席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团中央随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大操场召开全市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我也参加了。此后，北大党委、团委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党团干部在“三好”中起表率作用，我与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干部不时研究该如何贯彻。

胡壮麟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就“身体好”来说，按时起床、按时熄灯，党团员要做出榜样。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体委在北京市推行“劳卫制”，我在短跑、中跑、长跑、单杠、双杠、跳高、跳远、铅球、体操、爬绳等10个项目上都达到优秀标准，光荣获得“劳卫制”优秀奖章。

“工作好”主要指党、团、学生会、班级干部的社会活动，时间固定在下午2—4点，这也能做到。

唯一让我们感到难办的是“学习好”，因为党团干部每天午休后比其他同学少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当时发生过一件事，一天下午，我接到二年级团员的汇报，说他们班上的团干部在女生宿舍关上门大哭。我赶忙前去问个究竟，原来她们期末考试成绩不好，没有完成“学习好”的任务，没法向组织交代，只能关门痛哭。我本人在班上考了个“4+”，处于中游。

党要干啥就干啥

1954年毕业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参军，因为我对中学和大学时两次号召参军没有报名一直感到心中有愧，第三次又因视力太差未能通过。再一个原因是清华外文系有个传统，不同时期的党支部书记毕业后都参军了，他们是我的榜样。

北大东语系和西语系共有8位同学被通知去总参二部报到。报到时，干部处刘处长热情地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让我永远难忘且富有感情的话：“你们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在总参二部先后担任见习翻译、翻译、参谋等职。在新的岗位上，我立了一个大功。那时，美国欲在太平洋某个岛屿进行大规模的氢弹试验，我将全部情况研究分析和整理后上报，二部部长刘少文将军立刻转报国防部彭德怀元帅，彭德怀又直接转发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为此，总参谋部政治部给我发了“先进工作者”证书。在二部期间，我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过《美国军事科学哪些落后于苏联？》一文，后为《光明日报》转载。

1958年春，部队动员10万转业官兵建设北大荒，我报名获准，自部队转业，离开了北京。1959年年底，我接到通知，调回北京工作，最后落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情报资料室下分三个组：情报组、翻译组、资料组。我是学英语的，被分配到翻译组。没多久，室主任发现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让我当翻译组组长。1960年初，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我既提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大国的农业生产情况，也收集了同为农业和人口大国印度的农业生产经验。

在农科院工作十余年后，1972年年底，我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工作。回北大后，我最初给1970年进校并已经学习两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听力课。除采用现成的听力教材外，我每天从电台录下BBC、VOA等外台的广播新闻并转成文字，然后请长期留在中国的一位美国老专家温德(Winter)校对，成为自编教材。

1974年，北京大学接受一批越南留学生，由吴柱存和邓懿两位教授任主讲教师，我和安美华老师协助，此外我还负责教听力课。学生对我用多种方式给他们讲授和操练听力和口语很感兴趣。1975年暑期，越南留学生回国后，我先去首都机场，协助李赋宁先生培训机场人员学英语，然后又担任即将入学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教学小组长。

改革开放庆新生

1978年，我通过教育部在全国高校的中青年出国培训选拔考试，被保送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同行共9人。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该校语言学系攻读了普通硕士和优等硕士学位，从此开启了我后半生在高校从事语言学的教学生涯。

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主任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1949年前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导师分别为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鉴于他在中国的经验并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他对我们3位在该系进修的教师非常友好，也能严格要求。（胡壮麟：“吾师韩礼德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2—15页）他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既传承了王力、高明凯等功能主义思想，又结合他的英国导师弗思(Firth)有关伦敦学派的理论。（胡壮麟：“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外语研究》2016年第5期，第9—13页）国外高校在课堂上流行的“研讨会”(seminar)与国内学校中习惯的“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法形成鲜明对照。

我虽然在语言学系学习，也参加了英语系为中国进修教师安排的一些课程，主讲的有系主任克雷默(Kramer)教授、讲师朗西(Runcie)博士和外聘悉尼教育学院的老师。克雷默后荣任悉尼大学校长，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经学校同意，我以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名义邀请克雷默参加庆典。

1998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决定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仍让我挂帅，我服从组织决定。在此期间，澳方的澳中理事会主席知道我是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特地提醒我，新成立的中心和北大即将召开的学术会议不要只宣读小说和诗歌类论文，应该动员北大和其它学校更多专业从事澳大利亚研究，如政治、经济、外贸等。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带头写非文学类论文。经过多年的努力，2016年卸任后，我将有关论文汇集成《跨越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评职称时曾有过明确规定，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全面发展并取得成果的教师优先提拔。对此我深表赞同，并按此督查自己。

高校恢复招生后，北大外语教师的压力很大。外语专业本科生分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北大教师比较熟悉文学课程，但是语言方向的教学如何开展却不是很清楚，如果回到之前简单的“听说读写”教育，岂不把大学办成了外语专科学校？改革开放后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他们开设专业理论性更强的课程难度更大。正是在此情况下，先期出国进修的老师，如姜望琪、祝畹瑾、申丹等同心协力，为本科生开设了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学文体学、叙述学、英语的语体、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法、外语测试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系统功能语法、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和流派、语义学、语言和隐喻、互动交际、语用学等课程。因此，每年都有不少高校老师前来观摩学习。就我个人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在北大除本科生外，还培养了25名硕士生、8名研究生班学员、17名博士生。

在科研方面，我边教学、边参加学术会议、边写论文。自1981年回国后至1996年暑期退休，我一共发表了63篇论文(平均每年4篇)；在专著方面，独著、合著、主编、合编各2部。获奖情况也令人满意。同时，我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先后去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芬兰、荷兰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达20余次，会议主题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论辩学、象似性、英语教学等。

在管理工作方面，我从澳大利亚回校后没有多久，便先后被任命为西语系英语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1983年英语系成立后，被任命为副系主任，1985年被任命为系主任，直至1993年。

退而不休，老有所为

1996年学校通知，教师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63岁，我立即打报告申请退休，获得批准。

但退休之后，我并没有休息。苏州大学为了成立符号学研究会，要挂靠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乐黛云教授提出要由北大教师担任该会会长，对方同意了。乐黛云听说我退休了，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和研究符号学这个新的领域。过了一段时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主任高远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给研究生讲课。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医院探望我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她在病榻前要我继续上完她的课并在北师大任兼职博导一职，招收博士生，不知不觉我在七八年中培养了9名博士生。

我从未没有停止科研工作。从1996年下半年至今的23年中，我完成独著和论文集9部、合著5部、主编9部、合编13部、论文182篇(平均每年7篇以上)，获得诸多奖项，在此不一一列举。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8年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邀请我参加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金婚庆典，并代表913对金婚夫妇在台上发言；也是在2018年，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授予我“老有所为·乐为之星”奖。

回顾一生，可以说，我们是在艰苦奋斗中成长的一代，也是见证了祖国崛起、民族复兴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