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建院以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始终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在三年的全日制硕士培养周期中，学院对学生日常学业和论文严格要求，并通过双学位、“主修+辅修”等方式，助力学生成长为“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国际化、严格、全面的培养模式为学生在各行各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北大汇丰学子在学界崭露头角。为展现他们的精彩先进事迹和成长故事，汇丰商学院官微特别推出系列报道“PHBSer@学界”，敬请关注。
“杨光普是这样的，一定要继续读博士，一定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但他不是应试的，他清楚地知道学问这东西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积淀到发文章的水平，没有关系，继续学习嘛，总有那么一天，可以学清楚，可以有想法，还可以把东西表达出来。”
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08级校友杨光普毕业10年后的今天，要从互联网上寻找他当年在学校的生活痕迹，实属不易。但2009年10月的《汇志》（汇通社出品）杂志的一篇专访中提到的上述细节，让我在采访前对杨光普有了初步认识：他目标明确，持之以恒，注重方法，颇具国际视野。
读书时的杨光普就在同龄人中表现出少有的成熟稳重和方向感，是作家茨威格所说的“在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人生使命”的幸运儿。他早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对宏观经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亲眼目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好奇心—— “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政策和金融工具都不管用呢？”；进入北大汇丰（当年还是北大深圳商学院）的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他就决定将来一定要读博深造，每周精读两三篇论文从那时起成为十多年不变的习惯；读研期间他前后担任过9门课的助教，虽然不是正式的老师，但这个经历还是让他体验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快乐和成就感；他如愿读博，边读书边教书，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很快完成从象牙塔到政府机关的角色转变，不断承担重要的研究任务，参与了国家很多重要宏观决策的研究支持工作。
《英国竞争政策体系的改革演变进程与启示》《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务验证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对“广场协议”的案例分析》……单看杨光普执笔撰写的一些研究报告题目，就不奇怪当谈到在北大汇丰的学习收获时，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学院的全英文教学和国际视野。没错，学院的全英文教学在消除语言障碍的同时，也给了杨光普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让他受益至今。
作为一名政策研究人员，杨光普是一个非常注重持续学习和工作方法的人。他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论在业界工作，还是在学界工作，抑或在政府工作，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学习的心，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不断学习新东西，持续更新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要有一套看问题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作为一个跑者，杨光普深知耐力和坚持之重要，他将职业生涯比作一场马拉松。“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好节奏，根据自身条件调整到最合适的速度，踏踏实实地坚持跑完全程”。他说，“不需要过多地盯着那些比你跑得快的人，你只需要认真地跑，一步一步向前跑，跑到终点你自然会得到很多东西，不但有你想要的东西，还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一样，不要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与其花很多精力去寻找捷径、算计结果，不如耐住性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喜欢的事。等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长期主义’不会负你。”
以下提问者（Q）为汇通社张韵文
01谈工作：“完成角色转变 找到用武之地”
Q：您可否谈一谈现在的工作情况？
杨光普：我目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由工作单位的性质与职责定位决定的。国研中心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目前，我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研判以及相关政策研究，包括宏观政策制定的前期调查研究、政策执行的跟踪评估、相关问题的研判，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政策解读工作，包括与各级政府、各类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
Q：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工作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杨光普：我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到国研中心的。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国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每一位走到最后环节的候选人都很优秀。所以严格来讲，是这份工作选择了我，我只是比较幸运而已。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几年的工作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我不但完成了从象牙塔到政府机关的角色转变，而且开始逐渐承担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任务，既有参与重要工作任务时沉重的使命感，更有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心煎熬与磨练，当然也有工作成绩被认可时让人激动不已的荣誉感。虽然政策研究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我在读书期间积累的知识储备、形成的理论体系、学会的研究方法，在工作中都有了用武之地。能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作职业，并且还能看到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杨光普在做报告
Q：与纯粹的学术研究相比，您觉得政策研究有什么异同呢？
杨光普：按照我的理解，学术研究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讨论并推出结论，其结果应该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而政策研究则是对政策的本质、特点、作用以及政策产生、发展、制订和实施规律的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提高政策的准确性和效益性，避免不应有的政策失误。
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在导向性、创新性、实效性以及时效性等方面均有不同要求。导向性要求方面，政策研究通常是实际问题或政策问题导向，而学术研究则多数为学术问题导向，有时也可以对政策有一定的启示；创新性要求方面，创新性为学术研究第一追求，但对政策研究而言，观点新颖、思路独到固然重要，但并不追求标新立异，而重在解决问题；实效性要求方面，政策研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第一要务，更在乎把问题分析透彻，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学术研究更多还是在回答学术问题，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用通常还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时效性要求方面，政策研究通常有Hard Deadline，过了这个时间点，其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无用了，而学术研究对时效性要求则没那么高。
当然，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也有很多关联。比如，政策研究通常需要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需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政策研究也依赖学术研究的方法，不能被学术研究“瞧不起”，更不能贻笑大方；政策研究还需要学术研究的态度，要实事求是、严谨科学。很多时候，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是可以携手并进、共同进步的。宏观经济学中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卢卡斯批判”。
杨光普接受央视采访
Q：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杨光普：现在我感觉最大的挑战就是知识储备不够用。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其实是很复杂的，而并不像教科书中假设的那么简单，也不像专业学科划分的那样泾渭分明。开展政策研究，需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运行和现实问题的机制有足够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为中央决策做研究支持，对我们的知识体系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懂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而且还要有历史、科技、地理、甚至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支撑，你的研究结论或政策建议很可能会被一些领域的专业人士笑话。
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科技的进步、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都非常快，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新问题，经常会发现基于旧有的知识体系或思维方式很难把这些新问题研究明白，更不要说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了。例如，过去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竞争政策的研究上。当我开始研究大型互联网平台时却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垄断形式，是一种尚未写进教科书的垄断形式。如何规制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垄断定义、法律界定标准以及规制方法进行重新反思、评估和梳理。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要克服这个挑战，我觉得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不断学习新东西，持续更新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Q：您从北大汇丰商学院已经毕业十年了，相信您的许多同班同学，尤其是在业界工作的同学和朋友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在同他们沟通交流时，您会感到焦虑和迷茫吗？
杨光普：的确，我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创业的，有做企业高管的，有做基金经理的，有做首席分析师的，也有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不少同学都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相比之下，我选择的是一条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路，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焦虑和压力，这不是更不该成为我焦虑的来源。恰恰相反，我为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同学感到骄傲，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为他们喝彩。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并不一样，而每一种职业都是立体多维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一种职业的经济价值，还要看到它的社会价值等其他方面。生活态度很重要，要把我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2谈求学：“北大汇丰的三年求学助我行稳致远”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宏观经济研究产生兴趣的？什么时候决定读博士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杨光普：我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对宏观经济研究有兴趣了。还记得2007年的时候，A股不断创新高，最高的时候已经冲破了6000点，那会儿身边很多老师、同学、朋友都在炒股，大家聊起股票来好像都是宏观经济学家。那年正好在修宏观经济学这门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及股票，并且还时不时基于经济数据和宏观政策做一些预测，第二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对老师的“神预测”赞不绝口。我当时就觉得，学好宏观经济学就能炒股赚钱，就这样产生了最早的兴趣。当然，大家都知道，后来股市一路下跌，很多预言都不再灵验了。但我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也是我读研究生以后从国际贸易转向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秋天，我们研究生刚入学不到一个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国内外金融市场哀鸿遍野，随后全球经济一片黯淡并开始深度调整。无论是金融市场、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充满了各种声音，危机前建立起来的共识彻底崩塌，有对宏观经济理论在预测金融危机方面无能的冷嘲热讽，有对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批评指责，也有对金融机构贪婪奸诈的道德谴责，还有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判断的各种预言……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恰恰暴露出宏观经济学中许多很有意思、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命题有待探讨回答，尤其是开始读一些学术论文之后，这种体会更深了。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我就决定了硕士毕业后一定要出国读博士深造。
Q：在学院学习这三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这些事对后来的学习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杨光普：在学院学习那三年，很多事情都让我终生难忘。每个学期开学初放假前海老师都要给我们开集体班会，高微课上胡伟民老师调侃助教洪灿辉师兄，英语课温老师带我们一起到草坪上说学逗唱，口语课上大家一起调侃Michael，大事儿小事儿都跑到行政办公室去找凡姗老师解决，期中考后同学们一起到坪山村吃烧烤，晚自习结束后爬到五四塔上去给龙飞过生日，大雨过后陪段然、陈星睿他们俩一起去大沙河边散步，在港大上课时跟大家一起去找《色·戒》的取景点，研一暑假集体被拉到两栖装甲部队里搞军训(研究生搞军训在全国恐怕都是第一家)，给学弟学妹讲高宏答疑课时座无虚席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十多年前在学院里的点点滴滴，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如果从对后来的学习工作影响看，让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也是受益最大的就是学院的全英文教学。虽然入学前大家都考过了四六级、雅思或托福，同学们的英语基础都很好，但面对所有课程的全英文教学，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太适应。比如，有个知识点你没听懂，即便想问老师，你也得用英文提问，你得让任课老师听懂你在问什么，这时候不仅考验你的英文水平，而且考验你能否把一个专业的问题表达清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不少外籍任课老师一点中文基础都没有，他/她的母语甚至也不是英语（比如一些韩国老师）。
我的英文基础并不是很好，最多只能算平均水平，所以为了适应全英文教学，就找各种机会练英语，在学专业课的时候坚持不用中译本的教科书，而只读英文原版教材。除了教材之外，论文文献、报纸期刊等其他材料也尽可能读英文原版，不少经典的论文都精读过好几遍。因为很早就决定了毕业后要出国读博士，所以对我而言，全英文教学其实节省了我大量学习英语的时间。除此之外，我还经常找我的导师李旻洙（Minsoo Lee）教授聊天，因为他是韩国人，所以我俩聊天只能用英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天经常会陷入“尬聊”或“四目相对而无话可说”的局面。好在李教授对人很Nice也很有耐心，他不断鼓励我。几年下来，我的英语口语和书面交流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为我后来读博乃至现在工作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在学院读书的时候给好几位老师做过助教，包括李旻洙老师（宏观经济学）、郭明老师（计量经济学）、涂志勇老师（应用计量经济学）、杨娟老师（国际金融学）、朱家祥老师（计量经济学）等。每个老师的风格不一样，每门课程的要求也不一样，我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量也不一样。除了协助老师批改作业和试卷，有的老师会要求我去听课，有的老师会要求我给学生讲习题课，有的老师会要求我整理课件和笔记，有的老师还会要求我每周专门安排两个Office Hour给学生答疑。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一个学期下来，不但能够加深对一门课的理解，而且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过程中，还经常能在一些问题上得到新的启发或产生新的想法，“教学相长”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后来，我跟几位老师和很多学弟学妹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还记得给2009年做高宏课的助教时，我的习题课每次都座无虚席，每次习题课我都能连续讲两个小时而浑然不知疲惫，尤其是能帮助学弟学妹把一些问题讲清楚弄明白时，那种快乐和成就感怕是只有当过老师的人才能体会得到。2011年春天，朱家祥老师开始在学院讲授计量经济学，我给朱老师做了一个学期的助教。除了在时间序列的分析上得到了朱老师的真传，我的毕业论文也得到了朱老师的悉心指导，2016年我有一篇论文在投稿时审稿人提出了一些刁钻的问题，我也是在请教了朱老师之后才对论文做了修改并重新提交给期刊的。现在工作中我也经常分析时间序列，用的基本功都是从朱老师那里学来的。总而言之，在学院做助教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杨光普和海闻院长在北大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
03谈心得：“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长期主义’不会负你”
Q：对一些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学弟学妹来说，您觉得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杨光普：首先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从物质层面讲，做研究的确是很清苦的，只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做研究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和努力，并且短期内很难看到显著的回报，而外面的喧嚣和诱惑又会经常在你心中激起涟漪。就像很多人讲的，做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专心做一件事。只有熬得住孤独，方能等得到花开。当你的同学数着百万奖金时，也许你还在为博士资格考挑灯夜战；当你的同学已经评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时，也许你还在准备博士论文和毕业答辩；当你的同学都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也许你还在为职称评审或续签合同发愁……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高薪职位向你伸出橄榄枝，你也经常会在要不要放弃学术这件事上犹豫再三。不过从精神层面讲，做研究又是一项充满乐趣的工作。当你读那些经典的文献著述时，你会觉得是在跟哲人在对话交流，你的求知欲会不断得到满足。当你的研究课题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时，你的内心也会非常愉悦。偶尔，你还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收到一些鲜花和掌声。
其次是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和持续学习的习惯。虽然我们在学校时都会积累起一定的知识储备，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点儿知识储备是远远不够的。做研究往往意味着探索未知领域，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域、开拓新边界的能力。其实，不仅对做研究工作是这样，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我们具备这种能力。
再次就是要开始培养对“问题”的敏感性并建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系。能否取得有突破、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选题是很关键的第一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当然，这是一个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不要着急，但要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Q：可否向学弟学妹们推荐一些书籍或分享一下您的阅读经历？
杨光普：在校期间，我建议还是多读一些与专业课学习、与职业选择相关的书或文献，要利用好这段时间系统性地建立起我们在某个领域的知识体系。参加工作以后，如果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话，恐怕就很难有机会再去系统性地学一个领域了。具体的话，可以读一读这个领域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著作或学说发展史，也可以读一些学术大牛写的前沿性文章，不少学术大牛的传记或他们写的畅销书也值得推荐。比如，我在学校的时候读过几本这样的书，像席勒的《非理性繁荣》、阿克洛夫和席勒合著的《动物精神》、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等。学有余力的同学，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更广泛的领域。
毕业以后，出于个人兴趣和工作的需要，我读书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政治、哲学、历史、外交、法律、科技、心理学、社会学、生命科学都有涉猎。因为我是做政策研究的，我还经常读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像我前面讲的，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知识储备不够用。一些新技术、新事物发展得很快，像金融科技、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这些，如果不保持学习，有可能很快就跟不上时代了。
Q：工作之余，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可否分享一下？
杨光普：工作之余，除了读些书外，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长跑。虽然这个爱好保持了才不到两年时间，但我坚持跑了两年后还是有蛮多很深的体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收获就是体重减轻了很多，身体素质改善了不少，心肺功能明显增强了，血压血脂等各项指标都回到了正常范围。另一个体会就是跑步是一种改变焦虑、化解压力的很好的方式。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那样：“三公里专治各种不爽，五公里专治各种内伤，十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当你精神低迷、压力过大、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出门跑一跑。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跑步，来化解内心的愁苦与烦恼。
杨光普在参加半程马拉松活动
在跟一些朋友交流时，不少人总会说，只能跑两三公里或者五公里，十公里太远了。其实，我也是走过这一心路历程的。我刚开始跑的时候，不休息的话连三公里都跑不了。后来，在好友的指导和带动下，我通过切割目标、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到四公里、五公里、六公里，三个月时间就突破了十公里。再后来，我就开始挑战十五公里甚至半马。每一次突破，我都感觉打赢了一个“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的小小战役。现在回过头看，跑步这项看似自虐的运动已经变成了我不断改变自己、修炼自己的一场行动。
很多热爱长跑的人都喜欢讲，“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跑过马拉松之后，我对这句话的认同感更强了。无论是跑步，还是职业发展，都需要“长期主义”，我们需要做的、能做的就是以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向前跑，认认真真地跑完全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长期主义”不会负你。
人物简介：杨光普，2008年考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攻读北大经济学-港大金融学双硕士项目，2011年毕业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并于201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与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经济危机与风险防范、竞争政策、国际治理等。杨光普还是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
撰文：张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