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同希，1964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本科毕业，196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导师为王仁院士），1983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PhD)学位，1995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博士（DSc，荣誉）。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及研究所工程师(1970-1979)，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91)，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UMIST) 机械工程系教授(1991-1995)。1995年4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机械工程系讲座教授，并先后担任工学院副院长、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霍英东研究院院长。现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资深顾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浙江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院校的顾问教授或客座教授。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冲击动力学、塑性力学、结构与材料的能量吸收、复合材料与多胞材料等领域。编写出版了《工程塑性力学》）、《工程材料及其力学行为》、《结构塑性动力学引论》及《冲击动力学》等四部教材；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30篇（大都为SCI收录）、国际会议论文200篇、专利4项。获选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院士、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等。
近年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与机构展开讲座与报告活动，就冲击力学、期刊论文写作等主题与师生积极互动与交流。
我们有幸在报告会结束后与余同希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从学生时代的生活，到对工科教育现状的感悟，余同希教授将其多年丰富经验与体会娓娓道来，使我们感受到一位北大力学人厚重的底蕴与责任感。现将访问内容登载如下，以飨读者：
记者（下称“记”）：是否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当时是怎样报考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
余同希教授（下称“余”）：我祖籍四川江安，小时候母亲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她毕业于北京女师大，就是刘和珍、许广平就读过的那个学校；父亲是一个戏剧教育家，参加过五四运动，学习西洋戏剧回国后创办小剧院，后来中国戏剧电影界许多人都是从那个学校出来的。可以说我在一个教育家庭长大，先在南京、后到上海。一方面可能因为从小家庭教育，父母亲希望我们学习理工科，再加上我自己高中毕业时数学不错，想说学一个介于数学物理中间的学科，就报考了基础理论比较好的北大力学系。我那时毕业才16岁，年纪比较小。现在的力学和当年不一样，50、60年代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都依赖力学，搞火箭、卫星离开力学都不行。进入北大后，感到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当时报考理工科的也都是分数比较好的学生。
记：您在北大力学学习的日子是怎样的？给您留下了哪些回忆？
余：现在回想当时学生生活还是很单纯的，当年诱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一进北大就开始参加造大风洞，自己动手磨水磨石，也参加人民公社下农村去帮助农民劳动，学校把整个年级拉到沈阳，半工半读。一方面同学们素质都很好，但也被政治运动占据了一些学习时间，和现在的大学生活很不一样。60年困难时期，我们到十三陵修铁路，十三陵校区是我们帮助建起来的。回到北京，为了节省能量，学生们除了上课就躺着，每天发8两粮票……可以说那时北大重要的事件我都经历过，无论幸还是不幸。从58年到68年，我在北大呆了十年，后来又去了部队、工厂，可以说是在最有创造力的青春时代去劳动、体验困难生活，好的一面是对实际工程方面懂了很多，后来到了国外、香港，说起机械工程方面一点不怯场，和很多同事相比实际经验是不差的，因为亲自画过图、动过手。现在我对力学的看法是需要有更多工程知识的基础，这也是因为当年这段经历使我对力学的整个观念有所改变。
记：您后来去了剑桥，听说本来只学过俄文，在很短时间里补习了英语，这段经历能和我们分享下吗？
余：俄文是中学时学的，读研究生时自己学了一点英语，后来恶补了一段就出国了，英文我觉得考得并不算很好。当时是专业考得不错，数学满分，可见北大教育基础还是好的，扔了十几年还能捡起来。后来我到了剑桥，当时出国和现在出国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未来的策划也比较早比较成熟。当时我想法就是比较简单的，做访问学者时，导师问我能不能做学位，我听了觉得也挺好的就在那读了学位。当时博士待遇很低，一个月150镑，可能今天的学生听了这个条件都不会去，但我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后来有人说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剑桥博士，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我83年7月毕业，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过去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后来去剑桥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用2年零三个月把博士念完了，也是挺有意思的。
记：您回国后先回到了北大，后又在各地做教育管理相关的工作，最近也经常在北大举行讲座等活动，可以谈谈这段经历吗？
余：当年我们在四川工厂时我就曾想调去汉中校区。我在北大的导师是王仁先生，后来回国前和北大联系，当时王仁先生还有王大钊先生都在系里，直接派车就把我“劫持”到北大了，比现在手续简单。我曾经是力学系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管流体方面。正值八十年代，大家都珍惜失去的时间，国外的新学科新想法之风也吹进来，我们留下了一批很好的年轻学生，整体都挺有朝气的。
后来91年英国皇家学会给了我科研奖金资助，曼彻斯特大学也邀请了我。后来香港科技大学新建立起来，我去看了一下，和他们聊了聊，比较欣赏他们的理念。我的想法是在科大也能一直保持和国内的联系，香港的很多人也是国内出去的；另外我对国内教育情况熟悉，所以科大也看中这一点，让我参与和大陆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后来到霍英东学院也是，现在我退休了仍然做着副校长顾问，处理很多和大陆合作的战略问题，也是希望专业上能继续做事，在国内建立合作点。
现在，我也在国内一些大学和青年教师博士生合作做课题，发挥专业上以及在科研管理经验上的优势，和大家聊聊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现在的工学院力学系段慧玲主任经常和我联系，我也和工学院领导交流了许多实验室管理、研究生培养计划等方面的心得。在如何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方面，由于我长期担任国际期刊编务工作，所以自己的一些体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北大是我本科、研究生以及工作加起来度过17年的地方，是有感情的，我也很乐意和这里的师生交流。
记：能否介绍一下您科研工作的轨迹，包括相关著作？最近的专业兴趣点是什么？
余：我写过三本英文的书，最先是和王仁教授合作塑性力学方面，在英国一开始也是做塑性力学，小到饭盒、大到火箭，都需要塑型加工，当时理论上动态的力学模型还不完善。83年我开始做动力学相关研究。冲击动力学在国防、交通还有新兴产业如核电、海洋工程领域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84年我回到北大时，国内还没有冲击动力学这个名词，有一些比较零散的研究，但没有整体面貌。本世纪初开始我开始关注材料和结构的能量吸收，和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合写了书，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论著。我回国内讲学时，看到现在做这个领域的人都参考过这本书，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的是如果能把这个领域介绍给国内同行，使大家积极地行动起来进行相关研究，是件很值得去做的事。
记：您对国内的力学教育有什么看法？请您对工学院的发展以及工科教育提一些建议。
余：“力学”这个学科可以说是“中国的力学”，因为国外很多大学是没有力学专业的，也算是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个专业。国内力学科研队伍人才培养能力是很强的，对一些热门热点也跟得很快，从我角度来讲，考核教员当然要看发了多少文章，但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人才。
现在许多地方研究生培养成了老师做什么课题，学生就做什么研究，但培养人才和做科研不完全是一回事。科研和教育是要相辅相成的，学校影响力最终取决培养了多少高端人才；追踪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是要为国家、社会提供支持，提供理论模型和方法。这种支持不是说自己去搞具体计算，学校并不需要教学生解决所有工程具体问题，但要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整个工程科学，是很大的一个领域，对一个学院来说要相对地集中力量，这就需要一定的本科、研究生培养规模，做好几个培养项目。现在工学院的本科生项目不够强，真正的基础是从本科生教育打起来的。对学生不能只传授知识，还需要培养他们应用软件、试验动手的能力，这需要相应的实验场所和教学课时，学院在这方面还是有待加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