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考古开始，高星已经在考古学领域耕耘了42年。对于考古，最初他志不在此，后来却矢志不渝，跋山涉水，昼夜奔忙。

2023年的《开学第一课》上，这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带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同学们讲述了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历史，追溯了中华文脉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

他讲到，“我们在与古人对话，审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们和祖先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非常地自豪。这片土地在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它孕育了文化，诞生了文明，华夏大地养育的人类，百万年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话语中的热忱感染了屏幕前的很多同学。

一次次寻根问祖、访古问今的经历，让高星相信，考古之于他，不仅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神秘力量的吸引，更是源于一种赓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的责任的感召。年至六十，他仍孜孜以求地探索着关于人类起源的谜题，传播着坚定文化自信的信念。

高星在2023年《开学第一课》 来源：央视网截图

是考古选择了我 而不是我选择了考古

谈及自己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高星直言“是考古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考古”。

高星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文学家，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的高考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农村生活的高星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要为社会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然而阴差阳错，高星确实考进了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但却不是中文系，而是考古专业。原来由于当时考古属于冷门专业，国家有政策要支持这些学科，因此，在志愿书栏目里选择了服从分配的高星就被分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

高星后来才得知，当时考古专业在服从分配的学生里有优先挑选的权利，他所在的省有两个名额，而自己就是被挑中的之一，“所以说是考古选择了我”。

高星 来源：中国考古网

与中文系失之交臂的高星回想起当时说：“那时的年轻人，都有一股子热血，想着有番作为、做番大事，要改造世界，造福人类，都是往前走；而考古却是向后看，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年少的他并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

虽然考古是被动之选，但从小就是乖孩子、好学生的高星要求自己任何课程都要学好，争取好的名次，所以到大学也是带着这种习惯，很用功地学习考古知识，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抱着“即使不是很喜欢，但也要认真学”的学习态度，高星对考古的了解不断深入，也渐渐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这门学科。

高星初入北京大学的时候，考古还是设在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直到他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才独立成为考古系，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考古文博学院。

从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学科逐步壮大的过程。同时，也不难看出，考古学在当年是一个较为冷门的学科。“刚上大学时，有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烤骨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高星笑道。

高星所在的北京大学考古系1981级毕业生合影留念 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谈及起在北大求学的经历，高星坦言，“在北大，我受益非常大，我的人生观、一些学业的思想都是在北大养成的。”当时北大总体的一个环境就是开放、站在前沿，有和外界学术思想的多方位交流。高星特别喜欢去听一些名家的讲座，感觉受益非常大。当时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北大开了一门专门的讲座课程，向学生们展示了考古多彩、深入的一面，令高星尤其印象深刻。

同时，北大宽松自由的环境也给了高星自主选择发展方向的空间，他在师生之间、不同年级之间的互动中体会到了相互促进的感觉。除此之外，“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到外面实习与外地考古研究机构的互动和一些良好的合作关系，都会给我们一种凝聚力和方向感”，高新回忆道。

2022年，高星回到母校，在“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言

破译旧石器时代的“无字史”更具挑战性

在考古学的诸多专业方向中，高星更喜欢做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旧石器考古涉及人类起源演化的最早阶段，里面有很多未解之谜，高星喜欢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专业，可以天马行空地探索和发掘。而且旧石器研究的手段、探索的方法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因而在高星看来，与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做注释相比，破译旧石器时代的“无字史”更具挑战性。

高星在研究石器标本 来源：科技日报

从时间范畴来看，旧石器时代涵盖了人类历史99%的历史时间，是人类演化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更形象地介绍他所做的研究工作，高星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当午夜钟声敲响时，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狩猎采集、制作工具、学会用火；直到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刻，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定居。

旧石器时代充满了令人臆想的神秘色彩，有混沌初开的蛮荒，有人性乍现的智慧，还有一种来自大自然底层匮乏却生生不息的力量。高星相信，正是这些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对于理解人类后来的思维及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人类是怎样进行生产生活的？这正是高星试图解开的谜团。他认为，从古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会带来发展一种学术思想或发现一段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契机。这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旧石器时代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但是借助科学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器中挖掘出大量的信息，当我们把这些信息归纳汇总之后，一个百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向着远方决然挺进的壮丽画面便会映入眼帘”，高星说。

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考古匠

1989年，我国古人类学界迎来了一次国际会议，刚刚取得硕士学位不久的高星，在这次会议上眼界大开。在听国际专家的报告以及与他们私下接触的过程中，高星发现，当时国内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差别很大，感觉不在一个平面上，甚至无法找到对话交流的语言。

在高星看来，当时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只着重发现遗址，并对发现物品进行形态描述与分类，局限于遗址出土了什么标本，这些标本的形态、类型、大小、数量；而西方则着重深入研究遗存中反映的人类行为、自然环境，真正去探索人类起源演化的深层次细节，比如“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变得直立行走”“为什么我们这支人类走到现在而不是其他人类”等，形成了动态的、更深层次的研究视野。

那次国际交流会议之后，高星暗下决心一定要去西方学习，向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习，取长补短。1990-1992年期间，他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工作一年半，并因此获得美国科学院资助的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1992年秋天，他背起行囊，告别妻儿，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先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1993年秋因成绩优异转为留学生身份，攻读博士学位。

1999年底，高星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也开始书写他学术生涯新的华彩篇章。学成归国后，高星迫切地希望把西方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的相关研究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一个团队来提高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田野技术和研究水平。心怀壮志的他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野外调查、发掘与发掘。

2003年至2007年期间，高星带领初具雏形的团队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联合包括诸多高校和文博考古研究机构的青年才俊组成水洞沟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遗址第2、7、8、9、12地点开展了连续、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高星和团队对石制品进行了热处理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得到了当时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大量信息，包括目前国内最早的对石器原料做热处理、用石器加工植物食材的证据。另外，他们在第12地点发现了距今1.1万年左右的细石器，还有少量的磨制石器和精美的骨器，增加了水洞沟文化序列的一个新的环节，还发现了一些石块属于“石煮法”的遗存，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1年，高星组织团队开始对西藏地区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科考。队员们爬上青藏高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尼阿底遗址”并取得广受关注的研究成果。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

这次的科考意义非凡，涉及人类最早是何时扩散到高原腹地的，早期人群来自哪里，他们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等重大问题。如果能把这些谜团破解，将会弥补人类史的一大块空白，并对现代人类如何适应极端环境提供启示。

2016年尼阿底遗址的发掘 来源：中国考古网

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考古实践不仅铺筑了高星的学术之路，还深化了他对考古研究的理解。当被问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应当在哪些方面着力，高星指出，“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就事论事，我们大部分的考古报告还是材料的描述，没有阐释”，“获取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材料上提取一些信息来阐释人类的行为、生存方式、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族群间的异同等等。只是罗列描述材料的话，意义并不大，层面也太浅。”

他强调，“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考古匠。一个遗址的发掘者最有资格、有条件做研究，最好是一个人或一个团队，能够把一批材料既能精准地描述出来又能做深入的分析和理论的阐释”。

不是在野外，就是在去野外的路上

在旁人眼里，考古工作可以四处游山玩水。殊不知，高星和和同事们在野外考察时更多的是跋山涉水。

“我们出去做遗址调查，经常需要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车以外，还需要组成车队出行，一旦有车抛锚，能及时互相救助。”高星说。

考古工作者在探方中挖掘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