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教授——段宝林家的客厅里，木质的博古架直顶到天花板，上面陈列着段宝林在各地考察民俗时收集的纪念品。“你看，这个大本钟是我去年在英国买的，那只小公鸡是在爱尔兰买的，他们那儿的人很喜欢公鸡。这个小乌龟（是）威海的。还有，无锡的大阿福。这个木雕母鸡，泰国的，一个老太太手做的。”
说着，段宝林又到书房里拿出在土耳其买的一副彩色阿凡提小像，“民间艺术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我们啊，一辈子也学不完。”
（段宝林家客厅中的博古架）
“民间文学，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
为了完善对阿凡提喜剧形象的研究，75岁那年，段宝林只身一人来到阿凡提人物原型霍加·纳什列金的故乡——土耳其的阿克谢海尔城。从特洛伊古城遗址出发，乘了一夜的汽车，抵达目的地已是凌晨四点，夜色苍茫，段宝林只好向路边两个年轻小伙子打听去往阿凡提之墓的路。两个年轻人热心地带领段宝林参观结束后，告诉他附近的山上可以拍摄到城市的全景。段宝林听闻甚是欣喜，并未考虑太多就兴冲冲地随年轻人上了山。
到达山顶时，四下荒无人烟，其中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突然起了坏心，恶狠狠地向段宝林索要他的相机，“如果他在山上抢我或者杀了我也说不定啊。但是相机里都是珍贵的调研资料，不能给他的！”段宝林说。后来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出来及时制止，段宝林才未受到伤害。
下山后，段宝林不计前嫌地请两人喝啤酒，等到结账时却发现没有零钱，就只好掏出一张100新里拉的土耳其币（约为两百美元）。工人模样的年轻人看到后，便殷勤地帮忙去付账。“也怪我不好，本来我可以自己去的。他拿着我的票子去找钱，回来就不给我了。”段宝林说。尽管几经协商，两个年轻人最终也只给他留下了回伊斯坦布尔的路费。至今回想起来这次仍心有余悸的遇险，段宝林说：“那些钱就当是给我带路的小费吧！这次调查收获很大，我还是很高兴的。”
为民俗研究奔走的脚步始于1959年，在河北调查义和团故事后，他又于1960年到西藏调研了4个月。文革后期，当时段宝林被要求在北京批判“四条汉子”，他主动请缨去北大江西分校进行劳动：“我对大批判不感兴趣，我对到民间去劳动感兴趣。”他希望深入当地，考察民俗。
从那开始，他凭着少年时在扬州中学四五年的英语基础，走过了32个国家和地区。在土耳其的被劫并非唯一一次遇险，他曾在巴黎郊区甩开两个一直尾随的年轻人，也曾在罗马遇到当面把手伸进他衣兜的吉普赛小偷。但如今已81岁的他，外出考察仍说走就走：“我喜欢一个人出去，比较自由。我走得快，是个运动员，就连小伙子也跟不上我的！”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评价说：“段宝林有张志新的大无畏精神。”在大兴安岭考察时，有人劝告段宝林不要进大森林，因为森林中的鄂伦春人“发起火来开枪的！”段宝林却毫不畏惧，坚持前往，和鄂伦春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发现鄂伦春人其实“很好相处的”。
“这一辈子从没听他叫过一声苦。”段宝林的夫人陈素梅说。有时，段宝林带着学生去农村、山区考察当地民俗，天气燥热，路途遥远，背的行李又多又重，许多年轻人都叫苦不迭，段宝林却没有丝毫抱怨。在段宝林看来，民间文学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环境，把实地调查与书面材料调查结合起来的研究，才是立体的。
民俗学并非显学。20世纪60年代，民间文学遭遇“下马风”，研究现代文学形成全国性浪潮，在导师王瑶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只有段宝林选择成为大潮中的孤舟。为了第一堂民俗课，他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厚厚一本教案：“那次备课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民间文学的深厚底蕴，里面有太多东西等着我去挖掘。”
2007年，段宝林把自己搜集、珍藏的1.5万多册书籍无偿捐献给北大，保存在图书馆的中国民俗文化文献中心里。他觉得，“民间文学，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保护和推广民俗文化，段宝林一直致力于《中华民俗大典》的编辑工作，但因出版基金迟迟申请不下，耄耋之年的他仍在四处奔走。“民俗正在不断消亡，要抢救，要宣传，它是我们民俗文学、民族文化的根基。”段宝林语重心长地说。
“我一生唯一追求的，就是真理。”
“我就觉得在旧社会呀，太阳都是没有光彩的、暗淡的，等到解放以后才真的是兴盛了。”说起这些，段宝林抬头望向窗外，“所以共产党就是我的母亲。”
段宝林生于扬州的一个小康之家。日军侵华后，悍匪劫财，家道中落之余，家中又生变故，他8岁丧父、10岁丧母，少年成孤，不得不寄住在二舅家中。寄人篱下使得当时的段宝林敏感又孤僻，年少的他甚至曾一度试图用憋气和触电结束自己的生命。
（段宝林在给记者讲述童年往事）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看你前面的朝霞。”直到如今，想起烈士邱东平写的《茅山下》，开头的这首诗段宝林依然能倒背如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段宝林常去新华书店看书，接触到了大量的革命文学，“我很崇拜马克思啊，当时把吃肉的钱用来买书，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新的思想不断冲击着段宝林，激励他走出“黑影”，投身军营。
1954年，段宝林以全华东第五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凭借所有课程接近满分的优异成绩，段宝林获得了“优秀生”的荣誉，并于同年入党。
大三时期，段宝林以一篇5万多字的学年论文——《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震动燕园。由于文章是按照毛主席反教条主义的方法，和苏联权威莫斯科大学的季莫菲耶夫教授的《文学原理》唱反调，最初连指导的助教这一关也没能通过。“我对苏联那一套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不感冒。”段宝林坚持，“马列主义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是创新。做事就一定要讲‘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幸亏后来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杨晦和钱学熙教授看了这篇论文，对段宝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支持。杨晦先生还在段宝林毕业后，留他做自己的助教。
1984年，段宝林向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提交的第一篇参会论文就直指西方美学中的喜剧理论。介绍段宝林入会的丁乃通先生读过论文之后非常犹豫，认为第一次参会就直接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风险很大。但段宝林却觉得“学术研究是需要不同意见的，我喜欢听不同的意见，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真理受到的打击越强烈，发出的光彩越灿烂。”因此还是委婉地表达了坚持的意愿。后来，这篇论文不仅引起了大会主席的强烈兴趣，更在西方民俗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坚持马列主义，付出代价我也是不后悔的。”段宝林说。一次，系里有位领导表示要向西方学习，以研究人类民俗学为主，对此段宝林提出了不同意见，不仅未被接受，还招致了这位领导对自己和自己著作的猛烈批判。然而在随后的理事会上，段宝林再次阐释了自己的意见，获得了老教授们的阵阵掌声和排名第二的票数，但最后连一个理事职位也没有得到，对此，段宝林毫不在乎。
“我年轻的时候，听过陈毅讲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说，革命者就要不怕批。”受到批判的段宝林并不因此而感觉到沮丧，“马列主义是我的准则，我的武器。我这一辈子唯一追求的，就是真理。这是非常艰苦然而快乐的事。”
对于没有经历过特殊时代变迁的人来说，理解这种对于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也许有些困难，提到当初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段宝林推荐了学生陈连山：“我倒是想知道他现在怎么评价我。”
陈连山回忆起自己陪段宝林在河南上蔡县参观孤儿院时，段宝林对着孩子们老泪纵横：“我也是孤儿，是党培养我成为了教授。你们不要担心，党和政府一定能把你们培养成人才。”那是他唯一一次看到老师流泪，段宝林也是现场唯一一个流了泪的。
说起老师对马列主义的执着，陈连山充满尊重：“每一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段老师以马列主义作为个人信仰无可厚非。那一代学人往往都是把信仰和学术合为一体的。”
“爱人在远方，钢笔在手上。”
“你们的师母啊，她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导弹控制的，毕业后在国防科委工作。所以这么说我也是军官家属嘞。”段宝林笑着，语气中满是骄傲，带着小孩子般的欢喜。
段宝林和陈素梅是表兄妹，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在扬州初次相遇，那时便产生了孩子间些许朦胧的好感。两人在大学期间确立了恋爱关系后，长期分处异地，又各自从事没有任何交集的学科领域，那每周一封的沉甸甸的情书，是他们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唯一的通信联系。“那个时候我们在心中互诉衷情，互相鼓励，这使我们在业务上都有了突飞猛进之感。爱情不但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成了某种激励的力量。”
在段宝林北大担任助教期间，中文系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当代十年文学》。没有前人的指引和现成的资料，段宝林精心准备了两个笔记本的讲稿，“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初次走上讲台，讲得无比激动。当时班里的洪子诚同学多年后还有印象，说段宝林热情过分了，甚至使人起鸡皮疙瘩。
1960年中苏交恶，中国要独立发展尖端科技，在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陈素梅在学习和党务方面的负担也更重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段宝林和陈素梅相约去天安门“观礼”。两人半夜就起床出发，步行进城去天安门，边走路边聊天，看着国庆游行的震撼场景，段宝林感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人生的道路上，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同奋斗，我们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人类这最壮丽的事业，这是最幸福的事。”
（段宝林和夫人陈素梅）
如今的段宝林仍会将每天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民间文学研究中，从清晨四五点一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但他依旧不满足：“以前我精力很充沛啊，一干干到夜里两点，第二天照样起来，感觉很高兴。过了四五十岁就不行了，开夜车也开不动了。”
“他每天不是看报纸，就是写文章。家里的事情一点都不过问。”说起这些，陈素梅直皱眉头，“我每天晚上提醒他睡觉，叫好久都不从书房出来。平时吃饭也要我提高嗓门叫好多遍，经常我都吃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出来，把冷饭拿到微波炉里加热再吃。”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他帮助我提高了我的‘耐心和涵养’。”陈素梅不满地“吐槽”着丈夫，但眉眼里还是满含笑意，“他呀！就是全身心地、太投入他的民间文学了。”
段宝林曾在《北大爱情》中写道：“我感到她是这世界上最理解我、最体贴我、最关心我的人。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离不开她的。”但他却和陈素梅开玩笑：“我的第一爱人是民间文学，第二爱人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