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日诞生在通州，今年是他诞辰80周年。刘绍棠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一、大运河畔的童年诗画生活

大运河畔儒林村

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著名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啊。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绍棠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0岁时刘绍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绍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就小有名气，初中还没毕业，他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做编辑

刘绍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1724年)改称京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国民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

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刘绍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绍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突出地显现出来。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亡早自习。报童生涯使刘绍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旧京人民的生活。

刘绍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

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

刘绍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潞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迁往城南。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潞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潞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叔和、马文昭、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淳、梅熹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1951年9月，刘绍棠踏人向往已久的潞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  《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人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刘绍棠及夫人曾彩美合影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看着他指的楼房我莫名其妙地问：“那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谢氏楼’，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更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二、他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为他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人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右一）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绍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成为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人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56年新文艺初版 刘绍棠小说《夏天》
运河的桨声的续编 描写合作社的斗争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由回廊相通，还有跨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买了这个院落，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修缮。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所占。抗战胜利后，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

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会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东总布胡同53号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  《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但是，1957年风云突变。3月份，刘绍棠出席了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全面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与挚友丛维熙合写文章赞扬这篇小说。后来刘绍棠又参加几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反右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组织了一系列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

重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在乡亲们保护下，他躲过了“文革”一劫。

1958年10月，刘绍棠被编人北京市“右派劳改大队”，送往京郊劳动。他先后在门头沟永定河畔挖沙石，在京东百子湾火车站修铁路，在西直门木柴厂卸木料，在大兴高米店和通州永乐店修水利。直至1961年11月，刘绍棠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因为他原本就是专业作家，无公职，不拿薪金，摘帽之后仍无公职、无薪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重新发表作品也很困难。胡耀邦几次亲自为他联系工作，都没有解决。刘绍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刘绍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敬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绍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绍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绍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刘绍棠重回故乡的决定，在“文革”十年动乱中显得越发正确。儒林村的乡亲们憨厚朴实，在“文革”中也没有打斗分派。他们始终为村里出了刘绍棠这样的文化人而骄傲，从不认为他是右派、反革命。正是在乡亲们的保护下，他躲过了“文革”中的一切灾难。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在极为困难的政治环境下，刘绍棠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被彻底平反，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在寻访儒林村途中感受到，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

我去儒林村寻访费了一些周折，却感受了乡亲们对刘绍棠的热爱。我先查了几种地图，都没有查到儒林村，后来在网上才查到了。它现在属通州区西集镇，在张家湾镇东南。为寻访曹雪芹的踪迹我曾去过张家湾镇，儒林村比张家湾镇还要远十多里。我接着查找公交路线，去通州、香河方向的938路有十多条支线，但也查不到儒林村，看来儒林村是太小了。

我决定先乘车到离儒林村较近的姚辛庄。到姚辛庄下车后，我原以为这里会有小公共汽车可到达儒林村，遗憾的是问了车站上的几个人，回答都不知道。正着急间，一辆小汽车停在附近。我忙过去问，儒林村还远吗?怎么走?他回答，这里是运河西，儒林村在河东，不是很远，但走过去也需20多分钟。接着他问，你去儒林村做什么?我说，我去看看大作家刘绍棠生活的地方。这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我们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我送你去。我问要多少钱?他笑着说，您大老远的专门来看刘绍棠，我还能要钱吗?上车吧。

在车上他向我介绍，运河在这里向西拐了一个弯，河东岸有三个小村。北面是沙古堆，南面是儒林，儒林以东是供给店。说话间儒林村已到了。我向他道谢，他却说，很对不起，本应该陪你在这里转转，但我还有事，失陪了。

我进了村。村子实在很小，很安静，路上见不到人。走了一段，我看到一间小卖部，推门进去，有几个人在聊天。我说明来意，他们一听说我是专程来看刘绍棠，也都像那位司机一样兴奋。一位老者说：刘绍棠是我们村人，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绍棠是大作家，但没有架子，当年和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我问他刘绍棠居住过的地方，比如刘家的祖屋，他出生的房子，“文革”中住的“鬼屋”都还有吗?这一问大家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还是老者说，这些年老房子都拆了，有些房子都翻盖好几次了。一个年轻人说刘绍棠的侄子还住在村里，我带你去看看。他带我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院落，遗憾的是院门紧闭，家中无人。年轻人又陪我去供给店村看刘绍棠上过的学校。学校已并人沙古堆小学。小学原址关帝庙早些年也拆了，现在这里安放着运动器材，大约在原后殿的位置是村里的老年人活动站。年轻人告诉我，供给店村东就有938支线可到大北窑。在儒林村，我看到了刘绍棠生活了几十年的环境，更感受了乡亲们的淳朴与诚挚。

四、西城光明胡同中的刘绍棠故居

在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时，还有一条罪行是“刘绍棠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城里买下了房子，贪图安逸享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这要从刘绍棠结婚说起。

上高中时刘绍棠就与同学曾彩美一见钟情，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上世纪50年代人们结婚较早，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在家人的催促下，1955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当时刘绍棠的父亲在前门鲜鱼口玄帝庙胡同租了三间小房，全家九口人都住在那里，再加上新婚的刘绍棠夫妇，实在是挤不下。刘绍棠曾向团中央、中国作协等申请住房，一时也难以解决，朋友们劝他买房。当时不少作家如丁玲、老舍、艾青、周立波、赵树理、李季等都在北京城里买了房，房价也很便宜，买房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了解决燃眉之需，在朋友们的介绍下，1957年夏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买了房。

光明胡同很好找。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安门大街，接近大街东口往南有一条较宽敞的胡同就是光明胡同，胡同东临府右街。

光明胡同因位于其西的大光明殿而得名。大光明殿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内供奉玉皇大帝，是一处皇家道观，规模宏大。清初，朝廷仍很看重大光明殿，许多重大活动在此举行。雍正、乾隆年间，曾对大光明殿重修。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光明殿因曾做过义和团的拳坛而被焚毁。

刘绍棠买的光明胡同45号，只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没有北房，南房三间算是正房。中间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书房很小，只有十多平米，刘绍棠称其“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房、堆房等，还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

刘绍棠买下房后并没有在这里“享乐”多久，半年后他就四处劳改，后又回乡十多年，在这里居住的是他的父母、妻儿。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在这里他又一次焕发青春，进入新的创作高潮，几年时间完成了数十部长篇与中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刘绍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绍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

伤病并没有让刘绍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