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行严）于1973年以92岁高龄逝世，一生跨越19、20世纪，涉足政、学两界，是一位多变而有争议的人物。

人生不同阶段的章士钊

政治上主张调和反对暴力

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受教于家兄主持的塾馆。两度考秀才不中，18岁起做塾师数年。20岁，在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相识。21岁，入南京陆师学堂、上海爱国学社学习。22岁入《苏报》任主编，后又与张继、陈独秀等创办《国民日报》。

1913至1934年，章士钊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及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东北大学教授、上海法学院院长。

在政治思想领域，章氏一向提倡“调和论”，主进化，反激进，不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不主张使用暴力。章氏对孙中山有偏见，认为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章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复古。1920年秋，孙中山迫岑春煊下台，章亦被开除非常国会议员资格。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赴京。段委章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欣然受命，步入北洋军阀集团。北京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集会，章令警察禁止，学生愤而捣毁章宅。

胡适与章士钊合影

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章氏被通缉，遂出国赴欧。两年后，受张学良之聘，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大教授月薪三百元，独章月酬八百元，足见少帅待章之厚。“九·一八”事变后，章到上海，与“海上闻人”杜月笙结为至交。

共产党人的铁杆朋友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章氏早年与陈独秀轮流主持《国民日报》编务，共同呼吁中国国民起来争取人权，做有身份之国民而不做奴隶，出路在于拿起武器打倒专制，向西方学习。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章氏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学。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都选修此课。章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翌年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章与李当时在北京共编《甲寅》，李兼做章家塾师，两家相处甚好。章又荐杨昌济来北大任教。章、杨原先在日本、英国共同研习学术，又是同乡。杨是杨开慧之父。后来因杨的关系，毛泽东也到北大图书馆做事。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南城新世界游乐园撒传单被捕，章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1922年，章由法国赴德国。此时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请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运德，章妥为办理。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章、陈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氏多次出庭为陈辩护，时人称“有古义士之风”。1939年夏，章氏邀困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乡下的陈独秀到重庆同住，陈未应。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氏，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氏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赠款，立即以两万元付毛、蔡。毛以一部资助学生赴法，一部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章氏见毛。毛征求章对形势看法。章认为蒋介石无和平诚意，渝州非久留之地，在手上书“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和平谈判”。章氏两次被李任为会谈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破裂后，即留京。遵毛泽东嘱，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又策动杜月笙来归，未成。

1963年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

建国初期章以饱满热情亲苏，学习俄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1955、1958、1960年，章氏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大计，均未成功。1957年中共整风，章谏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章函毛泽东，始得解脱。毛又为章澄清“三·一八”惨案中无直接责任，使章处境好转。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困窘，章亦不免。毛对章说，1920年你捐助两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1961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送两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毛以“还钱还利”为词为章解困，否则章不会收。1963年，毛泽东70岁寿辰，请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赴中南海家宴，并请各携一子女同来。毛由此识章氏养女章含之，并邀其教授英文，后调外交部任职。

“文革”劫难中仍不忘调和

“文革”开头几个月，章士钊生活未受影响。1966年8月毛泽东号召破“四旧”，千百万红卫兵杀向社会。8月29日，一群北京大学红卫兵闯入章宅，批斗、抄家两个小时。当日，章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挨斗情形。9月1日，毛回信称：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日，周恩来指示三〇一医院接受章士钊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住院保护。三个月后，形势稍缓，章回家居住，读书写字，闲适度日。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春，街头出现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大字报，又引起章氏不安。他认为，“文革”如此闹下去，国家要完了。3月初，章氏致函毛泽东。章在信中说，假若刘少奇有错误，望毛、刘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检讨，但切不可打倒，等等。3月10日，毛回信云：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章致毛函同时，还写信给刘少奇，劝刘少奇认错，内中写道：

今外间之所启齿于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章士钊确实太天真了。当毛泽东派人送来刘少奇的“罪状”材料给章看时，章才醒悟地说，我老了，我的意见已无用，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从此，章专心整理《柳文指要》。书成，康生挑剔书中毛病，不拟出版，赖毛泽东全力支持，该书终得刊行。当时，有关古代文化学术著作只有少数准予出版。其中一部是郭沫若抑杜扬李的《李白和杜甫》，一部即章氏的《柳文指要》。“文革”期间，稿费废除，周恩来只好以酬谢作者辛劳为名，送一万元给章。

学术成果问世后，年过90的章士钊又想到多年努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尚未完成。1972年，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请求再赴香港，促进统一事业。经毛泽东批准，章于1973年5月23日乘专机抵达香港。《明报》报道称，章氏此行，乃为国共和谈，台湾方面将由张群出面。可见，章此行影响之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章氏抵港第二天即病倒，7月1日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写下最后的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

【登载于1847期《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