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吉米（Jaime A FlorCruz），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77级校友。1951 年4月5日生于菲律宾。现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
1971年，吉米作为菲律宾学生代表团成员在中国访问期间，因国内政变，无法回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在1988-1990 年，以及1996-1999年期间，他曾两次担任“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大概有200多位成员。2014全国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 吉米是第一个被获准提问的新闻记者。吉米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菲律宾语以及中文（普通话）。
“这张是我们访问团来中国时照的，那时没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这是北大篮球队，我们都穿着一样的队服。” 吉米一边翻看电脑里的照片，一边给我们解释着照片里的流年碎影。吉米的办公室并不大，被桌椅、电视、书和各种各样的摆件填得满满当当。我们的谈话随性而又自然， “现在只有30%-40%的时间用中文”，吉米认真的思考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仔细地揣摩每一个中文词组。
我只能写我挺好的，学到很多东西。
本是随团到中国参访，却被困于异国他乡。等待、失望、迷茫，望不到回家的方向。虽饱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苦闷，但从未放弃过追逐前方的光芒。
1971年8月，吉米跟着菲律宾访问团到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原本一次普通的旅行，却造就了吉米独特的生命历程。来到中国后不久，便得知菲律宾国内政变，可能暂时不能回国。
“刚刚来中国，最困难的是失望和希望的连续发生。一直以为能够马上回国，但迟迟不行。后来就不期待了，已经麻木了。”吉米回忆道。
第二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宣布戒严并开始独裁统治。作为青春热血的年轻人，吉米在（菲律宾）国内曾经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戒严开始后，他和一些朋友也因此被列入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就知道回国肯定不安全。”即使如此，“还是一直希望国内会正常化，回到非军事化的状态”。
9月份，菲律宾开始全部军事化管制，吉米的护照也被注销，回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不得不开始做新的计划，把“可以随时走”的状态换成“长期停留”的准备。
应中国政府的安排，访问团到湖南衡阳的一个国营农场下乡。“那个时候的思想都很天真，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打成一片，向农民学习。”但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特别且难得。“因为想起来很浪漫，外国人能够体验和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吉米说，“不过浪漫的时间很短，因为劳动太辛苦”。他哈哈地笑道。
虽然农场仍旧把吉米和他的朋友们当成外宾，“提供一些特殊待遇”，住的地方要相对较好，但是他们始终努力和当地人一样，自己烧热水，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特殊照顾”也不会远远超过当地水平。
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中国之前的吉米从未下地劳作过，保姆帮忙照料日常生活。
现实往往很残酷。“不习惯湖南辣的菜，冬天很冷却没有暖气，语言也不通。”“有那么几次熬不过来的时候，想家。” 吉米似乎沉浸在那段遥远的回忆里。
“正值‘文革’，特别在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没有。除了看书，就是打篮球、乒乓球。”“那个时候很苦、很枯燥、很无聊，和外界隔离的厉害。”农场有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但只播放《新闻联播》。后来电视机的保险丝被烧断， “就不修了”，吉米无奈的笑。
由于刚到中国，才开始适应中国的文化，加上政治上的隔阂很难打破，和当地人交朋友也比较困难。比如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与当地农民只是有限的交流，工作之外的交流都很少。”
面对恶劣的条件和陌生的环境，吉米说“只能靠朋友”， 一起来中国的菲律宾同胞和在农场认识的“有限的”朋友。
当时和家里人的联系是依靠寄信到美国的亲戚，再从美国转到菲律宾，每次需耗时三个月左右。“我只能写我挺好的，学习到很多东西，身体很好。从来不写我下乡种地，生活多么艰苦。”吉米低声说，“让他们放心，多安慰他们。”
在湖南待了一年之后，吉米又和朋友们辗转到了山东烟台的渔业公司。
1973年，北上进京。
有机会上北大，我觉得我很幸运。
苦学中文，以使自己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充电。燕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青年时代的同窗情谊，视为一辈子的珍物。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提醒自己保持着奋斗不息的状态。
在湖南衡阳，跟随访问团的翻译兼任中文老师，下地劳作之余给吉米和朋友们教学一些简单的中文。当吉米意识到要在中国长期待下去之后， 便下决心好好学中文。在此之前，买东西或者去医院都是翻译帮忙，平时自己也向餐厅的服务员学一点。“1971、72年， 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很少，中文语境很有限，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学，还是学到不少。”
吉米在26楼前留影
吉米希望自己能够进行专业的学习，“如果要上北大或者其他学校，要求有基本的汉语水平。”听说北京语言学院招收外国留学生，吉米便先报名进入语言学院，仅用了两年的时间拿到原需三年课程要求的语言学位。
接受了中文考核之后，吉米作为留学生顺利地进入了北大学习，“班上只有三四个留学生，我们跟中国同学一起上本科课程，那时中文提高很快，比现在好得多。”
彼时北京大学为留学生开设的专业仅限于中文、哲学、历史，吉米认为最靠近他兴趣的是历史，特别是中国史。“通过它我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地理解中国。”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历史课程也经常变化，“我在四年里学了四套中国史，每年都改。” 吉米开玩笑说，“但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
“我在北大期间，最好的一点，就是认识了不少很优秀的同学。”
吉米在北大的第一年是和工农兵学员一块上课。1977年末恢复高考后，新生过了半年才入学正式开课。“所以我认识了两种北大学生， 都很优秀。他们既有社会经验，又有学术水平。而且都是追求知识，有社会责任感。”
除了在正式课堂上收获良多之外，课外生活也让吉米津津乐道。“我经常到宿舍跟他们聊天，我们聊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跟同学们的接触让吉米的知识层次得到更大的扩展。
“当时北大很活跃”， 让吉米记忆犹新的是经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虽然不能投票，但他参与了礼堂的各种活动，听学生们的发言，“就像外国竞选总统一样，很难忘”。
他和其他留学生还常常被老师同学邀请到家里吃饭，学校不时组织课外活动：看戏，旅游等。
吉米喜欢打篮球，大二的时候参加了北大校篮球队。每天的辛苦训练，让他入队第二年就参加北京高校篮球比赛，并和整个团队一起取得了比赛的冠军。接着北大校队代表北京参加在四川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篮球比赛。
比赛结束后，队里大部分人都一起去峨眉山看日出，那是吉米第一次去峨眉山。山上国营发电厂的员工看见他们穿着篮球队服，便邀请他们去厂里打表演赛。“我们当时没几个人有钱，就问他们可不可以提供午餐。”说起这段往事，吉米笑得很开心。
“这样的经历让我交了很好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两三个月以前，曾经的篮球队友们还相聚在一起，回顾往昔，“微信也有一个组”。他笑着说。
在北大期间，吉米能够拿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奖学金，但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半工半读。“我一直不想依靠奖学金或者中国政府的帮助，希望能自己奋斗，自食其力。”
第一个大笔收入来自于春节假期粉刷澳大利亚大使馆。他和另外三个留学生，把粉刷大使馆的活儿包了下来，“还有一个人的女朋友，三个半人”，吉米补充道，笑容阳光明朗。“我们自己带干粮，干的很快，用了十几天粉刷两层楼。”“但那时物质需求很简单，消费不了太多，就存在银行。”
吉米还通过朋友找到一些教英文的机会。当时北大数学系丁石孙（后担任北大校长）等几位老师准备出国，就聘请他去教老师们口语。结束北大的学习和课程，吉米还要骑车到白堆子的北师大教课。“我的奖学金是七十块钱一个月，教英文十块钱左右一个小时，很丰厚的一笔。”
改革开放初期，由英籍华人彭文兰主持的央视著名节目《English on Sunday》，需要录制十集《Let’s sing》的唱歌学英语专题。吉米喜欢唱歌、弹吉他，也认识彭文兰，上学时便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节目，“那是我在中国媒体上的第一次亮相”，吉米笑着微眯眼睛。在菲律宾上大学期间，吉米就常常上台表演话剧、唱歌，“所以我在台前和镜头上不是太生，只是没有经验。开始还是挺紧张，还好镜头没有看到我的膝盖正在发抖。”他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吉米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一二?九运动”。“因为我古文不行，所以把重点放在近现代史。”他在菲律宾时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领导，因此本身对学生运动很感兴趣。但最让吉米开心的是写论文的过程。“我写论文的做法不是很主流。因为我采访了十几个仍在世的运动参与者，所以我的论文更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写法，而不是大学要求的那种标准格式的论文。”但吉米非常喜欢这样，因为“认识了真人真事，和他们的想法”。
“我能有机会上北大，我觉得很幸运。很多中国朋友听说我是北大毕业都很惊讶，他们把北大看成是一所很值得尊敬的学校。所以，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这样的经历是一种财富。”
利用特殊背景，更好地掌握报道中国的分寸
在新闻工作者的岗位上战斗几十年，始终和中国联系密切。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但又以一个在中国生活四十载的人，理解中国。
临近毕业，吉米在美国《新闻周刊》担任新闻助理，还是半工半读。新闻助理的工作就是做剪报，把和中国相关的新闻贴在一张纸上，按照主题一栏一栏地顺序放好。“没想过要当记者，但是很有兴趣。”
恰值审判“四人帮”，原本当差的记者回国了，即使乘飞机赶回也是在两个星期之后。于是，吉米便被临时派去报道。连续做了两个星期、两个版面的报道之后，《新闻周刊》的编辑“才知道我，从此就鼓励我写报道，并给我提很多建议。从那时起就开始做新闻了”。
毕业时，吉米需要正式的工作，以拿到正式的签证和记者证。但《新闻周刊》正好换社长，许多事务不能马上决定，甚至需要等上半年。“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敲门到《时代》周刊了，两家是竞争关系嘛，《时代》马上就聘用我了。”吉米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
在《时代》工作让吉米非常充实和开心，每周一期的出刊节奏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出去采访、写文章。吉米曾经参与了邓小平成为封面人物以及“年度新闻人物”的组织和报道。
在吉米看来，是邓小平本人的政绩引起了外国的兴趣和关注，“中央政府还没有这样的（宣传）意识”。最初，美国的《时代》选派了一个高级编辑去采访邓小平。采访结束后，这个高级编辑“意识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正在做一个很难做的改革”。
接着要求中国记者站简明扼要的概括邓小平本人的政绩和影响传送给纽约，由总部做讨论和决定。最后，中国记者站派了一个摄制组，对邓小平进行全面完整的报道。年底的“年度新闻人物”也是如此。“我们这边（中国）没有想到，把它看成是一个挺大的任务，并且需要保密，需要悬念，这就是《时代》的做法。”
从1982-2000年，在《时代》十几年的工作让吉米缺少了新奇，“我有点感觉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没有新的挑战”。于是，吉米在纽约申请了艾德华?默罗新闻基金会（Edward R Murrow）的研究基金。这项基金原本只提供给美国驻外记者，每年一个名额，但吉米不是美国籍（现在仍是菲律宾籍）。为此，美国外交委员会特意修改了标准，只要是供职于美国主流媒体就能获得，不论国籍，并把这项基金提供给了吉米。“那时我还是挺骄傲的，打破了一个禁律。”
在外交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快结束的时候，CNN就聘请吉米回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我根本没想到要当电视记者，之前都是做平面媒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中国也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吉米在华盛顿上了几天虚拟报道的培训课程，就回到了北京。“这几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在游泳当中学游泳。”
“我不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外国记者，我在中国呆了42年。这42年，我交了好多朋友，特别是在北大期间。成为记者前，我就跑了中国好多地方。相对（其他外国记者）来讲，我对中国了解得更深一些。我可以利用我的特殊背景，来更好地掌握中国报道的分寸。但我毕竟不是给中国媒体打工，当然要以CNN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和报道”。
在吉米眼中，“分寸”指的是“离现实更近一点，如实、客观地报道”。“看同样的事情，因为我在中国有比较长的经验，所以我能够加几句澄清。它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我们在书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只有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学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能帮助我更好地向外国观众介绍中国”。
吉米一直强调，他们的报道组成一个马赛克，一个个报道、一篇篇文章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马赛克。“我们希望读者跟着我们，通过一小片一小片的报道，积累对中国全面的了解。你必须从较远的、宏观的角度去看马赛克，才能看得出大体轮廓，不能只看它其中的一小片。”
无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还是普通人，吉米都希望能够和他们打交道。“如果有机会，我希望采访的人很多，包括习近平、李克强。面对面地交流，对他们的作为、言论和想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吉米作为《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他，听江泽民谈论“下决心解决上海乱扔西瓜皮、重塑大都市形象的问题”。
他主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报道中国，“这样更形象化、更人性化”。“了解某一个事件、了解某一个国家的确需要时间和努力，所以我们经常呼吁读者多看一些报道，积少成多。”
“在中国当记者最难的就是，国家太大，关注点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闻点。我们每天都是马不停蹄的。”面对中国当下的改革和变化，吉米认为“领导看得比较准，最怕是没有看准，或者不想看，不认为有问题”。但如何去解决问题，是吉米更为关注的。“我是谨慎的乐观。”
去年的3月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吉米成了发布会内容之外的一个亮点。大会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亲自点名吉米提问：“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个问题，我们好久没见了。CNN的吉米，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吉米说，他和傅莹认识了二十多年，虽见面不多，但常常打电话。在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问题上，他们非常谈得来。
吉米用honest、curious、social、active、sincere and genuine来概括一个记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他认为一个记者的“curiosity”非常重要，兴趣要广。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想采访航空航天相关工作的愿望，吉米专程去到甘肃酒泉，采访那里的工作人员。“我想每位新闻工作者都要有一颗好奇心。如果记者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一定也能让观众或者读者得到满足”。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幸运与否？遗憾与否？心中自有一杆秤来衡量。韶华匆匆，惟求坚守自我，不忘初心。
吉米透露自己的秘密武器是“有很多很多朋友，在中国的所谓的网络，大部分都是在当记者之前的朋友。”在吉米和朋友的关系中，“先朋友后工作”是他们的原则。“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聊天，他们不把我看成一个外媒的记者，而是看成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相信我。我很珍惜。”
从到中国访问到在中国生活，并且报道中国，吉米看来，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吉米认为自己更大的收获是：在观察中国所有的事情时，不能完全依靠其他人或者媒体。
在“文革”批判邓小平的浪潮中，年轻的吉米也听信官方的宣传，也认为批判是正确的，并且支持这样的运动。但私底下有个同学却告诉他，“其实邓小平是个好人”，“我吓坏了”，他张大嘴巴，做出惊吓的表情。后来吉米反思到，“不能盲目地跟着别人走，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要在广泛的调查以后才能作结论。我不一定每次都对，错了我可以改正，但要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不能盲目地相信别人。”吉米停顿了一下，“我想这也是北大的精神，求实。”
吉米在工作中
1983年6月，吉米终于拿到了申请了四年的新护照。一个偶然，让吉米十二年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A 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吉米说道，“如果我一直在菲律宾或者回国，像我其他朋友一样，有几种道路：坐牢，回大学任教或者打工，出国深造，有的耽误了事业甚至是牺牲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我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在中国十几年，吉米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中国大事件，但却没能参与自己祖国的重大事件。“有点遗憾和可惜。作为年轻人，仍然希望参与改变菲律宾现实的大事件，在前线奋斗”，吉米略显低沉地说道，“但近几年回国，通过和国内朋友们接触，我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弥补，去重新参与。”“比如，我可以多做促进中菲交流的工作。”
吉米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桌椅和书柜都是中国传统的木质风格，十分精致。进门右手边的柜子上和墙上都是层层叠叠的、各式各样的记者证。“我这段时间在整理以前的记者证，”临出门时，吉米拿起一个暗黄色的记者证说，“这是我去采访朱镕基访问美国时用的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