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朝应，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特邀讲师，北大创业服务联盟理事单位——汉坤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概率统计系1990级校友，1995年获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理学士学位。笑言自己在数学上“天分不高”，在数学系“并非优等生”的李朝应头脑很灵活，在本科读书期间就展现了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他抓住北大招收首届知识产权法专业本科生的机会，成功的走上了法律专业之路，并于1996年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士学位，1999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留学深造，获法学硕士学位。
创业训练营是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面向有志于创业的北大校友开放，也向社会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开放了部分名额。训练营完全免费，是一个纯公益性质的项目，采用集中模块化授课方式，邀请北大知名学者及创业家校友全程讲授，每期学员50名左右，接受为期1年、4个模块的训练。训练营同时推出创业导师计划，引入早期创投基金，综合扶持优秀创业项目。
李朝应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95年起在美国竞诚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工作多年，并在加拿大Gowling Lafleur Henderson律师事务所实习、工作。2000年前后，互联网行业方兴未艾之际，又参与创办博库网（Bookoo.com）并担任法律总监。2001年至2004年为北京市天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从2005年创办汉坤律师事务所。他专长于外商投资、并购、上市、创业投资、私募和知识产权等业务，对相关产业政策、架构设计、资本运营、财务安排、产业投资、项目运作等有具体、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实务经验。他代表的客户广泛而多元，既有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也包括许多初创企业和正在快速成长的公司，涉及互联网、电信、信息技术、能源、清洁技术、消费品、生物、医疗和制药等行业。
李朝应的事务所坐落在长安街上的东方广场C座，毗邻王府井步行街。这里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商业中心，中华老字号和国际品牌相互辉映；最具声望的跨国公司（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三家）和最具成长潜力的本土公司都选择在这里落户；这里也是智力密集型服务企业的集中地。
记者：汉坤从创立到现在的发展过程是否顺利，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挑战？
李朝应：首先声明，创办律师事务所跟创办一个公司不一样，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是一个企业家。一般的公司有股权，有老板，创办人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会起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律师事务所行业门槛不是很高，而专业知识背景则很重要。一般来说，相对于公司而言，创办律师事务所要容易一些。只要是律师，都可以注册律师事务所，维持生存甚至赚点钱也不是很难。
中国的语境倾向于将律师归为个体户，律师事务所是合伙人模式，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个牌子下来做事。当然律师事务所要做好、做精也不容易。但是即使是做好了也很少听说一个人做好了一个事务所然后成为了一个大企业家。我们所的主打业务是投融资领域的法律服务，比如说做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兼并、收购，基金和资产管理，还比如说做一些公司的海外上市。国内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好多都是我们帮助来做的。我们是靠这个起家的，做起来比较顺手。之所以会跟北大创业营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模式就是跟着新兴公司起来的。目前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硅谷的律师事务所也大多采取这个模式。明年是汉坤成立十周年，我们一路走来，成长很快。整体来说我对目前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
记者：师兄有知识产权法的专业背景，那您对于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李朝应：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过程不可以逾越，但是速度可以加快。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上对知识产权一直不太重视。比如在互联网领域，目前的最主要的模式仍旧是C to C（Copy to China），也就是“山寨”。但是随着国家发展步伐的加快，我们对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我们一直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意识到，重视知识产权不是要屈服于国际，或者屈服于美国，需要按照他们的规则来，而是我们自己在商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一些公司从根上尝到了重视知识产权的甜头，比如说华为，我觉得华为是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公司，也是重视知识产权并取得良好效益非常好的例子。
现在的大公司，如果不在知识产权上做工作的话，肯定会在发展上面临很多的障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人打倒。目前国内好多公司的竞争，其实本质上也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所以说在中国知识产权面临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我的老同学、也是北大校友郭世栈，现在汉坤的合伙人，之前在华为多年担任知识产权部和法务部负责人，为华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我很为他骄傲。
记者：您作为北大创新创业扶持计划训练营的导师，对比其他创业营，您认为我们北大的创业营有什么优势？
李朝应：首先我认为这个创业营创办得非常有意义，跟其他创业营相比，我们不一定是有什么优势，但起码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围绕着校友做文章，那天上课的时候我也顺便初略内部统计了一下，我们汉坤本身服务的北大校友企业也有很多，比如说百度、点击、金银岛、酷我音乐、拉卡拉、六间房、亚信、宜信、易车以及很多初创企业等等。
之所以说我们的创业营有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有很多校友在创业上已经上道了，做的非常成功，而且他们也愿意在校友圈里分享在创业路上一些经验教训。像训练营里非常活跃的孙陶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创业36条军规》。从这个方面来讲，校友在创业这个领域的互动意义非凡。
另外一点，校友彼此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存在。当今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信任感，而同在一个校友圈子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不信任。大家讲起自己当年住哪个楼，在哪上课，吃饭等，很自然的产生信任感。这种天然的信任感是无法替代的。同时校友圈子不大，对于训练营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天然的约束，大家不能轻易做坏事，因为名声在圈子里很容易就传递。还有就是我注意到北大创业训练营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北大人的圈子里，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的训练营对于传递一种创业精神和资源的共享也是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记者：怎么看待创新和创业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李朝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客观来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相当紧密。一个有创新元素的创业肯定更容易获得成功。比如说在某个特定领域，无论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专利发明，只要正好解决了人们的需求，马上就会有助于创业成功。
但是它们（创新和创业）也不是一定互为必要条件的。有些创业其实不需要创新，我认为更多的是坚持，是执着。比如说做一个家政服务的创业，创业者可能只是观察到了市场上家政服务散漫，没有品牌，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做了一个相应的创业。这个里面创业者没有多少创新，但是做得很细，看得很全面，解决了人们的实际需要。在细节上来说可能有创新，但是从行业上，大的方面来说没有多少创新，但也能做好。所以综合来看，创新和创业两者之间有交集，如果有创新支持的创业会更容易成功。但并不是说创业必然含有多少创新。
记者：您服务过众多的行业。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哪些行业还有比较多的创业机会或者说还存在蓝海？
李超应：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就还有很多创业的机会，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就像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行业，而且大家总感觉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有很多市场需求没有被挖掘到。
生物技术这个领域里面的创业机会也非常多，而且我感觉生物技术这方面的门槛更高。我刚才讲了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的创业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生物这些领域里面创业的通常都是博士，甚至教授、博士后，这个领域要求有很高的专业知识。
但是互联网这个领域门槛相对低，有很多的“草根”，有的根本没读大学，仅仅是因为个人爱好（使得他对于这个领域里某些知识非常精通）而已。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目前国家一方面鼓励创新，一方面行政的垄断和关系的网络却阻碍了创新的发展。真正创新的本质，就是收回政府无形的手，回归政府的本位，（充分释放民间的创新活力）。习、李这届政府正在着手改革，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制度创新和法规创新也是中国最缺的，因为其他相关领域的创新创业目前已经触到了制度的天花板，只有制度首先进行创新，才能解放其他领域的创新力量。
记者：北大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的发起方之一是北大工学院，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技术创新在整个计划中的重要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以及您对于北大的创新创业扶持计划有什么样的期望？
李朝应：我个人认为思维训练比技术支持更重要。创业者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关键点，怎么去挖掘潜能，怎么去看一个问题等对于创业中排忧解难至关重要。有一次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开会，讲起我们所要求招进来的新人本科一定是要学法律的，而且一流大学法学院毕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合伙人大部分都进不来。因为我们大部分本科都不是学法律的，那能说我们本科四年是浪费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问题，谈问题的逻辑，去抓问题的关键点的敏锐眼光，不比中国传统学法律的人弱，甚至可能更强。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年学数学，比如说一个数学题有八种解法，老师要求我们把这八种解法全部找出来，这对思维训练是非常有益的。中国传统的法律学习不是很重视思维的训练，而注重知识的灌输，所以我认为创新这种思维的训练是一辈子的事。我感觉北大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北大有元培班，宽基础，重视多角度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
记者：你如何看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北大精神。
李朝应：我觉得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最值得肯定的，我们北大企业家俱乐部里面有很多校友、前辈，比如像俞敏洪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其实我感觉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个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发地回馈社会。企业家成功以后，希望做一些超越企业经营和赚钱的事情，因为从这里能带来更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