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未名湖畔西侧，一座刻有“未名湖”的石碑与博雅塔遥相对望。未名湖畔游人如织，却鲜有人知道，这座碑的题字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先生。2013年10月22日，曾经居住过无数学术大家的燕南园送走了最后一位百岁大师，在入冬的萧瑟中，静谧的园子多了几分寂寞和唏嘘。
侯仁之先生
国之多虞，经生岂能寡术
1911年12月6日，侯仁之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旧约圣经》中的小故事启发他学习的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
1926年，15岁的侯仁之到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博文中学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侯仁之曾想加入篮球队，可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 ；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他坚持跑了一冬天。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班上同学对他说 ：“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我们看见你天天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一千五百米。比赛时，他拼命往前冲。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怪 ：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就慢慢好起来了，长跑的爱好也一直坚持了下来，在燕京大学时，全校都知道侯仁之是跑步最快的那个人。
1931年，侯仁之被父亲送到通州潞河中学。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就可以报考大学了。侯仁之本来的打算，是报考协和医学院，当一名医生。不料那年秋天，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侯仁之回忆道：
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军训。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再也不许提抗日了。我们想不通！
1937年侯仁之在燕东园
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杨梅竹斜街开明书店的分店，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
然而，该怎么到民间去呢？侯仁之的弟弟侯硕之建议他学历史。因为“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治病”，近代的鲁迅、郭沫若当初都是学医的，后来都从事文学创作、文史工作。弟弟的这席话使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他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了。
燕大少年多不贱
1932年，侯仁之如愿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燕园的青山秀水让他陶醉，但更让他深深迷恋的，是燕园里那种说不出的特殊氛围。
一次，侯仁之从图书馆出来，随意漫步，在路边的一处岗丘上看到一座不大的石碑，上面刻着一行笔记拙朴的大字：“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碑上的诗文言辞激昂：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孤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这段诗文让年轻的侯仁之激动不已 ：
我为什么对燕京大学有好感，首先就是这座墓、这座碑。那碑文写得好极了！我没想到，还有人会写出这样的碑文！我当时感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司徒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
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下，侯仁之开始孜孜不倦地求学。当时，顾颉刚和谭其骧合作创办了禹贡学会，旨在整理中国地理沿革问题的相关资料，侯仁之成为这个学会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不仅自己撰写文章、翻译稿件，还参加了“后套水利调查团”等野外考察活动。实地调查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仅凭文字记载，常常出现错误，来到现场对比实迹实物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我所根据的资料不尽可靠，也有时是调查对象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
1936年夏，侯仁之本科毕业，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同时，他被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聘为系主任助理。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积极宣传抗日的顾颉刚被迫逃亡。侯仁之的学业还要继续，便转为洪业老师的研究生。
当时，侯仁之的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了地理学，洪业发现了这一点，鼓励他“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建议他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专攻地理学。然而，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侯仁之未能如期成行。任教之余，他被校长司徒雷登任命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 ；担任主席的，是美籍教授夏仁德。
那时，尽管日寇占领了北平，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还能保持相对的平静。司徒雷登和夏仁德虽然是美国人，但都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侯仁之在配合夏仁德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 ：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除了前期联络安排，每次出发前一个晚上，侯仁之都要逐个通知学生第二天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这段特殊的经历他直到晚年还熟记于心：“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村。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燕京大学被封，学生被驱赶出校。紧接着，司徒雷登、夏仁德、洪业等二十余名教师和学生相继被捕。侯仁之本已避往天津岳父家，也被押回北平。
他们先是被关在沙滩红楼。一个多月后，因为日寇找不到更重的罪名，学生们获得释放，而侯仁之等11位燕大职员则被转移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继续关押。
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老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
1947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宿舍
直到1942年6月，由于无法查实这些人的抗日事实，日寇将他们分别判处缓刑，予以释放。侯仁之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出狱。当他半夜回到家，看到妻子和已经四个月大的女儿时，激动不已，“小孩儿那么小，和她妈妈躺在一起，像一条大船旁边的一条小船，一条小救生船，我们的救生船！”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侯仁之暂住在天津，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相继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北平金水河考》等论著。为了不被日寇利用，这些论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发表出来。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三天后，刚被释放的司徒雷登便召集洪业、侯仁之等5人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司徒雷登提出 ：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10月10日，燕大开学典礼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3年零10个月以后再一次敲响了。
“我原来还不知道有历史地理学”
1946年8月，侯仁之终于如愿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投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门下，由此正式迈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领域。当时的“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到40年代得到确立，不过20年的时间。侯仁之也是第一次听说了历史地理学的存在。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是要填补过去的地理学研究在时间过程方面的空白，重建某一地理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曾说，“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这些基本思想对侯仁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年以后，侯仁之的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由此确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侯仁之有幸与无数欢欣若狂的群众一道经历了那空前的盛会。他亲眼看到那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与社会各界的代表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耳听到毛泽东庄严地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他感到浑身热血沸腾。
1961年，50岁的侯仁之在乌兰布和沙漠考察
当天晚上，侯仁之刚回到燕园，便被簇拥进了大礼堂。他回忆道：燕京大学的人非要叫我做报告不可。在大礼堂，灯全都灭了，只有一个电灯照着我，叫我一个人站在台上讲。那么多群众出来，那么多！你看过去受压迫，受迫害，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多么高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就回来了，我激动极了！那天把我的感想在大礼堂讲了，大家和我一样激动啊！
回国后，由于燕京大学没有地理系，侯仁之被分到了历史系，承担地理课的授课任务。除此之外，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还推荐他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使他得以参与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建国初期的十年间，侯仁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必须把观点和方法彻底改过来”
1950年，在教育部公布大学历史系课程目录的契机下，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这篇文章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之前，顾颉刚曾在历史系开设《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主要是探讨中国历代疆域及地方政区的演变，由此发展出一门特殊的学问 ：沿革地理。侯仁之以北京为例，对“沿革地理”在许多方面的局限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今天的北京的地理情况，已经不是三千年以前的原始聚落在这里开始发展时的情况了，我们要了解三千年以前北京的原始聚落何以会在这里植根萌芽，我们就必须了解那时这块地方的地形大体如何？河流湖沼与今日有何不同，农田和聚落的散布大约是怎么一个状况？特别重要的是那时这块地方的交通情况如何？它和其他相互毗连的地理区域的关系又如何？
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超出了“沿革地理”的讨论框架，而必须在地理范围内进行考察。侯仁之呼吁，大学历史系中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应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内容应当从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变为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其实质是为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立场和方法论，在学界产生巨大反响。
1952年，经过全国院系调整，“历史地理学”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侯仁之也被调任刚刚成立的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
尽管教学工作相当繁重，侯仁之依然坚持从事野外考察工作。从60年代开始，侯仁之带头“走出小书房”，组队前往西北沙漠考察调察成因。
从西北至黄河流域的沙漠地带，在历史上曾是一片“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浩瀚大草原，农事经营相当繁荣。但仅仅过了一千年，这些地方居然变成了风沙肆虐的沙漠，曾经的古城沦为废墟。这究竟是外来流沙使然，还是就地形成的？一直以来未有定论。侯仁之考察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西北地区沙化的成因，为我国改造治理沙漠提供正确的思路。
侯仁之夫妇在燕南园54号洪业老师故居前
几年间，侯仁之的足迹遍布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沙漠之行非常艰苦，考察团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沙尘中颠簸一天回到驻地，大家全都变成了一群“泥猴儿”。如果遇到沙尘暴的突袭，还会面临极大的危险。然而，每天的实地调研都会产生新发现、新感受。这些实地考察来的证据，为考察团搞清了很多流传多年的错误认识，比如“榆林三迁”——即榆林曾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的说法——纯属误传。种种证据表明，西北地区的沙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不合理的人类开垦活动密切相关，这为改造治理沙漠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侯仁之因而被誉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打我打得厉害，但我身体好”
意气风发的学术科研工作被文革中断了。
1965年暑假，侯仁之本计划去沙漠地区考察，却被“四清运动”拉了回来，改为参加吴晗的批斗会。1966年，情况急转直下，侯仁之被牵连进去，成为被批斗的“牛鬼蛇神”。
侯仁之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他记得 ：
有一天，是夜里，快睡觉了，叫我去，到地学楼。张玮瑛说天冷了你穿个厚裤子，棉裤。她说，要打你的！果然打我了。——我进去以后，他们叫我认罪，但我不服，我也不说话。打我我也不说话！
多亏了妻子准备的那条老式的“抿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才保护了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他竟然挺过了那晚。
1969年。侯仁之被从“黑帮大院”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境况愈加糟糕：
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
即便如此，侯仁之常常还不得不享受额外的“特殊”待遇：
我是有罪名的。我在那儿没有自由，他们晚上学习开会我不能参加，我得出来。我就出去跑步。遇上下雨，我就只好钻到一个草垛里头躲着。冬天也很冷啊！有时下小雪，我就躲在厨房外面靠近锅炉的一边，背倚着墙，还可以得到一点温暖。等看到灯光一变，有人走动了，知道是散会了，我才回去睡觉……
两年以后，林彪乘飞机仓惶出逃时摔死在温都尔汗。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撤销，全体人员才得以返回北京。地狱般的磨难终于结束了。
返京后的两年间，侯仁之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借口到外地城市进行考察调研，躲开了“四人帮”的纠缠。他抓紧时间，完成了对河北承德、邯郸、山东淄博等城市在历史地理学视角下的发展演变研究。
科学的春天终于到了
1978年，企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第一次盛大聚会。全国上下积聚多时的工作热情如火山般迸发，侯仁之怀着激动之情写道 ：“科学的春天终于到了！”就在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两个月，侯仁之便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综合考察队，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
经过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侯仁之相继完成了《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初步考察》、《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等调查报告，并结合文革前后对沙漠地区考察的总体情况，写出了《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等文章。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是人类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导致了草原沙化的现象。
1984年，侯仁之受邀去美国华盛顿进行学术交流。这次出行为他提出两项重大议题提供了契机。一是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首都规划建设的比较研究。在华盛顿期间，侯仁之反复徘徊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绿茵广场上，多次出入这里最重要的三大建筑——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他意识到 ：
“对于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城市，特别是一国的首都来说，判断其城市规划价值的重要标准，首先就在于它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否通过其平面设计及其主要建筑，已经充分表达出来。”
这一洞见得益于侯仁之过去对北京旧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研究。北京旧城在历朝历代的规划设计和主要建筑，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帝王至上”这一主题思想，而这与华盛顿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资产阶级独立自主和三权分立的主题思想表达出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侯仁之将这个发现进一步整理为《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初探》、《华府采访拾零》等文章，指出北京和华盛顿的规划思路，虽然由于社会性质和文化传统的根本不同而有所区别，但都具有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即“两者从建城之始就各自选定了一条中轴线作为全城设计的出发点”。这一创见为今后如何改造和建设北京提供了思路。1991年，侯仁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三个里程碑”：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它们分别代表北京历史上不同的发展阶段，又都立足于北京旧城的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上。
华盛顿之行的第二项议题，便是积极推动中国参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在此次与外国同行接触的过程中，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许多学者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
回国后，侯仁之便立即开始努力促进此事。作为全国政协的委员，他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并明确提出 ：“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的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于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国成为唯一连续10年“申遗”成功的国家，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5项，超过西班牙，仅次于意大利的48处，居世界第二位。侯仁之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北京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侯仁之对北京有着说不完的爱，他与北京的故事多得说不清，正因如此，大家都称他为“北京活化石”、“活北京”。他曾说，“我对于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实践正是从北京开始的。早在博士论文时期，他就已经细致地探讨了这座古城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每位北大新生入校后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最初只有新生听，在阶梯教室讲，后来许多高年级学生仍想重温，加上还有不少“蹭课”的学生，人越来越多，只得搬到大礼堂去讲，可见当时的盛况。一位老校友回忆道：“他总是如青年般朝气蓬勃，热气蒸腾。他有着是诗人的气质，易激动，满怀激情，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富于鼓动性，很适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后来由于“文革”，这堂课中断了；“文革”后继续开讲，直到侯仁之因年事已高离开讲台，前后一共讲了二十多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侯仁之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问题。1990年，侯仁之发表《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提出“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则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这一论断是通过考证大量历史资料后得出的 ：“在武王伐纣后、诸侯国正式建立之时，北京附近的‘蓟’、‘燕’，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功能，即为北京建城之始。大约在东周初年，日益强盛的燕国已经征服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称。日后北京又称燕京，来源于此。……按西周纪年，惟《史记?鲁世家》所记较详，因此武王伐纣在十一年，当无问题。”侯仁之据此得出初步的结论：北京最早建城时的名字为‘蓟’，时间是公元前1045年。
1998年，侯仁之与城环系师生在一起
这一推断，得到学界的认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
70年代以来，侯仁之多次为保护北京旧城风貌及重要遗址大声疾呼。其中一个典型的故事，便是保护莲花池和后门桥。
1993年，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破土动工。这样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设，必然会使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侯仁之最为关心的，是与西站相邻的莲花池。1994年，侯仁之发表《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莲花池在北京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并予以保护。
习惯于身体力行的侯仁之不仅写文章，还亲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他不无担忧地看到，与西站相邻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看上 去没有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
1998年，87岁的侯仁之被北京市委中心请去介绍北京城市的历史。他的报告题目，就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在报告中，他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城从蓟城扩建为金朝的中都城的过程，指出莲花池的水就是蓟城的生命之源。而后门桥之于北京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元朝大都城规划的起点 ：后门桥的选址决定了全城的中轴线，是紧贴着湖泊的东岸定下来的。侯仁之在叙述北京城的变迁过程时，再次强调了“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高声呼吁“保护中轴线”、“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
这份报告受到市领导的充分重视，他的建议也被正式采纳。两个月后，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00年12月20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开园仪式，首都各大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侯仁之的名字。
从1988年起，侯仁之就组织编撰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第一、第二集。就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天，这套书的第三集也正式出版。未能让候老看到丛书的全貌，被学界视为一大憾事。
作为一位学界巨擘，侯仁之获得过无数的荣誉：1999年，他同时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和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乔治?大卫森勋章”；200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研究与探索委员会主席奖”……这些都是国内外最具权威性的奖项。面对如此盛誉，其时已九十高龄的侯老曾说过 ：“说实话，名利之心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于我如浮云 ’。”
实际上，这位与世纪赛跑的百岁老人，在青年时期，对于人生名利和个人追求的问题，早已有着清晰的思考。他在1944年给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们写过如下一段话：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深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风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本文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而成 ：
书籍：陈光中《侯仁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
文章：肖东发《侯仁之，燕南园最后一位百岁大师走了》，载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 ；
唐晓峰《唐晓峰记侯仁之两则》，载于《读书》，2013年第7期 ；
郑依菁 《侯仁之》，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