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我们一直认为北大有自己的精神，即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今日学者张耀杰的理解，“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及学生为现实载体的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且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北大三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曾经有过较为集中也较为充分的体现，其中以蒋梦麟最具代表性”。
早在1923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纪念会上，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身份发表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其内容就是进一步阐述蔡元培所提倡的北大精神。蒋梦麟这样说：“……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 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 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930年，蒋梦麟辞教育部长一职，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他表示“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实际情况，来发现问题”。事实上，正由于北大精神有上述两个特点，随之而来也出现其他一些问题，在蒋梦麟看来，主要在两个方面：“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因此，“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遂成他主长北大后的任务之一。蒋梦麟推出一套改革北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大学制度的改变，人事的异动，经费的筹划，校舍的添建等等”。当时多数教职员对蒋梦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也有少数人抱着疑惧的心态，因为蒋在做教育部长时，对几个大学“曾经采用了大刀阔斧的手段”。果然，在人事问题上，各院系负责人，最初未免遇到一些困难，蒋梦麟却对他们说“延聘教授是你们的责任，辞退教授是我的责任”（樊际昌语）。虽然后来也闹出过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的这一“公案”，但最终是出于公心，“加以他的平易近人，诚挚的态度，他的简明爽直的说理，常获得反对者的谅解，和赞成者的钦佩”，大部分计划都在几年内顺利实施。
对于校内的许多事情，蒋梦麟一直主张抓大放小，虽然他把校长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其受过西方民主的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马勇语）。不过，“但若有人向他请示，他会使他相信，对于一些小事，他也在观察和注意”之中。除行政方面由他决定之外，教务工作全由各院系负责，作为校长，他绝不干涉，“因为他认为这是专家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蒋梦麟任校长之前，“北大是一个负债的学校”。蒋主事后，数年之内，不仅还清债务，还建起一个容量相当大的图书馆，还有一所女生宿舍。蒋对这些工程十分重视，尽管学校有关方面聘请了建筑工程师，可“常会对建筑师提出一些更经济更实用的设计”。杨亮功先生这样回忆说，“一般人总认为研究学术的人多不长于治事，但蒋先生对于行政方面确有高度的智慧。他常说：要完成一件事，专靠肆应有方是不行的，必须具备三个步骤：一、计划，二、决心，三，忍耐……”当某些决策待定尚未实施前，蒋梦麟总是会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可一旦决策既定，“他会运用无比坚强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去实施他的计划。若有人于此时贡献关于方法的意见，他亦乐于商讨”。关于这一点，担任过北大校务长的樊际昌教授对蒋梦麟评价很高，说“无论在教育或其他方面，孟邻先生的办事精神是一贯的，这种精神的基础，是他的思考的方法……他有很敏锐的观察事物的习惯”。
蒋梦麟留学归国后即在教育界服务，虽然一度从政，但在学术上始终致力于中西文化思想的沟通。他晚年所著的《西潮》，讲述的就是其一生所接触中西文化思想的全过程。梁启超先生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论及中国文化之演进，认为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关注于兵工之建设；第二时期以康有为、还有他本人等为代表，提倡政治改良；第三时期则是文化思想的碰撞，诸如蔡元培、吴稚晖、胡适、蒋梦麟等人，就属于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梁认为：这些人不仅既有旧学的根基，同时又受有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既懂得中国文化，又能深入体会西洋文化。蒋梦麟自己也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原因……正因为如此，蒋梦麟在美国时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事物，回到国内以后，“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蒋自语）。
有一件事即能看到蒋梦麟的灵活性、宽容态度，甚至是远见。还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时，张学良一次赴北平。当时张还在奉天（即今日辽宁）为王，北大一般学生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样说过：“张少帅在我们纯洁的学生眼中，不过是个胡子世家的、只懂得玩女人抽大烟的花花太保，可是梦麟先生却不顾舆论，和李石曾教授联名，在神圣的大学会议室中，大张筵席，予以盛大的欢迎，惹得我们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学生，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提出抗议。而梦麟先生却仍我行我素，不置眼中……”（洪炎秋语）后来北大学生才知道蒋梦麟的这个“冷灶”烧得很妙，“不仅国家占了光，连同学也得了好处”。国民政府北伐时，兵到山海关，由于日本人的阻挠，根本打不出关外。“幸而梦麟先生和石曾先生早已下了这一颗棋子，和张少帅拉上交情，所以石曾先生陪同吴铁城先生，跑了几次，终于说服少帅，易帜归顺，完成统一大业”。而易帜的前几个月，北大一班同学二十人从日本考察归来，决定绕道奉天，看看关外的情形。张少帅接到从东京打来的电报，即作出妥善安排。同学们抵达沈阳火车站，前来迎接的副官误看电报，虽然晚了半个小时，却打出“欢迎北京大学考察团”的横幅，并派出一个联络员作为导游。在逗留期间，这些北大学生由公署、省政府、教育厅、市政府公别轮流宴请，“要看的地方，除了兵工厂……其余都热忱招待，回时又各送一张到山海关的二等火车票，使我们深深感到梦麟先生施给他（指张学良）的那‘一饭之恩’所发生的作用，是多么地大了……”
蒋梦麟是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0年到1945年，若加上代理校长两年，前后共有十七年。但蒋梦麟真正“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蒋自语)，主要在任校长的前七年，即至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等校迁至内地昆明，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情况则多有变化。但无论如何，从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实际成果看，“都认为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北大现代教育制度的再度恢复与逐步完善，实与蒋梦麟的努力不可分离。“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注重‘进德会’的以德治校，而没有及时补救评议会的制度缺陷，从而为部分教授礼尚往来的拉帮结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张耀杰语），蒋梦麟则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也就是说，“至少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所体现出的既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又要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要比老校长蔡元培更加健全也更加进步”。
用当年北大学生的话来说：蒋梦麟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个外柔而内刚的人物，“因为咱们这个时代，还有许多保有‘义和团头脑’的人物，高踞要津。不外柔，无以肆应这些家伙；不内刚，也不能在这些家伙的围剿中，建出惊人的事业，使我们在西潮的荡漾中，生存下去”。蒋梦麟表面看上去好像不和人计较，骨子里却处处显出他是个“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具有刚毅性格的坚强之人，或许就像他的朋友傅斯年所说，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两人高明。从这一点看，蒋梦麟“在事业上之能有所成就，殆非偶然”。蒋梦麟晚年在台湾，拟著《近代中国思想史》，惜天不假年，未竟其志，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