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其相，美国乔治亚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1942年出生于江苏海门，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78年入读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班并于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1982年底赴美留学，于堪萨斯州立大学攻读分析化学博士学位，并于其间担任助教。198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杨其相先后在美国的马歇尔大学(Marshall?University)和乔治亚大学(The?University?of?Georgia)任教，并从事纺织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1997年至2006年，杨其相在棉织物抗皱整理上取得突破性成果 ；从2002年开始的棉防火纺织品领域研究也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成为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在海外教学科研二十六年期间，杨其相先后获得诸多荣誉。今年4月11日，杨其相获得了国际纺织化学界最高荣誉、由AATCC颁发的“奥尔尼奖章”，成为该奖创建69年来第一位亚裔获得者。
已近古稀之年的杨其相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然而目光却是平和的，“我的人生不是线性的，当今的许多大学生生活非常顺利，但我当初经历的一切太不一样了。”
这位今年的奥尔尼奖章得主，近日适从美国乔治亚大学退休、回国对中国科技大学等几所高校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访问。尽管从1982年赴美求学并留美任教至今、名字早已改为Charles、从口音到谈话方式亦浸淫着美国文化，采访中，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关注和看法，却透过其经历、叙事方式、思维特点清晰呈现。“在罗马尼亚，许多学生问我 ：‘没有上帝，还能够有快乐吗？’我回答，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谈afterlife（来世）的。”“当今中国发展太快了，是一个‘不平衡社会’，就像水流得太快形成了漩涡一样。要坚定自己，不要被外在因素干扰、陷进去了。”
杨其相的这些年，基本都是在试图规避“外在因素的干扰”，并取得了成功。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磨难、不公正待遇，造成了人生道路上许多的困难和障碍，但他都能将其慢慢消解。杨其相似乎遵从着这样一个原则：人生起落的波动，能规避则甚佳，无法规避则加固本心、矢志不移。一方面他对外界干扰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明智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将竭力争取到的个人空间和时间全部用于自己所钟爱的学术。
奥尔尼奖委员会主席Keith-Beck教授为杨其相颁奖
困厄中前行
1963年，杨其相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们正式踏入学术厅堂未久，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便入侵了他们原定六年的北大本科学习之途。1965年10月至次年6月，杨其相与他的同学一同被派往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亦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6月初回校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国，北大学子们从此永远告别了他们的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走上了一条曲折的人生之路。1970年2月面临“毕业”分配，杨其相选择了去河南省蓝考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当他一步一步地融入到农村生活之中的时候，突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分子而被押回北大，在燕园的化学南楼及28楼单独监禁了一年半之久。这位二十多岁的北大学子，在长期的单独关押中顶着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接近了精神失常的边缘”。1973年10月，他又突然被告知“未发现五?一六问题”，从而结束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回到河南。197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杨其相才结束了这“失去了的13年 ”。
“文革”的深重磨难，留在杨其相心里的，却绝非纯粹的控诉和仇怨的记忆，更多的是对难以完全补偿的知识真空的遗憾。对于当年的遭遇，他并没有采取浓墨重彩的叙述方式，但谈到它给自己学业造成的损失，杨其相的眼神不乏惋惜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念完大学（本科）。”
1978年对于杨其相来说，是充满了希望的一年，亦是波折未平的一年。这年，中国恢复了硕士研究生制度，这意味着他有机会重新走进课堂，完成未竟的学业。文革后期的苦心自学给杨其相积攒下了不浅的学术功底，他报考了北大化学系高分子专业研究生，并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然而，高分子专业的近30名考生，有6个录取名额，因为当时化学系党支书记的干预，他被转去南京大学化学系就读。在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阶段，杨其相的学术寄望得以进一步实现，他用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的补偿过去的损失。1978年，他通过了教育部的选拔公费出国研究生英语考试。然而，正在最春风得意之时，不公正待遇又一次打击了杨其相。那是入校第二年即1979年的夏末，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代表团赴南大进行校际交流，杨其相兴致勃勃地听了一个有关马克吐温及美国文学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他上前与主讲教授攀谈，询问该校化学系研究生申请的手续。因为该教授不了解化学系的具体程序，就把他引见给了该访问团的团长，也是该校的校长。杨其相并未预想到，这次私人性质的简短交流，竟成为南大校方高层对其进行处罚的起点。当时校方称，这种越过本校校方人员、直接与外国学校领导人交谈的行为严重违规违纪，因此取消了杨其相的教育部公费出国留学生资格。当年选派公费出国留学生出国的名单里，他的名字被划去。
“我觉得，当年我受到比较多的挫折，确实很痛苦，但也更加成熟了吧，我学会了忍辱负重。我懂得自己将来要走的路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回想起当年的遭遇，杨其相的音调略显低沉，但不改一贯的温厚、稳健。是之后在美国相对轻松自由的学术经历冲淡了曾有的痛苦？又抑或是岁月的洗涤、思想境界的损益和超越最终使之归于平和？无论是何种方式，杨其相都将最终的寄望诉诸学术研究，正是因为此，生命之帆才得以时刻把握自己的终极航向，而不至于被一时的风浪所扰乱。
2009年在罗马尼亚Iasi-Technical大学演讲后和该校教授及研究生在一起
命运掌握在辛勤的手中
也正因为此，作为当年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学生之一，杨其相才没有毕生以“受害者”的心态自居，他对个人价值来源和社会定位的界定如此地健康、中正，因为他谈的最多的还是自己在海外的奋斗经历和收获。由于1983年之前国内的博士制度还没有建立，一心追求深造的杨其相决定赴美留学，并在1982年底如愿进入了堪萨斯州立大学就读分析化学博士学位。化学系给他提供了一个普通化学课的助教职位，教2个小班的实验课及习题课，每周工作16个小时。作为助教工作的报酬，他的学费被免除，另外又获得每月750美元的生活费。除了上他的研究生课程之外，每个周末他还按时去实验室做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这在常人眼里如“打了鸡血”一般的辛苦生活在杨其相眼里却充满了芬芳和诗意。在新的环境中，他感到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助教的这些日子，我学会了如何跟美国大学生打交道，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我日后在美国教书有很重要的意义。”积极、勤勉的性格和对良好学术氛围的无比珍惜，极大的激发了杨其相的学术热情，但这当时并没有使他马上就做出确定不移的人生选择。1987年博士毕业, 在大学期间已经发表了11篇论文的他，当时已经43岁，自感年龄“老大”，在美国拼搏已经不具优势，这时机缘巧合，国内的复旦大学和他取得联系，他一度做好了回国任教的准备。就在这时，博士导师的一句话“留在这里先积累三年工作经验再回国任教可能更好”提醒了杨其相，他也就这样“留”到了现在。
杨其相在指导研究生
追回“丢掉”的十三年
以“高龄”求职于美国的大学，是其时的杨其相面对的新挑战。他同时申请了6个大学化学系的助理教授的职位。第一所邀请他去面试的是西佛吉尼亚州的马歇尔大学。当时有40多人申请，经反复筛选，最后有4个候选人得以接受面试并试作学术报告。杨其相在一轮轮被选择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劣势和优势。“当时我和伯克利的一位毕业生一起竞争这个职位，最后是我被录用了。当时我年纪比他大，口语也带着中国口音，而且毕业的大学也远不如伯克利有名，所以劣势很明显。后来我就问面试的系主任，为什么当初选了我？”时隔二十六年后回想起当初的选拔，他的嘴角带着微笑，“系主任说，他们看中了我的助教经验，认为我和学生沟通会比较顺畅，同时也认同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踏实的态度，而且我的兴趣和教学计划都符合了他们的需求。”
在马歇尔大学和乔治亚大学任教期间，杨其相的学术创见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激发。尤其是在研究环境和硬件设施更为优越的乔治亚大学，他得以“建立自己的领域”——1997年至2006年，他在棉织物抗皱性能的研究上不断打破常规，从研究其机理出发，研制新型棉织物防皱剂 ；从2002年开始的防火纺织品研究，也逐渐获得了国际范围内的认可。因为他在纺织化学领域的贡献，他于2012年9月被罗马尼亚的IASI工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是该校的最高荣誉。杨其相一边回顾着防火纺织品研究的点滴，一边从身旁的手提袋中取出美国纺织化学权威机构AATCC今年新颁给他的奥尔尼奖章，给我们传看。
古稀之年的杨其相依然精神抖擞，谈笑间满含对学术和生活的热爱。这位曾经“丢失过人生最宝贵的十三年”的科学家凭借宽容平和的心态，用不停止的脚步追回了失去的光阴，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今，他依然在前行。
2012罗马尼亚Iasi-Teachinal大学授予杨其相荣誉博士学位
对话杨其相（以下简称“杨”）
记者：从“文革”时期受到迫害，到读研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您遭受到了诸多挫折。是什么支持着您不抱怨、不消极、坚持学术研究？
杨：经历了当年的挫折，我渐渐地得到了这样的感悟 ：不管遭受多少挫折，一定要让他人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真正的人格和本性。所以，这种挫折对我来说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产。同时，我相信在北大遭受的许多磨难只是当时大环境所致，我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也只是极个别的人的作为，我不会因此而对学校有抱怨。我始终理解北大、感激北大。北大在我心中始终是神圣的，我以自己是个北大毕业生而骄傲。
记者：在您的叙述中，我们感到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有很大的差别。您是怎么感受这种差别的？
杨：首先，考试方式和上课方式很不同。美国的高校给予教师很大空间，美国教师有很大的自主权。不过，最大的冲击来自社交方式的改变。当时与我同去读博士的大多是台湾学生，我们背景不同，然而有相同的文化，因而相互照顾、关系很好。但我一直以来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人，包括我的舍友，现在还在联系。我的导师告诉我，到美国来，就需要交美国的朋友、掌握美国的文化，入乡随俗。他把我的名字改成了Charles，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叫“Charles，come here!”从此大家都这么叫我了。我从1985年起发表论文就用这个名字。渐渐地我接受了这种全新的文化，并且很好地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甚至我的导师后来时常开玩笑说我是他所见过的“最资本主义化的学生”。
记者：您所在的大学对教师资历的评定有何特色？
杨：美国大学的教师评定体系一般来说较为公平。当时我在求职的竞争者中的年龄偏大，说话还带有中国“口音”，但最终还是凭借自身的科研实力如愿获得了教授一职。我做了3年助理教授破格升为副教授，做了5年副教授后升为正教授，在我们学院中是最快的，我没有感到这个过程中有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我所在的大学的教师评定体系是由层次不同的“委员会”（committee）构成的，分为department, college, university和appear committee这依次上升的四级。Appear committee作为校长委托教师委员会重新裁决教师晋升与否的会议，鼓励不同意见、努力剔除背景和人事因素。参与评定委员会的教师具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也有幸作为其中一员服务了多年。
记者：如今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中国，舆论对于“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您怎么看如今中国高校的这种趋势？
杨：近日我回国参观了许多知名的高校，学生素质普遍比较高，但是观察之后，我还是有两点建议：第一点，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需要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这其实也是搞研究的想象力和灵感的来源；第二点，要有学术上的奉献精神。许多大学生受外界影响和诱惑很大，因此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但在我看来成功的关键是目标始终如一，不折不挠，努力工作。“行行出状元”，而不是一味地找别的路子、寻找所谓“捷径”。世界上没有“捷径”，想找“捷径”本身就是方向上的错误。
记者：当今大学生往往呈现出心态浮躁的特点，缺少明确的定位。您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
杨：我的建议是开始时自己心里大致有个追求的方向，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我当年也只是希望以后做科学研究，不过具体的规划并不是很明确。1987年我一度准备去复旦大学任教，但是我的导师给我建议，认为我工作三年后得到相关工作经验再回国可能更有帮助。之后我在美国一直留了下来，在大学教授的岗位上做了二十四年。我的博士学位的研究在分析化学领域，后来转到纺织化学，也是根据所在的乔治亚州的具体情况作的调整。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现在看来这一转变是正确的。
记者：在美任教几十年，您一直没有切断与北大的联系，而是时时关注北大、关注化学系的最新情况。那么，通过近年来的观察，您认为北大和北大化学系有什么变化之处？
杨：北大化学系的工作条件和研究氛围大有进步，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同时，在北大学生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有一种自豪感，希望不要辜负了北大。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传承。但是，北大在其他方面在接受着各种全新的考验。社会大环境变了，北大的文凭证书或许不能保证你一定能获得想要的职位，归根到底，一切成就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创造。同时，当今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快，以至于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就像水流得过快就会形成漩涡。北大的学生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内心追求，不要被大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而左右自己的目标。
记者：我们在相关资料中发现，您从乔治亚大学退休后并没有放弃科研，而是表示希望能在退休后的几年内继续防火纺织品领域的研究。这是源于怎样的想法？
杨：我准备继续研究三到五年，甚至更长。这是因为我仍然对防火纺织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这个领域还有新的想法。我们领域内的许多学者是我学习的典范。纽约大学的Lewin教授一直致力于防火领域的研究直到94岁高龄去世为止。另一位八十多岁的Weil教授每周工作60小时、坚持研究将近六十年，至今没有“退休”。总的来看，我们所在的这个新领域进展较慢，面临的社会需求却很大。我希望把自己的新想法通过在中国的高校合作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为这门学科的进步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说到兴趣和目标，除了学术计划之外，您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又是怎样规划的？有什么生活理想？
杨：我希望每天都能学点新东西。我欣赏拉丁美洲文化，想学习西班牙语，在4-5年内学会用西语写作。我想游历拉丁美洲，希望在不是很遥远的将来，我能够跟随切?格瓦拉的足迹，从阿根廷一路向北，感受这块充满异域文化的大陆、体会八十年代“解放神学”在拉美社会的影响。另外，我还想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绘画、建筑、音乐进行系统的学习，同时到东欧生活一、两年以更多地了解东欧的宗教文化。在罗马尼亚的大学交流时，我从小所接受的儒学“不言鬼神”传统和当地东正教的崇尚上帝之间出现了巨大张力，这种感觉非常吸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