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电话联系李小凡教授时，他说。拗不过记者再三请求，他答应见记者一面。
李小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研四方之言，究汉语之变”是他的工作。在这一领域里，他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
在静雅幽深的人文学苑6号楼一间办公室里，坐在桌前的李小凡，瘦削得犹如一张剪纸。他为记者倒上一杯茶，却给自己倒了半杯。“胃被全部切除后，每次喝不了太多水。”他解释说。
李小凡老师
带学生下田野、办沙龙，他觉得——
“课比天大”
“对于癌症，我没有恐惧感，可能是病情多次反复，有了心理准备吧。”李小凡说，“遗憾是再也不能为学生上方言调查课了。”
李小凡所说的方言调查课，是中文系本科生的一门特色选修课。每年暑假，由一到两位老师带领学生们到方言区进行一个月的方言调查，把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消化于田野调查之中。
从1983年毕业留校开始参与带队，李小凡每年都要跟着学生在田野中走一走，这一走就走了近30年。
调查大都在方言保存得比较“鲜活”的偏远农村地区进行，生活条件艰苦。曾多次和李小凡一起参加方言调查的中文系项梦冰教授最了解他，“从筹措经费，到筛选合格发音员，再到安排团队行程、食宿，对学生进行业务指导，一直到所有人员都安全返校，李老师才能松口气。”项梦冰说。
2012年，58岁的李小凡因胃出血倒在了湛江调查现场。第二年春天，他的胃严重穿孔，不得不切除2/3的胃。“我没想到病情会恶化，以为稍加休息，就能再参加方言调查。”学校批给他两年假让他调养，但几个月后，他又站上了讲台。“方言调查工作强度大，我怕身体顶不住，拉团队后腿。”李小凡说，“但在学校上课我还能应付。况且，方言学专业任课教师少，我不上课，就给其他老师增加负担了。”
从2001年开始，李小凡又带领方言学的研究生举办每周一期的学术沙龙。这个第二课堂耗时费力，也不被纳入工作量考核，纯属义务劳动。因为有助于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李小凡视之为培养研究生的重要环节。作为沙龙主持人，他不仅要提前阅读学生的论文，还要引导沙龙议题走向、点评学生发言，沙龙结束后，还要指导学生修改论文。
中文系博士生小唐保存着一份李老师批阅过的论文，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铅笔画痕，圈划处都贴上了便笺纸，工整的蝇头小字，记录着李小凡的修改建议。再细看，文中用错的字和标点，也都被一一纠正过来。
谈起这些事，李小凡淡然一笑：“老艺人们常说，‘戏比天大’；对于教师来说，‘课比天大’。为学生上课，授业解惑，是老师应尽的职责。”
做学术尚严谨、受称道，他却说——
“做人第一”
“为什么您对坚守职责这么执着？”记者的这个问题让李老师犯难了。
“还真没想过。”思索了好一会儿，他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优秀的前辈学者都是这么做的。”
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李小凡讲起自己的大学第一课：“当时王力先生告诫我们，‘做人第一，学问第二’，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治学态度。”正是从那时起，李小凡树立了“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生准则。“许多年以后，当我为北大中文系新生上第一课时，我引述了王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
中文系研究生小冯对李小凡的这堂课记忆犹新：“李老师以‘反智主义’为反例教育我们，社会发展中，可能有某种不理性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成为潮流，却是短暂的，社会风气在一天天变好。人不能随波逐流，要‘老老实实做人’，对自我负责、对社会负责。”
李小凡最被语言学界称道的事情，是耗十年之力主持编著了《现代汉语专题教程》《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两部教材。在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教材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但李小凡认为，教材是教学之本，也是学生的入门书籍，编著优秀的教材，重要性不亚于科研。“编教材可能捞不到好处，但总得有人去做。”他告诫学生，“编著教材，必须全身心投入，不然，小而言之是误人子弟，大而言之是挖断学脉。”
项梦冰很感激李小凡，他读在职博士时压力很大，既要写毕业论文，又得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写论文，李老师默默分担了我的工作，他尽量少给我安排课，自己顶上；方言调查也不安排我带队。他从来没有提起或暗示过对我的关照，但我知道他的关心和爱护。”
今年4月，李小凡被确诊为胃癌，仅剩的三分之一个胃也被切除了。学校为他的健康考虑，建议他把研究生转给别的老师指导，但他谢绝了。李小凡的学生、北大青年教师陈宝贤道出了老师的忧虑：“他生怕导师更换后，学生会因为对新导师学术思路陌生而思想波动、学业受阻。”李小凡淡淡地说，“力所能及的事，还是自己做比较好。”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为本科生开了门“汉语方言学”课。
正聊着，一位女老师敲门进来。她显然把记者当成了求教的学生：“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让李老师早点歇着吧！”
记者拿出《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一书，翻到李小凡的讲课实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请李老师签名。他思忖片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教师的第一职责是培养学生。对教师来说，课比天大，其他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