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决定采访徐光宪先生，源于严纯华老师给我们上的一堂党课。严老师告诉我们，虽身为院士，徐先生力所能及皆亲力亲为，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这让刚刚进入大学的我深受触动。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徐先生一生兢兢业业、育人无数，都是为了国家。
立身一清如水，为国丹心一片。因为徐先生正在病中，《北大青年》记者没能采访到他本人，但他的种种经历即使经过学生的转述，依旧撼动人心。刘禹锡诗云：“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我们将“微霞”改为“霞光”，与他和妻子高小霞的“霞光奖学金”相合。
——刘婵
2008年，在授予徐光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评审组广泛征求化学界意见：“假如给徐先生这个奖的话，同行当中会有多少人反对？”
评审组征求意见的对象中，很多都是化学领域的泰斗。征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徐光宪得此奖是众望所归。
胡锦涛为徐光宪颁奖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什么酱牛肉啊、香肠啊……”严纯华用力挥了挥手说，“烤鸭那可是每顿的‘标配’！”严纯华回忆，三十年前，大家总是会在一段时间攒一些研究结果后，到徐光宪家里讨论，盼着蹭老师一顿丰盛晚餐。
其实徐光宪夫妇经常邀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师母高小霞厨艺一流，但主要是招待自己的学生时下厨，所以严纯华和同学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等高先生的学生显摆完今天吃了高先生做的什么浙江美味，再去敲徐先生的竹杠。”当时向他“敲竹杠”要美食的学生，基本都比他小了四十多岁。
季羡林口中“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的徐光宪视学生如子女。文革中，学生被牵连，本来就是批斗重点的徐光宪对造反派说：“我保证他们不是特务。”他因此被关在北大四十二号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整整半年。
1989年，学生黎健因孩子脑瘫而入不敷出，徐光宪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出一百元来接济黎健夫妇。大年初一的大清早，徐光宪摸黑骑着自行车去找黎健，想把让高小霞做好的烧鸡、八宝饭送去给他。但他不知道黎健家的具体门牌号，就喊着黎健的名字一层楼、一层楼地找。现居美国的黎健夫妇说，他们永远忘不了老师的恩情。可对这件事，徐先生却只有喟叹，他觉得自己帮不了学生更多，作为老师，心里不安。
徐光宪是公认的好人，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亲厚，对交情不深的人也充满理解与体谅。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因为怕打扰黄金陵休息，徐光宪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致辞到深夜。2005年，徐光宪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他用这一百万港元的奖金设立了以他和妻子高小霞的名字命名的“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勤奋学习但家境贫困的学生。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无论人前人后，徐光宪从不论人短处，在谈及他人时都是以一种鼓励赞赏的态度。即使是学术研究中一些明显的不足，徐光宪也会说，考虑到当时的实验、计算条件，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不易。
徐光宪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这就像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你。所以，凡事多想想别人的感受，总是好的。”即使是文革时期“斗”过他的造反派，徐光宪也能谅解：“哎呀，那时候（他们）年轻，都是听党的话嘛。”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签订了和工业界的第一个稀土分离方面的有偿技术转让合同，由徐光宪、李标国带领七八个学生完成。这份合同中约定，假如工艺实际应用效果不够好，乙方自愿退回全部转让费，只要甲方不对外说这是北大人做的。“徐先生认为，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大的名声；他可以输他自己，但不能输了北大。”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严纯华说，“但是他认为不对的、涉及到原则问题的他一定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徐光宪的原则就是国家、党、北大，他认为最严肃的时候就是在党内的时候。“徐先生要是称我为‘严纯华同志’，一般都没好事儿，肯定是要来批评我。”严纯华回忆起老师批评自己时，叫着“同志”、告诉自己身为党员和北大人应该如何处世的情景，忍不住笑起来。
徐光宪幼年时，父亲为了还清二哥欠下的赌债，四处奔波，最终辛劳而逝。家中的顶梁柱倒了，经营的布店和钱庄纷纷破产，徐家就此中落。家愁未尽，国难又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杭州、宁波、上海，和同学在纷飞战火中秉烛夜读，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坚持实验。
曾深切感受过祖国的风雨飘摇，徐光宪归国后每每谈及国家，对党的感激以及对民族振兴的欣慰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他常说：“我们当下是生逢盛世。”
1951年，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当选为美国荣誉化学会会员和荣誉科学会会员，可谓前程锦绣。但得悉美国国会将禁止在美国学有所长的中国人回国为共产党服务后，徐光宪夫妇商议后立刻启程回国，因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其实，他赴美学习本就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他是爱国进步学生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也参加了唐敖庆等人发起的“新文化学会”。
严纯华回忆，第一次见徐光宪是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后，化学系组织本系的学部委员和学生交流。当时徐光宪、高小霞夫妇双双荣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这也是国内少有的学部委员伉俪。徐光宪在谈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而是非常谦逊地不断感谢国家和学校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徐光宪遭受过很多不公。由于教育、家庭背景不够“红”，徐光宪一直申请入党，直到六十四岁才如愿，同一天入党的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严纯华还清晰地记得在入党思想汇报会上，徐光宪一开口就自我检讨：“我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的教育是……”
他还因留美背景被认定为特务。编写《结构化学》获得的几千块钱稿费，他拿去资助困难学生，却被定罪为“发展特务组织”。即便如此，为了适应国家需要，徐光宪一生四次变更科研方向，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从核燃料化学到稀土化学。“先生有为祖国科研事业作贡献的强大精神驱动力”，学生黎乐民说。
1971年底，徐光宪从江西农场返回北大任教。此时化学系正面临一项急需完成的军工任务——镨、钕的分离提纯。当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却只能长期依靠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赚取微利。“我们心里不舒服。”徐光宪说，“所以，再难也要上！”
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通用方法是离子交换法，但这种方法成本高，处理量小，徐光宪决定创新采用串级萃取法。那时候他早出晚归，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有时候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徐先生才会发现嘴里没有戴假牙。每次看到这个情景，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学生黄春辉回忆道。
最终，以全新的推拉体系串级萃取技术，使镨、钕分离系数达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1974年9月，年过半百的徐光宪还亲赴包钢稀土三厂，指导这一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轻稀土的工业试验，大获成功。在徐先生建立的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最优化工艺设计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和稀土应用大国的转变，这些重大成就被国外同行称为来自中国的冲击（China Impact）。为此，徐光宪获得了2008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他也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文革结束回到北大后，我们当时都为徐先生抱不平，可是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尽快恢复实验上。”黎乐民说，“徐先生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真是做到了不屈不挠，执著到底。”
学生不能超过先生，中国就不能进步了
几十年来，徐光宪为国家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一大批稀土行业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他时常带着学生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并一次次举荐人才。
徐光宪曾说，自己最大的安慰和自豪就是培养了一批能力和成就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好学生，因为“学生如果不能超过先生，中国就不能进步了。”
他的学生中，很多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界的骨干力量。他的学生黎乐民、黄春辉、严纯华、高松分别凭借各自在量子化学、稀土配位化学及光电功能材料、稀土分离和功能材料化学、磁分子固体材料领域的成就荣选为中科院院士。
徐光宪与严纯华（左一）、高松（左二）及吴凯（右一）
“就是润物细无声吧”，严纯华这样评价徐光宪对学生的言传身教。
有一年给研究生上量子化学课时，有同学不记笔记，还抱怨作业太多，徐光宪听到后就叫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家里做客。他和学生从生活琐事聊起，讲到婚恋话题时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结婚照片，一同前去的严纯华说：“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老师想干嘛。”最后，徐光宪才把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笔记和作业取出来给大家看，硬皮封面的本子，厚厚的一沓，翻开是记的工工整整的英文。“拉近关系之后，就是再用力揍你也觉得挺温柔的。”严纯华笑着调侃，“老爷爷比你强吧，人家在那儿念书的时候记笔记那么认真，你小子还不记笔记不做作业，知道差距了吧。”
2003年的非典停课期间，徐光宪发表了致北大学生的公开信，以自己“举重若重”的经验教导学生们提高自学能力，“我的天分并不特殊，是靠勤奋的‘笨鸟先飞’，同学们更没有问题。”
在一次课间，学生们谈起当时中国围棋界的顶尖高手——聂卫平和马晓春，徐光宪说：“马晓春那种像天才一般飘逸灵动、大开大合的感觉，一般人很难习得。聂卫平扎实的基础、厚重的棋风，看上去不那么有灵性，但能够稳扎稳打，持久取胜。这就像我们做科研一样，需要灵性，但更多的是需要坚持。”
从教几十年，徐光宪对于教学工作一丝不苟。除了他享誉学界并获得国家科技图书特等奖的《物质结构》教材外，他在量子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领域的教材和专著教育了几代化学人。每次上课，他都会认真备课，将基础知识与最新科技成果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受到启发和教养。
他常常将课堂延伸到办公室和家里，进行答疑、讨论，若是学生偶尔没能理清逻辑，他总会耐心听完问题，给予认真解答，有时为了使学生弄通弄懂，甚至一直讨论到深夜。即使在年近九旬时，徐光宪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演示的每一张幻灯片，都是他一字一字、一张一张自己打字完成的。
“我们年轻一辈儿的这些学生，之所以愿意一辈子追随着徐先生，就是因为对他这种人品的景仰，”严纯华说，“当你了解了徐先生这样的一代人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知识分子，什么叫科学家，什么叫为人师表。”
几个月前因脑梗塞住院，现在的徐光宪基本只能借助纸笔与别人交流。学生们经常去看望他，与先生聊聊最近的科研进展和生活乐事。“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写下来告诉他，他看我们待的时间稍长，就不住地要我们赶紧回去，生怕因为他而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严纯华说。
推开徐光宪的办公室门，安静无人。趁着他住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正在对徐光宪的办公室进行修缮，以便他康复后坐回他熟悉的写字台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