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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开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在北京站停了下来。下了车，不晓得如何出的站，又像清楚、又像迷糊地上了一辆接新生的大巴。街上华灯初起，车子在浓稠的夜色中穿城而过。走着走着，房屋少起来，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突然映入眼帘。再走，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净是婆娑的树影了。“北大到了！”不知是谁猛不丁地喊了一声。车子在离南门稍远处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掐了一下自己，似乎还没有从梦里醒来。
初进燕园的感觉是懵懂的。我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周遭的一切竟有几分迷离惝恍，仿佛也在做梦。路灯忽明忽暗地亮着，发出不真实的灰蒙蒙的光芒。一位八五级学兄在前面引路，我糊里胡涂地跟着。穿过几幢古旧的灰楼，一拐弯，便看见三十二楼。楼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柿子树。门洞里黑魆魆的，至于怎么上的四楼，和怎么进的宿舍，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放下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用山东话问我，你睡俺的上铺，中不？我连忙用湖南话答道：好咧，好咧！其实，宿舍里一共六张床位，已只剩一张空床了。
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了三角地的“北新商店”。除了牙刷牙膏该买，还特意多买了一条毛巾，顺便在附近的裁缝铺缝了一个饭兜。我决定和那些高年级同学一样，无论是上课，自习，听讲座，甚至看电影，走到哪里都拎个饭兜，稀里哗啦叮叮当当，仿佛奏乐似的。
四年的北大生活，就在这清脆的叮当声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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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楼前面那两排银杏树，冷不防换上了秋妆。结束一个月的军训，再回到北大来，风中已然有些深秋的寒意。走在阳光斑斓的林荫道上，踩着满地沙沙的黄叶去教室，有一点点新鲜，有一点点兴奋，有一点点期待。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公共必修课居多，除了公共英语外，尚有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理论等。英语老师何卫圆脸肥身，黑边圆框眼镜架在饱满的鼻梁上，衣履整洁，不苟言笑，俨然一位英伦绅士。教“中国通史”的岳庆平看上去瘦骨嶙嶙，有一张清癯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一介文弱书生模样。教 “中国革命史”的陈坡总是精神亢奋，兴致高昂，浑身像装有弹簧，有使不完的能量，在课堂上永远语挟风雷慷慨陈辞永远口若悬河滔滔而下。教“马哲”的林娅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又黑，脖子短而粗。“军事理论”老师由国防大学一位英俊的教官充任，上课时一身戎装，十分威武。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文系有一大部分公共必修课都是与历史、考古及哲学系合上，在大阶梯教室上课。大课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方便逃课，另一方面则避免让老师感到尴尬。以我所知，公共必修课虽名曰“必修课”，却多数不被学生重视，逃课几乎是家常便饭。留在教室的同学，则必定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文学专业的学生埋头读小说，汉语专业的学生钻研索绪尔，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温习十三经注疏。当然，亦不乏趴在桌子上睡觉、为下一堂课养精蓄锐的。好在当时北大“自由宽松”的气氛犹浓，老师大都宅心仁厚，一向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原则和精神，平日压根不点名，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例行公事，为的是认识学生，考勤倒在其次了。
北大学生逃课是有传统的。周作人当年北大开课，最后只剩三个学生。有一次这三个学生也逃课，周先生只好颓然而返。常听人说，逃课是另一种形式的选课。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藉此推断逃课是成为一个好学生的必要前提。据我所知，高年级同学很少有逃课记录，因为根据个人志趣选修课程，对所授课业有浓厚的兴趣，必引以为乐，岂有逃课之理。
董桥先生说，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回想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份。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语言学的课程并不多，只有“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两门。教“古代汉语”的张联荣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一身整整齐齐的中山装，十足老派知识分子的装束。无论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从黑框眼镜后面透出的目光永远是严肃的。他讲课很细致，也很有耐心。一个普通汉字，经他逐本溯源，竟生出几多趣味。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征引王力先生、杨伯峻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点。听他讲课永远是紧张的，不容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分神。相较之下，教“语法修辞”的苏培成先生则要随意、洒脱得多。他风趣，也很健谈。他的普通话咬字清晰，跟电影对白一样字正腔圆，南方学生听了颇感亲切。他无所不知，对语言学之外的诸多领域均有涉猎。上课时经常稍不留神就离题甚远了，所谈论的话题除中文系掌故逸事外，亦兼及时事热点、世相百态、娱乐八卦等等，不胜枚举。无论有趣之事可憎之事，都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记得有一回，他在讲台上一番高谈阔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课程的内容一点都没讲，于是赶紧打开讲义准备言归正传，而这时下课铃声响了。
除了“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民间文学”。中文系有许多很有趣的老师，教“民间文学”的段宝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他脸庞黧黑，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戴一副眼镜，左边口袋里永远插一支钢笔，胳膊底下夹一个破旧的人造革公文包。他的普通话带很浓的江苏口音，讲课时双手喜欢比划，严肃的神情里多了几分天真俏皮的可爱之处。他讲课不急不慌，轻声细语。讲得最有趣的自然是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还有梁祝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还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趣味性”固然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他又掉了一颗门牙，说话难免漏风，因此经常惹得全堂哄笑。见同学们笑，他一头雾水，不明就里，便停下来跟大家一起笑。等笑完了，再继续上课。这样的情形，实在太欢乐了，用一句歇后语形容，叫“电线杆上挂邮箱–高兴（信）”，或者叫“肚脐眼插钥匙–开心”，让人禁不住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过，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年头了，锈迹斑斑自不必说，还缺胳膊少腿。到了三教，随手往墙边一扔，也不上锁。说来奇怪，他骑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没有被偷！
“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说来惭愧，具体有哪几位老师，什么作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确切了，惟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度。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文学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共给我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听他的课，确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气势格外飘逸，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便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自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最后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私心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襟，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期许。二十几年了，我至今仍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孙玉石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专治现代文学，以“《野草》研究”闻名学界。我依稀记得他也给我们上过“文学作品赏析”课，讲授现代散文、诗歌。他个子不高，双目有神，不苟言笑，乍看严肃得要命。时间长了，才发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厉。他上课细密，严谨，不着一句废话，因而最为货真价实。大四上学期，因对“九叶诗派”有些兴趣，我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文学作品赏析”讲到中途，他突然接到通知去日本公干，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上了两节课。
很久以前听高年级同学谈起过王瑶先生，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十足的传奇人物。我入北大时，老先生年事已高，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所以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本《中国新文学史稿》。许是亲炙大师的兴奋，那天同学们都早早端坐在教室里。我恰好坐在靠窗的座位，忽见一老者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在一教门前稳稳当当地停住。几分钟后，同学们便看见王瑶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略略扫一眼，表情清淡，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立即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的形象，没带讲稿，也极少板书，天马行空，说到哪儿算哪儿。当时老先生身体尚十分硬朗，谈笑风生的，站着上完了两节课，想不到两年之后就突然听到他辞世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必修课，从大二开始，一共上了四学期，授课老师也有四位，真算得一门不折不扣的“重头课”了。四位授课老师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每人讲授一学期。吕乃岩先生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先生讲唐宋，沈天佑先生讲元明清。据我观察，大凡治文学史者，浸淫原典史料愈久，愈易涵养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许是受研究对象影响所致，四人不但性情各异，趣味亦不同。吕乃岩朴质像古诗十九首，葛晓音人淡如菊像陶诗，周先慎雅致像宋词，沈天佑不拘小节像明清话本。联想到之前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临近毕业时曾以同乡后进的身份前往陈贻焮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府中请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饱满的面孔，淳朴而温厚。二位先生都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治学的重心当然不太一样，禀性气质亦大异其趣，借用“清新俊逸”形容袁先生，“沉郁顿挫”形容陈先生，庶几近之。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生活模仿艺术”，这话虽然是跟亚里士多德唱反调，确有至理。
黄子平先生以文学批评著称，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他那时正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燕园“三剑客”之称。第一次在三教上他的课，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相貌跟相声演员马季很像，连笑起来一脸和善的神态都像。他讲课沉稳，不动声色，却也不失机智、幽默。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等，话虽浅白，含意深远，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有趣。确实，单是这种回味，也是一种珍贵的享受。他的考试方式也很特别，学期终了，该期末考试了，他出了一个大题目，让同学们把学习当代文学史的心得写下来。大家感觉十分新鲜，答得格外认真、投入，甚至觉得两小时的考试时间仍不敷用。北大提倡自主、自立，并不看重考试，但特别注重学生有无独立见解。后来，在大二那个无比漫长的暑假之后，忽然听到他远走美国的消息，禁不住心中涌起一丝怅惋之感。
北大四年，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了俄苏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在大三上学期，先上“俄苏文学”。教我们的老师叫岳凤麟，是著名翻译家、俄苏文学专家。一身深褐色列宁装配一条灰围巾，气派不凡。因之前读过他译的叶赛宁，上他的课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想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缘故，他讲课气足神定，声震屋瓦，实在也很适合朗诵那些节奏铿锵有力的“阶梯诗”。翌年，大三下学期，又接着上“欧洲文学”。老师的名字不记得了，据我的同学李广利回忆，好像姓陈，待考。他富态，倜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一件浅色条纹衬衫，笔挺的西装照人的皮鞋，光鲜、考究极了。他的口才好得不得了，那些希腊神话由他讲起来犹如身临其境。关于这一点，李广利同学补充了一段史实：“有一天他讲宙斯多么好色，只听他嘴里说着‘宙斯一下子扑过去’，他自己也像是在扮演宙斯似的，两眼欲火熊熊，‘一下子’就扑到了第一排的女生跟前，顿时激起一片羞答答的幸福的惊呼。”惜乎我当时少不更事，弄不明白荷马史诗、《神曲》、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拜伦、托尔斯泰有甚么稀罕，在读了陈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之后，一头扎进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昆德拉，逢人大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十九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终究不甚了了，至今引为憾事。
张少康先生一派古君子之风，儒雅敦厚，主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一门必修课。他学问好，课也讲得有趣味。不读讲稿，却娓娓道来，潇洒自如，有一种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高妙。无论阐发“诗言志”，探究“大音希声”、“得意忘言”，纵论《文心雕龙》、《诗品》，均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处处见出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厚根底，听来兴味无穷，借用钟嵘的一句话：“使人味之衅衅不倦”。他的板书跟袁行霈先生很像，从来都竖写，并且也像袁先生那样骨韵俱胜，飘逸得令人绝倒。说来有些遗憾，早年浮躁浅薄，只知追逐时髦理论，崇拜“学术明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反倒轻视疏忽了。当时只道是寻常，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这是后话了。
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先生堪称第一位。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皮鞋亮得可以鉴人，讲台上一站，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我在大一旁听过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本系同学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大半是女同学。确实，风雅的谈吐，俊逸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被众多女同学当偶像崇拜，一点都不足为奇。他的本职是当代文学，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思义，内容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艺术思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同学应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不然。记得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令人讶异的是，教室中，前三排全是清一色的女同学。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然将“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入迷不愿下课。
在中文系，张颐武先生是以先锋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张后主”的绰号也还没有叫开。他硕士毕业不久，仍住在校外。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看见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背一个与壮硕身材甚般配的大包，风急火燎地赶往五院或一教。他的文章我在图书馆四层的期刊阅览室读过不少，感觉高深极了。后来，在大三上学期，他忽然开了一门十分新鲜的课程：“当代实验文学”。同学们都很好奇，所以选修的人不少。他学问淹博，口才出众，成天将后现代、后殖民挂在嘴上。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从拉康福柯德里达巴特讲起，讲到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北村，高兴忘形到了旁若无人之境界，如果不是下课铃响，端的欲罢而不能了。一晃二十多年了，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大学一年级，他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每星期必挎着那只硕大的黑色双肩包上男生宿舍挨个巡视一番。进门第一句话便是：“没出事吧？”同学们垂手恭立，以为要训话，谁知他并不落座，匆匆告辞，临出门前不忘叮嘱一句：“千万别出事！”没过多久，班主任突然换成了商金林先生，想必是我们旷课酗酒斗殴，他被系里问责了。
王岳川先生专攻文艺理论，古代现代中土外国涉猎广博，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尤深。受“美学热”流风余韵波及，我一度偏爱文艺理论，不过那时候可供选修的课程委实不多。我在大三下学期选过他的“现代西方哲学诗学”。翌年，在大四下学期，又选修了他的“文艺美学”。他脸上永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一身温文，一身尔雅，十足的谦谦君子。他讲课很投入，最为引人入胜，教室里常常满座，大家听得兴致盎然，绝不会有人走神或交头接耳。他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的中文系，大四下学期开学后，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老师指导。大约是在寒假过后开春的时候，他邀请几位同学到北太平庄的府中餐叙，顺带讨论论文。他亲手做了一大桌菜肴，我们欣然就席，大快朵颐。餐毕，趁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围成一圈，天南地北相谈甚欢。那天，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拉二胡，弹钢琴，都很擅长，还写得一手好书法。
选修温儒敏先生的“京派小说研究”之前，我在比较文学所举办的一个暑期讲习班上，先听过他的几次课，内容早忘了，却从此记住了他风神疏朗、白白胖胖的模样。他上课时嘴角时常绽出一丝微笑，和蔼而又严肃，冷静而又热情。他讲课条分缕析，一板一眼，又不失灵动、活泼，听来决不枯燥干涩。他喜欢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比划，这几乎成了一个招牌动作。后来，在大四上学期，又选修了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他和钱理群及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粗粗翻了一过，坦率地说，印象不深。那时候年少浅薄，盲目崇洋，满脑子都是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相较之下，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少有些忽视，连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敷敷衍衍学了一年，老师开列的书目一共没读几本。虽说读了两学期，对京派小说和现代文学批评的了解仅仅止于皮毛，想起来实在汗颜。
戴锦华老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连衣着打扮也偏硬朗，马尾辫，黑西装，米黄色风衣，予人印象格外干练利落。记得她的本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兼课，主讲“电影理论与文学”。她讲课极其书面语化，喜欢运用复杂的长句、艰深的术语、晦涩的隐喻和象征。她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和学术话语无不熟稔于心，张口闭口不离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批评，听来如坠云里雾中。以我所知，除了张颐武，中文系大概无人能出其右。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她的“镜像”理论、蒙太奇和长镜头。她思维敏捷，语速迅疾得如同机关枪，极具创见的观点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喷涌而出，精准，犀利，咄咄逼人。上她的课不必担心打瞌睡，因为多半时间放映外国原版电影。同学们在台下津津有味地观摩，她在台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进行“文本分析”，情形颇为有趣。当然，这也有一个坏处，总是不能进入剧情，而无法从容欣赏。不知这是不是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课间休息时，她照例点上一支MORE，向空中吐出一个烟圈，优雅得无以复加，说句后来的时髦话，简直“酷毙了”。
陈平原先生是王瑶的入室弟子，举止言谈颇有些民国“范儿”，想必是专研现代文学，长年濡染线装学问，熏过导师的烟斗所致。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创作，擅写北大掌故，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小说类型研究”，罗列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风月传奇、公案小说，等等，当然，述及最多的还是武侠小说。他讲课随性，温存，疾缓适度，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传统士大夫趣味。他最常说的口头禅是“诸位”，每隔三五句便要冒出，听来甚有人情味，常常教人联想到古代的书院。照我看，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有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当年北大允许跨系选课。大三下学期，我选修了哲学系开设的“萨特哲学诗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多为哲学系学生，只有我一人是中文系的。我不知道老师尊姓大名，只记得他穿一件旧的灰色中山装，有敦厚的面貌与略显低沉的嗓音。他从《存在与虚无》讲起，光是解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就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进度甚缓。为了帮助同学们了解概念源流，便写板书，各种人名和术语，法国人用法文，英国人用英文，德国人用德文，应该也有古希腊文、拉丁文。我对这些拼音文字一无所知，听起来自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既已选修，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现在回想起这门课，还心有余悸，好在最后还是稀里胡涂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宝贵的学分，也算有惊无险。次年，我又跑到哲学系旁听陈嘉映讲海德格尔。不过这次吸取了上回的教训，没有正式选课。我装模作样听了两节课，果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便赶紧逃之夭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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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学兄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予生也晚，入北大时，八十年代将近尾声。不过，我以为，对中国知识界而言，那是一段如歌如诗如火如荼、永远值得缅怀的经典美好岁月。我躬逢其盛，当然是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多年后我才明白。
北大的讲座是很可羡慕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学三食堂用餐完毕–通常是一份五毛钱的辣白菜，外加三只馒头或六两米饭–嘴都来不及抹，拎起油渍斑斓的饭兜就直奔三角地而去。那个时候，互联网尚未普及，不知晓电子邮件、聊天室、BBS为何物，遑论Q群、微博，三角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我穿梭于摩肩擦踵的人群，在布告栏寻觅感兴趣的讲座或学术报告，顺便浏览各色招贴、海报，不亦快哉！然而，这种情形延续了也就两年时间。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三角地骤然冷落，人影熙攘的场景消失了，偌大的布告栏空空如也，凡是有碍观瞻的招贴都被清除殆尽，只剩一些电影海报、舞会通知、遗失启示、TOEFL广告，在亮得刺眼的阳光下招展，乍看冷寂得要命。那以后的长长一段时日，每忆及昔日盛况，常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
依我的经验，听讲座，实在是一件精神愉快、身体劳累的事情。原因无它，名师大家的讲座都需要提前占座，赶上极引诱人的，吃饭都嫌来不及，抓了两只馒头就往大阶梯教室跑。当讲座开始后，必得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庄严姿态，扯长了脖子洗耳恭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一句话。有座当然太好了，占不到座位才叫悲催。一堂讲座，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两条腿如何消受得了。遇到一晚上几场讲座“撞车”，只恨自己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在二教和文史楼之间赶场“追星”，真是苦不堪言。不过话说回来，亲炙大师毕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验，特别有忘却筋骨疲劳之效，即便站着听到最后也甘之如饴，苦自管苦，“乐亦在其中矣”。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 人气指数绝不输于“超女”、“跑男”。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遗憾之事，钱理群在中文系任教，我们这一届同学却没有机会上他的课。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讲座在一间大阶梯教室，照例是人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东冲西撞，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那时，他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淳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个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待到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那真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连他擦汗的动作也显得意味深长。至今我犹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顽童似的表情。
在思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名震遐迩的启蒙导师，一部《美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一时风靡，人人耳熟能详。连一个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摆放一本，以显示自己热爱美学和文学。两位大师的讲座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不但北大学生从不缺席，外校的同学也赶来旁听，连最大的阶梯教室都装不下慕名而来的学生。我曾经听李泽厚先生讲过“启蒙与救亡”，听刘再复先生讲过“性格组合论”。我依稀记得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好像是在二教，听的人多得出奇，偌大的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同学找不到座位，便在水泥台阶上席地而坐。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乱，总有那么几绺桀骜不驯地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厌其烦地捋上去，但随即又掉下来，如此反复。他甫一上台即开宗明义：本人今日不是来演讲的。他随即解释说，他不喜欢高踞讲坛，感觉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猴子。相形之下，他更乐意和同学们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出人意料的开场白引发了一阵骚动，准备商榷甚至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提问的纸条很快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低声慢语，字斟句酌，如考试答题般一一作答，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讲座结束后，李泽厚走出教室，后面跟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讨论。据说有几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
甘阳和金观涛，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出版之后一纸风行，于是“人是符号的动物”之说不胫而走。他的讲座当然风靡得不得了，启事一出，无不奔走相告，如响斯应。他个子不高，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遮住了半边脸的金边眼镜。印象最深的是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深邃而犀利。知道金观涛则与当代文学课有关。黄子平在介绍七十年代文学时，对他和妻子以“靳凡”为笔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评价甚高。后来对他提倡的“方法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见海报栏上有他的讲座，难逢的机会岂肯放过。那天讲座的情景已然模糊，只隐约记得他戴一副眼镜，冷峻清癯。讲座主题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讲了些什么早就忘了，唯一能想起来的是“超稳定结构”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几个术语。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诵会上。这么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要谈到诗歌，总是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澈、很爽朗，单纯率真得如同一个孩子。他的演讲辞几乎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回味不已。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有一刻我甚至想，假如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陈鼓应先生是哲学系的客座教授，研究老庄哲学有深厚的功力。他著有《庄子今注今译》一书，至今我都保存着。据说他也是于丹的偶像。我久仰其名，他的讲座肯定不会错过。我记得他那天讲庄子，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黑压压的都是人头。讲座快开始时，忽然听到有人说：“陈老师来了！”只见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袭长衫的陈先生步履稳健地登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一派温文儒雅的名士风范。演讲时不用讲稿，只带了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不时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原文，着实令人叹赏！他的经历也蛮有意思，他本来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因支持学生运动，遭校方解聘，当时还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流光似水，转眼就过去二十多年了。
在三角地西侧，比较靠近商场那边，有一丬书店，名曰“社科书店”，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的藏书有一大半购自那里。店面不大，但满目琳琅，经常给我意外的惊喜。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逛一两个小时，随便翻翻不花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排行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排行榜和讲座之间呈现某种“同构关系”，不知是排行榜主导了讲座，还是讲座影响了排行榜。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连续数周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上帝死了”，没多久周国平就被请来做了一场关于尼采的讲座。有图书做“预热”，讲座焉得不轰动。过后不久，他又来北大签名售书。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品牌延伸”。那时候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热点切换亦颇为迅速，各领风骚三五天。过不了几天，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过陈嘉映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我听过的唯一一次不用提前占座的讲座，是在塞万提斯铜像所在的勺园草坪，主讲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干巴老头，大家都称他为“老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下午，草坪上坐满了人，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老包几乎“无立锥之地”。在塞万提斯铜像的衬托下，他原本清瘦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他语速极快，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因疲惫而略显沙哑。每讲到得意兴奋时，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会突然放光，满脸皱纹也随之舒展开来，手势凌厉而果断。世事如梦，此后曾有几次行经勺园草坪，在时过境迁好多年之后，一些陈年旧事遂又一幕一幕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为什么如此瘦弱的身躯竟能迸发沛然莫之能御的激情？这次讲座留给我的印象，在他故去多年以后，至今仍新鲜如初。
在北大四年间，曾有过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偷听”的经历。临毕业前那年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暑期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以各大高校的教师居多。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挺胸，略无愧色，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盘查”。授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他们睿智而隽永的言谈，令人百闻不餍。我至今仍记得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印文化关系”的情景。他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癯得不得了，满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端庄，举止格外笃定。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把黑板擦拭干净，然后就坐在一张靠门的座位，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掌故，聊他的留德趣事，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细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他说，他不想清清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 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大学生涯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除了几位老先生之外，当时在深圳大学工作、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的王宁也给讲习班上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比较文学所分别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亲自上课，还坚持旁听每一堂课。记得有一回，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白发侵鬓的乐老师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很认真地记笔记，不时颔首微笑，场面甚是动人。好多年后回想起来，有机会聆教这么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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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旁边的几株丁香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几多青春足迹湮没其间。时光流逝何其匆遽，一季又一季，直到有一天猝然一惊，四年的北大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多情最是未名湖。关乎燕园的琐碎往事记忆，带给我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不知是留恋还是伤感。也许，对于我而言，不单是告别一座校园，告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更是告别一个已经谢幕的时代。
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又来了。如果把离开北大譬作另一场远行–确实如此，前面永远是陌生的风景、莫测的遭际–那么，因为有了北大，在踏上漫长的注定会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旅程时，才不致迷惘和进退失据。一直以为北大是一道一成不变的风景、永远的心灵原乡，多年以后，从岁月深处蓦然回望，它还是原先的样子：湖光塔影依旧迷人，我敬仰的前辈不会老去，三十二楼和四十三楼不会拆除，南墙不会推倒。
然而，北大终究还是要改变的，不是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 。曾几何时，校园里盖起了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大楼，许多过去见过的大师却一个个凋零了！我曾经熟悉并引为骄傲的东西正在消失。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的失落和惆怅是可想而知的。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
而我，仍固执地将记忆留在上个世纪，留在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