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1921年11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 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学习。期间一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复校后，1947年重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从1950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1-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2011年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黄枬森先生1981—1996年连任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曾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同志高度评价其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1999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受到胡锦涛同志接见，并代表获奖者发言。2001年，作为哲学界的代表，在北戴河受到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4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资深专家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大会，受到胡锦涛同志接见。

（一）融汇中西马的治学之道

黄枬森教授的治学之道，伴随其一生，上下九十年，可分为两大阶段：

头三十年，经历了“中——西——马”三部曲，最终在“三十而立”之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终身学术追求，也作为安心立命之本；

后六十年，则一以贯之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六十年如一日，献身于这一事业，不过也依形势发展，可以说走过“高——低——更高”的“之”字型道路。

人生路上头三十年，1921—1950年，黄先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求学之路，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融汇中西马”的综合创新治学之道。

这30年间，黄先生求学之路，大体上先后迈出三大步：

第一步，从六七岁到十五岁前，中学打底——从出生到十三四岁，主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打下根基，这使他在接受西方新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前有民族文化作为根基与铺垫。

1921年11月29日，黄枬森出生于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家乡是四川西南、自贡市东南、绵阳地区的富顺县城。沱江从这里流过，自北向南注入长江。

说到黄先生的国学底子，还有一点家学渊源。他的父亲黄文杰是一位清代秀才，邑人称之为文豪，因而很注意从小向他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从六七岁直到十三四岁，除了上过两年小学之外，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私塾里学习中国古代典籍。除了中国古代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他还从小熟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元典。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的《资治通鉴》，产生了极大兴趣，小小年纪竟能成段成卷地诵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几乎读了这部150万字巨著的三分之一。

这个扎实的国学底子，对于黄枬森后来的治学之道，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也对他的做人之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奠基作用。

第二步，15岁到“三十而立”之年，西学扩容——这段时间，青年黄枬森逐步系统深入地接受西方近代新学，开阔眼界，也扩大了理论空间。

他16岁上初中，18岁上高中，在自贡市蜀光中学，开始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这个中学名为“蜀光”，确实比较开明，有民主、科学氛围，给大西南带来一片文明之光，也给青年黄枬森带来一片科学、民主思想曙光。

1942年，二十出头的黄枬森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南联大物理系。所谓“西南联大”，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代，由疏散到大后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在云南昆明市郊创办的一所综合大学，集中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在物理系学了一年，后来虽转入哲学系，但仍选学了一些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并且系统学习了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本科一年级，这6年时间里，青年黄枬森又初步打下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基础，打开了眼界。在这阶段，他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而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初步训练，这对后来他的治学之道，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终生强调“哲学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科学”，或多或少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精神的浸润。

40年代中期，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黄枬森一度投笔从戎，学会了军用汽车的驾驶技术，参加中国到缅甸、印度的远征军，投身到抗门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个大学纷纷复校，1947年他重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毕业后又考取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师从郑昕先生，专攻康德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由此开始攀登西方近代新学的宝塔尖儿。

郑昕先生是中国第一位远渡重洋、到康德祖国去专攻康德哲学而深入堂奥的学者，先后在柏林大学、耶拿大学专门研读康德哲学；从1933年起，他在北大专门讲授康德哲学，长达30多年，可谓当时中国头号康德专家；1946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表的《康德学述》，是中国深入研究康德哲学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郑昕先生的治学之道，首先是原原本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研读康德原著，而且是主要依据康德“三大批判”的德文原文，刻苦攻读，毫不走板。郑昕先生的治学精神，是以学术为第一生命，讲起康德哲学来，满腔热情，近乎虔诚，令人萦怀难忘。郑昕先生治学主旨，是深入研究康德、探寻新哲学途径，他的格言是：“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看来，郑昕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治学格言，都对黄枬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借助于这种学习路径，黄枬森深入到西方哲学堂奥之中，走到西学研究的前沿，在中国国学基础上，又打上了西方哲学的底子。

第三步，从高中时代到“三十而立”之年，皈依马列——在研习国学、西学的基础上，最终归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青年黄枬森求学之路的思想归宿。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正当从十六七岁到20来岁，世界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黄枬森，在蜀光中学上高中时，由于学校氛围比较民主宽松，他便有机会如饥似渴地读到艾思奇《大众哲学》、潘梓年《逻辑学与逻辑术》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书籍，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他心中燃起一种新时代、新哲学的智慧火光，也使他从青年时代立志献身哲学研究。后来他一度报考西南联大物理系，其实是想为哲学研究作准备。

1947年北京大学复校后，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有重大影响的民主保垒，民主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当时北大的地下党组织注意通过读书会等灵活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学生。他热心地参加了“腊月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在北大“民主、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始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伟大划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成为他终生不变的哲学信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94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党组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当时正做西方哲学研究生的黄枬森，接受组织安排，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作为首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骨干力量。1951年至1952年，他还到中国人民大学系统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还曾做过北大的苏联哲学专家格奥尔基耶夫的学术助手，使他较早地接触了苏联哲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列宁《哲学笔记》的最新成果。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不仅成了黄枬森的终生职业，而且成了他的终身事业。因而，大体说来，2012年也是他从教60年，从事哲学研究70年的喜庆日子。

经过国学、西学的浸润，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时代的选择，组织的选择，也是青年黄枬森自身思想发展的选择。也正是由于他走过了这样一条求学之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格外坚定，格外执着，屡历磨难，终生不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多年，黄枬森的治学之道，又和新生共和国的历史命运一样，经历了—个“两头高、中间低”的三部曲：高——低——更高。

新中国成立之初头八年，新中国如壮丽日出，黄枬森也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在北大，他首先开出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哲学专业刊物，他协助老一辈著名哲学家金岳霖、郑昕先生，创办了《光明日报》哲学副刊。这一时期，他发表了10来篇论文，锋芒初露。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1957至1978年间，他也走过了曲折磨难的20年。政治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压抑，学术发展的中断，这种种磨难都丝毫未能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念，倒促成了他治学之道的独立思考，深刻反思、大器晚成、蓄势待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黄枬森在治学之路上，虽已年近花甲，却是厚积薄发，一下子冲向高峰，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30年间，硕果累累，晚年已逾九十，却思想活跃，笔耕不辍。

他常常满怀深情地对人说：“我的学术研究、学术生命，是从改革开放真正开始的!”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学术灵魂，改革开放给了他学术新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他哲学创新的理论勇气。

（二）六大哲学创新

有的人认为，黄枬森学术思想，代表了“左”的僵化、保守倾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十分浅薄的皮相之见，似是而非的错误判断。

实质上，黄枬森学术思想主旨是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系统化的理论创新。

在他上下70年的学术求索中，先后作出了六个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的开创性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他借助于苏联专家，率先接触到苏联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开始看到，由于教条主义的简单化学风，使苏联在《哲学笔记》问世三四十年间，竟既没有一部完整详实的注释性著作，更没有一部深入系统的研究性专著。

也就是从这时起，刚过“三十而立”的黄枬森立下哲学宏愿，应当由我们中国人，写出这样两部著作。

而这里的思想主旨，则是通过深入发掘列宁哲学遗产，突破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现代科学体系。

从1960年到1962年，当时被取消了讲课资格、担任北大哲学系资料室主任的黄枬森，组织张翼星等五六个人，从列宁《哲学笔记》的核心篇章——《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入手，开始了系统注释《哲学笔记》的繁难工作，并当年将这部分注释作为上册，内部铅印出版。

1974年，他又和彭燕韩一道，作了《辩证法要素》十六条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注释与研究。早在60年代初，他率先开始从《辩证法要素》十六条入手，探索辩证法体系问题，迈出试图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第一步。

1978、1979年，他们又对上述研究作了修订补充。从1960年到1981年，经过长达20年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终于推出了50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为列宁《哲学笔记》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解决了前苏联哲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该书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4年，他又从理论思维高度，总结概括自己系统研究《哲学笔记》20多年的思想成果，发表了学术专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该书是这个重大研究领域中中国学者写出的第一部研究性专著。

黄枬森不仅自己带头进行理论创新，而且注重支持他人乃至带动整个学术集体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2—1985年，他指导我完成研究《哲学笔记》的博士论文《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1990年出版，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1988—1992年，他又支持张翼星等完成国家“八五”重点课题《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如果说凯德洛夫院士代表了苏联学者深入列宁思想实验室内部、发掘列宁辩证法思想内涵最高成就的话，那么黄枬森则基于自己独特的治学之道，另辟新径：借鉴中国古典文献解释学方法，借助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内涵的发掘，来深入开掘列宁《哲学笔记》的思想底蕴。

苏联凯德洛夫-中国黄枬森，代表了当代世界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研究的两大学派、两大高峰。黄枬森的新成果、新路径，不仅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产生鲜明影响。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一篇长篇论文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枬森为代表的、以完整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为主旨的独特学派。

深入开掘《哲学笔记》，是黄枬森为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个创新，是在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学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黄枬森、张世英、朱德生、齐良骥等北大学者，在中国最先着手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1972年，他们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稿，已有50万字之多。可惜由于形势发生曲折，未能公开出版。但他们并未灰心，继续找机会研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头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旗帜，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中，黄枬森不仅积极参加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且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新思想：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典文献，而且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要作为历史文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评价其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既要充分估价历史贡献，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历史局限；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史，看成是“句句是真理”的真理汇总，今天我们需要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新学科。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大学黄枬森、施德福等人，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林利等人，中山大学高齐云等人，共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学科奠基。其中北大黄枬森教授，大家公认起了第一位的作用。

中国人自己编的4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留下了黄枬森和这门学科的创新足迹：

1981年，中国第一部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正式出版，黄枬森是主要统稿人之一；

1987年，黄枬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北大学者共同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共120万字，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1983—1996年，由黄枬森、庄福龄、林利主编，全国10多个单位、50多位学者共同编写，历时13年，先后列为“六五”和“七五”国家重点课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终于问世，这是一部长达400万言的学术巨著，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吴玉章奖、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三项国家级大奖；

1998年，黄枬森受国家教委委托，又主持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大纲，并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卷本新教材，已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2000年这本教材与这门课程，获北大、北京市与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经过整整30年的持续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终于在中国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型学科。在这里，倾注了黄枬森教授的不少心血，是他从50岁到80岁的学术生命结晶。

今天，这门新学科尽管还存在专题研究基础不深、总体结构创新不足的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既超越了前苏联东欧的研究水平，也超越了西方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水平。

第三个创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新体系的新哲学观。

有的人认为黄枬森是维护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僵化保守代表，殊不知从1964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读列宁论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开始，他就开始着手探讨如何突破苏联模式，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问题，堪称是这方面最早的探索者、创新者之一。从1982年起，他指导我作博士论文《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思想主旨正是这种哲学创新。1993年4月，当代中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请黄枬森教授和我们几位到他那里作学术交谈，主旨正是吸收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黄枬森教授带领我们进行这项哲学创新，已经近50年之久，但问题还远未解决。他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不是解决了哪个具体问题，提出了哪个个别思想，或提出了哪个体系框架，而是提出了对于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新体系，富有启迪意义、奠基意义、长远意义的新哲学观。

这种见解独到的新哲学观包含以下11个要点，可以简称“新哲学观论纲”十一条：

(1)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必须解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前提，是哲学观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

(2)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哲学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科学、现代科学世界观，科学存在的基础首先是研究客观世界、客观规律，对于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主张的脱离客观世界的纯粹逻辑、纯粹认识论，我们决不能苟同，放弃这一条，势必导致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

(3)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部分，首先应当是从理论思维的整体高度提出的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观，这是唯物史观、认识论、价值观最根本的理论前提，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线，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重心在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双线一体式的发展、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块整钢；

(5)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形态，有些人企图把马克思哲学抽象人本主义化，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恩格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背离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歧途，把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说成是蜕化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6)为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必须对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做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赞成用大批判的方式，采取简单否定态度，应当一分为二地历史主义地分析其是非曲直，注意保留其合理因素，这种理论体系今天已暴露出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我们也不能固守，必须作出富于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今天哲学创新最重要；

(7)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也是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但不能作为本体论、存在论的第一范畴，马克思实践观理论上包含着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个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内容上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前提，“实践唯物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成立的，但不赞成主观唯心主义地夸大实践，把马克思哲学简单归结为“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那就把“实践唯物主义”变成了“实践唯心主义”；

(8)主体性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哲学革命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根本改造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主体性灵魂，也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只讲客观性、不讲主体性的历史局限，把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在实践观奠基的哲学革命中，我们今天应加强研究，有所创新，深入研究人的三种主体活动一一实践活动、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中贯穿的主体性，区分正确的主体性与错误的主体性，不赞成搞过分夸大的主体性崇拜，不赞成把唯物主义反映论简单归结为否定主体性的白板说、机械反映论；

(9)存在观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起点，对存在的崭新理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存在是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范畴，从黑格尔《逻辑学》到马克思《资本论》逻辑、列宁《哲学笔记》，都把存在作为哲学体系起点，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体系建构原则，遵循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方式，构成流动、统一、完整的范畴群、范畴系列、范畴体系；

(10)体系与方法统一论，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与体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为马克思讲的是方法哲学，不是体系哲学，实际上，方法是内容灵魂，体系是叙述形式，二者岂能割裂？我们固然不赞成离开实质问题的解决去拼凑体系，同时也不赞成在科学认识走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整体化、系统化是其主流方向的现代科技革命时代，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时代课题；

(11)现代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个五十年”有其原生形态，“第二个五十年”有其列宁主义哲学次生形态，“第三个五十年”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再生形态，今天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四个五十年”，我们必须认真汲取现代科技革命新成果，注意研究经济全球化中的新问题，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做出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创造出具有现代形态、回答时代课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包含三大层次的理论内容：世界观(存在观)——历史观——哲学观。前人研究多半集中于头两方面，鲜见对马克思哲学观的专门阐发。

黄枬森倡导的上述新哲学观，许多具体内容、具体观点、具体提法是可以商榷、可以推敲的，但其基本思想、核心理念，应当说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继承发展，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创新，为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四个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

黄枬森不仅是学风严谨的大学教授、书斋学者，而且还以共产党员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中华民族面对的时代课题。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来源、哲学基础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海内外主要有4种流行观点、流行表象：西方资本主义源头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改革源头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源头论；布哈林后期思想源头论。

这个看似抽象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却有命运攸关的全局意义、现实意义，实质上决定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可能在实践上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富国富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

从1983年、1984年起，黄先生一直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探索这个前沿问题。

1983年4月，黄枬森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到法国巴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发言的题目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自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辞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观念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从哲学与世界历史高度，科学地阐明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1984年2月，在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他和我合作发表了论文《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的创造性探索》，首次明确提出并且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渊源与哲学问题：这个思想源头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主流之外，而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长河主流之中，特别是在列宁后期新经济政策道路探索之中；在列宁后期新经济政策道路探索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渊源与理论源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新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后期新经济政策思想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后，黄先生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兴衰成败，在此一举。因而，他主动放弃了一些纯学术问题研究，“自找苦吃”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问题。在1993年第7期《哲学研究》上，他发表了论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哲学问题》。在1994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上，他又发表了论文《再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问题》。他提出了几个新的学术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十分突出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生产的社会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通过发展社会分工与市场体系，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实现中国社会生产的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真正确立，必须正确处理一系列基本矛盾，如市场与计划、公有与私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关系问题等等。

黄先生主编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主旨，都是到150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长河中，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源头活水和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这部巨著中作为压轴戏的最后两卷，是专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中一卷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哲学探讨。

1998年重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卷本，特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最后两章，专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其中最后一章专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过程、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在150年的整个马哲史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005年黄先生又带领我们发表一部专著，《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第五个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作为政治保证，而且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支柱。

正是这个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促使黄枬森教授在七五高龄之后，从1996年开始，又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文化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问题。他发表了《文化的基本问题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等一组论文。

从1996年起，他主持“九五”国家规划重点项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老中青学者几十人的学术群体，开展比较系统深入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

1999年11月，出版了由黄枬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上述学术群体集体完成的、44万字的学术专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这是专门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1年11月2日，黄枬森教授在《北京大学文科论坛》发表重要学术讲演，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

他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主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这种新型文化观，是沿着两条基本线索展开的：一是在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三者辩证关系；二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中——西——马”三种文化的辩证关系。

具体分析起来，以下七个关系问题，是这种新型文化观的生长点与闪光点：

一是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要反对脱离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就文化谈文化的空谈倾向，反对文化决定论、文化自定论的文化史观、唯心史观，要倡导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论的唯物史观的文化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设必须面向市场经济、适应市场经济，又要超越市场经济，引导市场经济。

二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民主政治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民主法治作为政治制度保证，而新型民主法治建设则需要新型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想道德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上层建筑，要求中国新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既反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保守主义儒学复归论。

三是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关系问题：按照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与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使党能更好地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加强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也只有加强与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潮中，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在全球文化融合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大文化流的关系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文化，走融汇中西、综合创新的大道；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文化主流地位，必然会造成方向迷误、思想混乱；过分偏执、固守、照搬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一隅，都会使中国文化偏离现代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大道。

五是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指导思想问题上，我们不能搞右的自由化，不能搞指导思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能搞非意识形态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新型文化在整个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在文化基础建设层面上，我们也不能搞“左”的意识形态化，搞清一色的文化，单打一的文化，只要不是敌对意识形态，就要保持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突出主旋律，保持多样化”，是一个正确的文化方针。

六是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交往，而且包括文化交往，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交往，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交往；我们必须把对外交流的文化大门打得更大一些，特别注意吸收当代科技革命、西方近现代化的最新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扩大开放、文化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善于运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分析西方近现代文化二重性，注意教育干部、青年，增强对西方流行思潮的分辨力与免疫力。

七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今天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不应离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方向，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多半是农业封建主义文化，当今时代不可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复原封建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文化；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设，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民族根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非常广泛，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特色新型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应当肯定，黄先生的文化研究，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观为指导，重点研究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创新问题。

不过，也可以依稀可辨地看到一种新迹象，就是在国学、西学基础上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黄先生，在古稀之年以后，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现代西方文明为全球背景，重新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意向。典型实例有两个：

一是1991年，黄先生为《亚洲哲学百科全书》写了一篇专论中国哲学史的长篇论文《孔子与儒学》，16000多字，概述了孔子儒家源流，也反思了孔子研究历程；

二是1999年，黄先生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一书时，专门执笔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一章，特地分析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并表示有朝一日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文化研究，是黄先生七五高龄之后，新开拓的一个新领域。我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的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主义，同时也指出这里的许多复杂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重新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一个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六个创新，为创建人学奠基。

黄枬森教授不仅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广泛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其中最为显著的创新成果，就是在当代中国首倡人学的创立。

人学——这是一门至今初步奠基的新兴学科，黄枬森是其在中国初创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近20年间先后迈出了四步：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起点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过程中，他一方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人道主义化，另一方面更力主深入发掘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底蕴，驳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学空场”的错误观点；1983年初，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黄枬森在大会最后一天，作了影响重大的学术讲演《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有一种误解，说这篇讲话是为了批判周扬而遵命写成的仓促之作。实际上绝非如此，这是自1980年以来，他与北大学者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初步总结之作，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之作。1983年，在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黄枬森倡导下，北京大学还以“马克思主义与人”为主题，举行了为期3天、颇有影响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会后连续出版了两部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人》(1983)；《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1984)。

第二步，1990年，主编国内外第一部《人学辞典》。黄枬森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一个独特的学术观点：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简单化地归结为人学或抽象人道主义；而同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适应新时代、新体制的需要，独立开创一门新的人学，其特点是对人做综合性、整体性的跨学科研究。从1988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由黄枬森、夏甄陶．陈志尚主编的《人学辞典》终于问世，表明人学创立的最初尝试。在黄先生带领下，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要学术单位的几十位人学研究者，汇聚了20世纪80年代最初10年的中国人学研究成果，也尽可能吸收了当代国际上人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辞典共分“人学总论——人的起源、发展、未来——人体结构与机能——人与自然——人学历史”等11个方而，近1500个辞条，篇幅近100万字。作为初创之作，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有不成熟之处，毕竟这是古今中外第一部人学辞典。

第三步，1999年黄枬森发表专题论文集《人学足迹》。该书以创立人学为思想主旨，共分七个专题：人学研究的对象和人学的科学体系——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的主体性——人权——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全书汇聚了26篇论文，共22万字，平均每个专题有三四篇论文，3万多字。正如黄枬森教授在“后记”中写的：“在阅读了这本书的清样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文章经过责任编辑白竹林同志的辛勤编辑工作之后，其间的逻辑联系更清楚了，使它俨然成了一本系统阐述当代人学问题的专著，这是我原本没有想到的。”

第四步，在21世纪起点上，人学创立有两个显著标志，一是人学体系的初步建构，二是人学学会正式成立，而这两件事的主要推动者、倡导者都是黄枬森教授。

人学理论体系初创的重要标志是，2005年出版黄枬森主编的人学研究的系列性专著三部曲：第一部是由陈志尚为主完成的《人学原理概论》——第二部是由赵敦华为主完成的《西方人学思想史》——第三部是由李中华等人为主完成的《中国人学思想史》。该书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之中，为建立人学理论体系，勾画出一幅粗线条的草图。当然，距离创立真正富有内容与新意的人学体系，可能还要走相当长的路。

人学初创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国人学学会的筹建得到批准，正式成立。走到这一步，也经过黄枬森等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人学研究的基础上，1991年率先成立了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年届古稀的黄枬森首任主任。90年代中期，已经初步草创中国人学学会，黄枬森教授又首任会长。经过10来年艰苦努力，中国人学学会正式成立，黄先生由于已是八十高龄，不再担任任何主要领导职务，但大家公认，他是中国人学研究与人学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与主要奠基者。

上述六个学术创新不是孤立并列的，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思想主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现代化。正是“守正创新”这样一条思想红线，使上述六点创新，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新世纪起点上，最后十来年，晚年黄枬森教授学术创新的胆子更大了，步伐更大了，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德典范

黄枬森教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个有独特建树、桃李遍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最大建树，是身体力行的高尚师德，这乃是支撑他学术创新生命常青的主要根基。

其实说起来，对黄枬森教授的学术观点，有许多人是有不同观点的，包括他的一些学生，有时也有所保留；然而，说到黄先生的师德，却几乎是众口一词、普遍认同、高度评价的。黄枬森教授的高尚师德，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四条：

第一，严谨治学，宽厚待人。

黄先生讲究做学问，很严谨。他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几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做学问，一丝一毫不马虎。他不仅要求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学生有严谨学风。他支持基础扎实的理论创新，但反对为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术发展，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可谓教书育人，严格要求。

他以教师的一片爱心，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常常表现出慈父般的宽厚仁慈：有的学生研究领域超出他的范围，他能宽容；有的学生出现了过失，他能宽容；有的学生发表了不同于他的学术观点，他能宽容；有的学生甚至言辞激烈，有些失礼，他也能宽容。

因而，和黄先生在一起的学生，从未感到压抑不快，真是如得春雨，如沐春风，师生和谐，其乐融融。

第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他做起学问来，永不自满，可谓终身学习的楷模。50岁的时候，他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学科；60岁的时候，他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研究新领域；70岁的时候，他开创人学研究；80岁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新探索。晚年黄先生虽年已九十高龄，但不仅相貌看起来年轻得多，而且学术思想之树常青。

他对他人，是“诲人不倦”。无论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他都采取平等待人的态度，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问题，作为一名教师，他也常常指出学生的缺点不足，但他采取的方式，却使人感到毫无居高临下的批评之意，仿佛是亲朋好友的规劝之言。

九十高龄的黄先生，有时候就像一个返老还童的小学生：在他自己发言的时候，往往事先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地认真写好发言稿，一五一十、郑重其事地谈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真实想法；在听别人发言的时候，不管是老学者还是年轻人，他都认真倾听，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第三，治学做人，一以贯之。

黄先生教人以成人之道，做一个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他不仅教学生以治学之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学生以做人之道。做人——做事——做学问，在他这里，是三位一体，不可割裂的。

“朴实无华，文如其人”，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黄枬森风格与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黄先生一以贯之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实”字。他以自己的言行，教给学生：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实事求是做事情。

第四，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黄先生自强不息，勤勉治学，不求出人头地，不求虚名盖世。淡泊名利，虚心治学，这是他的显著风格。也正是由于这一条，使他不仅自己不断取得学术创新成果，而且带领别人，支持别人不断取得学术创新成果，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是一位真正杰出的好老师。黄先生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受到众多学生的衷心爱戴，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党风、社会风气的改善，树起了一面镜子，在他身边的许多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之光。

（四）北大传统开新篇——从李大钊、冯定到黄枬森

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喜人形势下，我们欣喜地读到了由九十高龄的黄枬森教授带头、北大学者为主要作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性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

黄枬森领衔的这套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出版，是中国学术界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是对北大传统的继承发展。

自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这90年间，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话，那么，在世界东方、古都北京，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面镜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九十年的学术中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北大学派，三年三十年，三位带头人：李大钊、冯定、黄枬森。

今天，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起点，促使我们从这个新高度、新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在中国改革创新新阶段、新起点上，在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黄枬森教授主持下，推出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代表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北大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也许可以说堪称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个重大成果。

这套新著对北大传统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解放思想的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三十年，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不仅带头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而且带头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

五四以来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或许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学术铺垫，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起用的北京大学冯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56年底、1957年初，为了特别加强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亲自提名冯定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并作为这一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

冯定到北大哲学系后，又有两个关系全局、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创新：

一是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办系方针和哲学学科发展战略，针对苏联模式的“罢黜中西、独尊马列”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他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主体，同时展开两翼——中外哲学史和自然辩证法，推动整个哲学的总体发展；

二是要求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克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板块分割、机械割裂，力图把二者熔成一块整钢，构成有机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全国编写6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由冯定负责的“北大本”是其中之一，可惜只写出铅印稿，就在康生操纵下遭到夭折。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起点上，1979—1982年间，冯定同志重新出山，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82年，冯定同志高风亮节，远见卓识，主动辞去北大哲学系主任职务，亲手把这命运攸关的思想接力棒交给了当时正届“六十耳顺”之年的黄枬森教授。

黄枬森教授带领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哲学系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还联合清华大学与其他兄弟单位学者，推出了大型系列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

这一标志性成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科学方法论的旗帜。

第二，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在哲学科学、基础理论层面扎实研究，勇于创新。

李大钊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还留下了一句箴言：对北京大学来说，唯有学术上的成果，才值得永久纪念。

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特别嘱托冯定同志，不要担任领导职务，要专心致力于哲学学术研究工作。后来冯定同志积多年研究成果，曾带领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试图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整体结构，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

黄枬森教授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并从1951年开始，在北大讲授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七十年如一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研究，力图根本超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真正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体系创新，并把人的解放、价值观念等时代课题，有机地熔入其中。

或许可以说，这套新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

第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关注时代精神、关注现实问题、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之道。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开创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优良学风。

冯定同志弘扬了这种学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当年曾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带头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之后的两面性问题，纠正了流行一时的思想僵化的简单化倾向，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与支持。

黄枬森教授领衔的这套新著，继承发展了这种学风。不仅黄枬森教授亲自主编的第一部上下两卷本体现了这种精神，还有王东主编的第二部《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专门探讨了当今时代与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主编的第三部《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从哲学高度系统深入探讨了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社会问题、价值观问题。赵敦华、孙熙国教授合作主编的《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则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重新发掘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源头活水的继承关系与超越关系。

从1943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到2013年遽归道山，黄枬森献身哲学，七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先后做出六大理论创新、哲学创新：

（一）开创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研究的中国学派；

（二）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学科；

（三）首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论；

（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

（五）首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六）开创人学的新奠基。

今天，我们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的日子里，又迎来了值得纪念的黄枬森先生百年诞辰。

“仙人执玉尺，量君多少才”。

综观中国与世界科学发展的大历史，我们今天应当为先生补充上三点新评价：

黄枬森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中国哲学家；

黄枬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大学派的继承发展者；

黄枬森是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造就的新一代学术大师、哲学大师！

王东教授追记：这篇文章的底稿，是2012年受黄枬森先生本人生前最后委托，我为科学出版社《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撰写的《黄枬森传略》。在纪念黄枬森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又找出这篇旧作，抚今追昔，如晤故人，略加修改补充，算是我们后来人为黄先生在天之灵献上的一瓣心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