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赵炳华,1931年出生于河北景县,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教授。1946年考入北大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儿科系,1961年毕业后在北大医院儿科工作,1984年参与创建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主要从事新生儿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1931年11月,我出生于河北省景县一个小学教员的家中,我上有长兄一人,下有弟妹四人,母亲是传统中国女性,辛苦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在那民族危亡、战火不断的年代,一个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活,我的两个弟弟妹妹先后被送到外国人筹办的救济院。为了让我能够读书,父母带着一家人离开老家,辗转于天津、北京。
我的童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家在沦陷区的生活充满了艰辛,日军的残暴、百姓生活的困苦都让年幼的我印象深刻。及至后来的岁月,幼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场景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没有国家民族的强大,又怎能有个人的安居乐业?作为国家一路发展繁荣起来的亲历者,谨以此文回忆我的个人经历和我所见证、参与的祖国护理事业的发展。
革命启蒙,为祖国贡献力量
我与护理结缘于1946年考入北大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选择护校,也是因为成长于战火中的我所见所闻了太多为抗战受伤甚至牺牲的英勇战士,我希望自己所学能够救死扶伤,能够减少别人的病痛。
在校期间,我结识了曲绵域等进步学长,受他们影响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北平解放前,我在医学院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学生进步运动,防止国民党特务组织、三青团分子对北大医院、北京大学第二附中实施破坏。在护校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什坊院保健院的志愿工作,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调查疾病流行情况,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疗疾病。
在护校学习的三年,我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49年我从护校毕业后,进入北大医院眼科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护士。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1950年3月,卫生部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六个大队。我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央防疫队,远赴青海、内蒙古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我所在的防疫队去的地方都是祖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很艰苦,吃的几乎没有青菜,住的是少数民族的帐篷,出行有时乘车,更多是步行和骑马,但是队员们都不怕苦与累,内心充满了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的愉悦感。我们在当地调查传染病情况,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治疗疾病,减轻病痛。我从中也得到了锻炼,为后来几十年工作中克服各种困难打下了基础。
结束中央防疫队的工作后,我重新回到北大医院工作。我于1954年7月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此后,我由于努力工作,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都有提高,升任北大医院眼科护士长。
成为医生,再次响应号召离京工作
1956年,我考入北医儿科系,经过五年刻苦学习,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进入北大医院儿科工作,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在参加临床工作的同时,我积极参加儿科党支部组织的活动,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会议精神,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坚定信仰,并于1962年当选为儿科党支部书记。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结合国际形势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全国很多地区、行业都投入三线建设中。1969年,我满怀热血,与当时在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的丈夫王涛一起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带着年幼的子女举家迁往贵州省。丈夫在贵州省航空工业部门○一一基地工作,我便进入○一一基地附属医院,先后在三○一医院、三○二医院担任儿科医师、儿科主任。由于工作需要,丈夫长年在外,我一边要操持家务,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还要建设管理科室,救治患者。尽管两所医院是贵州省○一一基地的核心医院,但医疗条件仍然很差,人员严重不足,我作为儿科主任,为医院的儿科建设尽了最大力量。那时我很晚才下班回家,周日也加班加点工作,还经常半夜被叫去医院抢救患者。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1980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我也带着子女回到北京。回京后我选择回到北大医院儿科工作,不久组织安排我担任儿科党支部书记和儿科副主任。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对外学术交流增加,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被引进来,刚从贵州回京的我深感自身能力不足,就利用每天下班后的时间学习英语,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肩负责任,发展北大护理
1984年4月,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前身)创建,北医成为中国首批恢复高等护理教育的院校之一。我受时任书记彭瑞骢和时任校长曲绵域的邀请和委托,担任第一届护理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持组建护理系的工作。当时护理系只有一屋一人一桌一椅,没有教学楼,没有专业教师,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本科教材,没有实习基地,甚至国内也没有可借鉴的教学经验。面对一片空白的状况,我从零起步,一步一步开始了护理系的创建工作。
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教室和实习基地很快有了着落,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专业的护理师资。为此,我从北医各临床医院内、外、妇、儿各科选拔了一批副主任以上医师作为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既在医教研方面富有经验又熟悉临床护理工作。1985年,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正式招收了首届四年制的本科生,开启了北医高等护理教育的新纪元。最早在护理系任教的几位教师,多是北医历届的优秀毕业生,受母校的邀请,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临床医学专业,走上了护理专业教师的新岗位。为了保证护理学专业临床实习的带教效果,我又从临床医院择优聘任了数位中级职称以上的护理骨干作为临床师资,邀请他们参与全程听课和临床带教。正是这些早期创业者,从零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护理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编写讲义、出版教材、钻研教法,打下了护理高等教育事业的根基,开启了中国护理高等教育的新篇章。
1984年,赵炳华正在工作
教学团队成立了,但护理本科生的内、外、妇、儿护理学专业课程都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也没有教材。我便组织全系的授课教师每周进行集体备课,每位教师都要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授课计划。这些刚从临床医生转行来的主讲教师有着丰富的临床医学知识和医疗专业教学经验,但在授课内容的选择上容易出现偏重医疗轻护理的现象。为此,我制定了周密的改进方案,使教师从授课内容到思维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护理内容的讲授为主,医疗知识的讲授为护理服务。在展开护理教学时,因为没有现成的中文护理教学内容,在我的带领下,护理系每一位主讲教师都抱着厚厚的国外权威护理学专业英文版教科书,先翻译其中的护理教学内容,再集体对授课内容反复讨论和斟酌,直到满意为止,这些译稿最终形成了凝聚着每一位教师心血和汗水的一本本厚厚的讲义,也成为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科护理学类专业系列教材的雏形。正因为护理系教师们都经受过这样严格的训练,由北医护理系教师主编的各门课程的专业教材历年来在我国护理学界均以护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新颖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而著称,受到了护理学专业师生们的一致好评。护理系也在这些教师的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中起步发展。
仅有勤奋的劳动和奉献的精神,还不足以支持一个现代学科的发展。为了让教师们更好地了解护理专业的特点,我聘请外籍教师来华讲授护理专业知识,如护理理论、护理科研、护理教育、护理管理等课程,并举办国内护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同时,选派部分教师出国进修学习,了解国外护理教学的发展情况与特点,三年内使护理系师资达到了护理教学要求。为了保证临床带教老师的人数和水平能满足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的需求,我向学校申请招收具有大专学历的护理人员进行师资培训,从而在短时期内建立了一支能基本满足护理本科生实习需求的临床教师队伍。
在满足本校师资需求的同时,护理系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护理骨干师资培训与专业人才建设工程。自1986年至1995年,在美国HOPE基金会的支持下,护理系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一个半月的护理师资培训班,培训本校和来自全国高等护理院校的护理师资,在传播国外先进的护理理念、护理知识和护理技能的同时,也介绍国外护理教育方面的科学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培训了一大批护理系主任、骨干教师和临床护理人才,为我国早期的护理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全体教师所接受,使护理系这支队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学习热情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护理系成为全国护理骨干师资培训基地。
为更好地实现师资培训和教育影响,我还从美国等护理专业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引入具有护理专业特色的护理理论、护理程序及护理诊断等先进的内容,并将其编译成中文出版。大量专业的护理学教材、辅导教材和学习指导类教材的相继编写出版,在最大范围内传播了护理学的科学理论和现代理念,随着这些教材在全国范围的发行,极大地促进了护理专业的发展。
在一代护理人的努力下,护理高等教育在北医迅速发展起来。1988年,根据国内对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护理系将护理学本科生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并面向全国招收第一批五年制护理学本科生,共招收30名。1990年,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护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包括我在内的三位老师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面向全国招收第一批护理学硕士生,共招收三名,其中孙宏玉成为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我在工作中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经常询问学生在专业学习和临床实习中有什么困难,及时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积累知识,使其走向成熟。我认为护理专业的学习与临床的实习是脱离不开的,掌握了扎实理论知识的同学,尽早进入临床、接触病人对于更好地掌握和应用医学知识很有必要。医学人才需要知识、能力和勇气,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在充分接触临床的过程中,才能成长为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合格医学人才。
身虽荣退,心系护理
离休后,我没有把医疗和护理的老本行丢下,经常帮助邻居老同志们寻医访药,帮助老人们测血压,指导老人们用药和进行身体保健。进入养老院后,我积极帮助新来的老年人适应退休后的生活,根据老年人的疾病状况提供针对性的医疗护理建议,开展心理护理,辅导老年人重新认识生活的意义,使其安享晚年。在我的安慰和鼓励下,几位新进养老院的老人战胜了对疾病的恐惧,回归了社区生活。
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一颗红心向着党”的信仰理念,坚持学习,坚持交党费,坚持在身体允许的时候让儿子开车带我去医学部参加护理学院退休党支部组织的活动,每次都认真学习党的会议精神,积极发言。进入养老院后,我在3月5日学雷锋日和养老院的多次学习会上与其他老人一起学习并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不仅自己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做笔记,还要求子女家人共同学习,共同交流进步。我还利用与学生见面交流的机会,鼓励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努力学习,叮嘱他们多读书,保持良好的思想态度和政治立场;护士应该有足够的学科自信、专业自信,用自己的努力为医疗进步作出贡献。
回顾我这一生,大半辈子都在与医学、护理打交道。从最初报考护校治病救人的信念到后来克服困难创建发展学校的护理学,支撑我向前的一直是为国家、为社会多作出一点贡献。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才能更加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这一生从在护校接受进步思想起就立志入党,加入共产党后更是时刻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作为一名护理人,希望护理人才济济,护理事业再攀高峰。
(整理:王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