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至2005年4月，费孝通在北京医院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侄子费皖回忆，费孝通住院期间依旧思维清晰，但表达已很困难，只能通过纸笔与人勉强交谈。侄子劝慰他，等他出院后，大家会帮他整理住院期间的所思所想。费孝通却在纸上写下：“不可能了。”

对于死，费孝通向来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静判断。他曾经写道：“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他不仅没有死，还跨进了新的世纪，带着此后新添的种种苦难，将自己的学术热情燃烧到了最后一刻。

只是这一次，他知道死亡终于要到临。十年前的今天，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死生契阔：遗爱大瑶山

费孝通说自己30年代该死没有死，指的是1935年在大瑶山经历的一次险情。

1935年9月，刚刚结束在北大社会学系学业的费孝通带着自己新婚不久的爱妻，同系师妹王同惠抵达广西，准备进行一次瑶族的实地调查。经过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夫妻二人终于在10月顺利进入瑶区，并于12月16日在古陈村完成了花篮瑶的调查，启程去罗运。

行至五指山冲口时，原本跟随当地向导的两人停下休息，向导则独自先行赶路。当两人走到潭清岔路口时，走错岔路，误入竹林之中，与向导失散。

深山密林里渺无人烟，两人摸索着前行。日色渐暮，他们走到斗篷岭一个叫石八的地方，阴森的竹林里出现了一个像门的建筑。费孝通以为找到了瑶寨，刚想推门而入，却被砸下来的石头、木头压在下面。这竟是瑶族猎户设的虎阱！

王同惠惊魂未定，慌乱中搬开了他身上的石头、木头，扶他到附近的平地坐下。费孝通腿部、腰部都受了伤，王同惠安慰他说：“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天会保佑你的，我出去找人。”

在王同惠去寻求救援时，费孝通强忍着疼痛、刺骨的寒冷和对妻子的担忧，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一晚。天亮时妻子还未归，他带着死亡的绝望顺着林间小路爬。

“我自己撑着地这么下来，从山上一半是滚下来的。到后来看见一头牛，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当时脑筋还清楚，我就守在牛旁边等。”费孝通这才被放牛的瑶妇发现。当时支撑着费孝通的只有一个信念——“她死没死，我不知道，我要见她一面！”

费孝通得救了，而为丈夫寻求救援的王同惠却不见了踪影。瑶族头人盘公西立即下令古陈村16岁以上男人全部出动，寻找王同惠。瑶人们敲着铜锣，喊声震天，搜寻了六天却未见任何踪迹。

直到第七天，瑶人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王同惠的遗体。此时，王同惠与费孝通结婚仅有108天。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

得知妻子死讯后，费孝通把消毒水、药品一同吞下，甚至以头触石，“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中”，却在瑶民的照看下挺过了这一关。

“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费孝通在给妻子题的碑文里绝望地写道。

费孝通逐渐明白活下去、尽自己该尽的责任或许才是爱妻希望看到的，他在给吴文藻的信中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于是在伤情略愈的时候，费孝通就开始根据王同惠搜集的资料发奋编纂《花篮瑶社会组织》。他是“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

王同惠比费孝通早离世整整70年，却在费孝通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费孝通为自己后来所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以示纪念，而晚年的费孝通也认为，当年在王同惠帮助下编纂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成了他一生很多思想的根源。

刀悬颈上

1938年，中国战火纷飞。刚刚取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的费孝通，毅然放弃伦敦优越的研究条件，选择回国共赴国难。他来到昆明跟随吴文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

费孝通在云南与村民合影

昆明虽处大后方，但绝不平静。日军飞机总是来骚扰轰炸，最频繁时警报天天响起。而战时物价飞涨，生活艰苦异常，费孝通作为教授的工资微薄，不得不以写稿补贴家用。他常到学校门口的茶馆等人约稿，久而久之，他坐的那张桌子就成了他固定的“卖文摊位”。

李公朴、闻一多

抗战胜利后，时局仍然动荡不安。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进行了一系列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后于1946年7月12日、15日遇刺。

惊闻李公朴死讯，费孝通愤怒地呐喊：“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费宗惠记得，闻一多遇刺那天，年幼的她看到了人力车拉着闻一多和儿子闻立鹤去往校医院：他们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棉被上全是血。后来，闻一多不幸遇害，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而身中5枪，留下残疾。

愤怒的费孝通本人，也在特务的“黑名单”上。

“特务在云南大学靠近我们宿舍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预备随时进来。”费孝通曾亲述，“闻一多遇刺之后，差不多轮到我了。是美国领事馆把我救出来的。领事馆的车子开到云南大学来救我，车子一开出去，特务就到了家里面了。”

躲过暗杀威胁的费孝通，根据自己在云南的调查，写出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重要社会学著作。

多年后，费孝通的学生邱泽奇教授曾对他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事件后，你的文风明显有非常大的改进。”费孝通眼睛一亮，声音提高八度：“当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会怎么说话？”

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1947年2月，局势逐渐平稳，费孝通携家人回京，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一年后的冬天，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的布告已经张贴在清华大学西门，费孝通并没有选择离开，他和老师潘光旦一样，选择了留下，准备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服务。但在迎接解放、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热潮中，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

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专门反对马列主义而出现的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

费孝通在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间写了多篇文章，疾呼社会学需要改造但绝不能取消。但在一切向苏联看齐的时代，这样的声音太过微弱。

费孝通在贵州考察

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一个个被撤销。1953年，中科院社科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

所致力的学科被取消了，但一身学识的费孝通没有遭到弃用，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后来又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专做知识分子工作。但费孝通始终在为保留社会学系而做出不懈努力。他曾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据理力争，但是领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1956年3月24日，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此文最初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但几个月后，政治风向突转，这篇文章成为费孝通划入右派的重要依据。

第二年，情况更为严重，《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称费孝通是“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

“从那时起到文革结束，我的富民文章做不下去了，但我的富民心没有变。”

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宣布我是右派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大笑一场，解决了，我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老来依然一书生

赋闲二十余年的费孝通终于又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历史的车轮碾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才又把这位满身学识的老人记起。

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补课”，委托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要他主持恢复社会学的工作。同年3月，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四所院校建立社会学系。三年后，72岁的费孝通正式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75岁的费孝通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时留影

2002年，92岁的费孝通在北大乐呵呵地说：“我70多岁时让搞社会学系，我说好吧，顶多能搞10年，到80来岁。没想到老天爷不想让我死，一下子让我搞到90多岁。”

在费孝通93岁纪念画册出版时，他亲自题写了书名：《老来依然一书生》。

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吴修平说：“费老一生担任过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最看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这个衔头。”

他说：“我什么职务都没有都可以，我就是一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