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入学后被分配在历史专业二班。据王家鼎同学受托编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级通讯录》记载，当年在我班学习过、能联系上的同学（包括上年级返校复学后插入我班的同学）共35人。大家同窗五年，毕业后奔向祖国各地不同的岗位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最初由于大家都很忙，互相联系不多。退休后虽然在聚会时也说些别后离情，但对彼此的工作却说得不多。近日我在网上逐一搜寻同窗学友的情况，才知道这几十年来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多成绩。现在将搜寻到的材料，以及我闻我见的一些情况进行整理并予以展示，目的是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继续发展和巩固由漫长岁月凝结成的同窗情谊。
当年我班同学在毕业的时候，陆庭恩、孙淼、俞源、顾德融、颜芙、薛钧和留校。陆庭恩在校曾讲授过《世界史》、《亚非拉现代史》、《非洲史》诸课程。他被评为二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亚非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他的著作主要有：《非洲的过去和现在》（合著）、《非洲与帝国主义》、《非洲史教程》（合著）、《非洲通史·现代卷》（合著）《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合著）、《非洲教育概况》（合著）、《非洲问题论集》，撰写学术论文120余篇。他为我国的非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1992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孙淼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担任中国上古代史的教学工作。1991年评为教授。曾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著的《夏商史稿》获北京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撰写的《中国文化之起源》和《先秦艺术》两篇论文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导读》一书。《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之分期》、《商族起源地与商族名称的来源》、《中国城市的起源》等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俞源留校后作研究生，师从学界大师陈翰笙先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后参军入伍，先后在北京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教学、研究和国防政策谘询的工作，被评为教授、副军职研究员，少将军衔。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顾问。他合作主编了《世界政治》、《大国兴起中的安全问题》、《经济建设与安全问题》、《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等书，还担任《国际关系史》编委和第九卷主编，著有《中英鸦片贸易一百五十年》，译著有《亚洲的未来》，发表关于国际问题和国家安全的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大成绩。顾德融在北大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后调入江南大学任教授。他著的《春秋史》是一部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曾获得省级社科类项目优秀成果奖。他撰写的《试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兼谈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一文为史学史研究填补了一段空白。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中国古代人殉人牲身份探析》、《我国古代的人殉和殉节》、《蠡湖和范蠡、西施》等三十多篇论文，对中国古代的人殉问题、西施只是传说人物的问题以及古代吴越历史问题和江南顾家的家族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颜芙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调加北大亚非研究所从事亚非史研究，她的主要著作有：《变化中的中东经济》（合著）、《南非印度人》、《非洲通史·现代卷》（合著）、《南非的政治与经济》（合著），还有《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合著）一书是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的科研项目。此外，她还撰写了《南非黄金城约翰内斯堡》、《南非第二大城开普敦》、《南非混血人种概述》等学术论文。通过这些著作，有助于国人加深对亚非国家特别是南非历史的了解。薛钧和后调华侨大学任教，文革中华侨大学撤销，于是返回故乡江阴市任市教育局教研员。他撰写的《江阴历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退休后任江阴市老科技协会教育分会中学文科组组长。在江阴市历史知识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班同学毕业时有陈高华、齐文心、殷瑞渊、郭松义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高华到历史研究所后受到元史研究的前辈学者翁独健的器重和指点。他认认真真做学问，甚至 “文革”动乱期间也没有停止究读史书。他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社科院学部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曾多次赴日本、蒙古、伊朗以及欧洲国家讲学、参会和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现任中国文史馆馆员、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获得了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有专著10余部，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说元史》、《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元大都》、《元上都》（合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元代卷》（与史卫民合著）、《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与史卫民合著）、《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与陈尚胜合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等。还整理出版了《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合编）、《元代画家史料汇编》等多部史料书。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如《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宋元和明初的马球》等40篇论文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中的《陈高华文集》。齐文心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后师从胡厚宣先生从事殷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曾参加以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巨大工程和《中国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又与李学勤、艾兰合编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和《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与王贵民合著了《商西周文化志》。这些著作都多次获奖。因此享受了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并被聘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她撰写的《殷代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妇”字本义试探》等学术论文在殷商史研究领域都堪称佳作。并多次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从事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殷瑞渊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后在侯外庐创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曾与多人合作，撰著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一书，并参加了由侯外庐任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稿工作。后调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编辑，责编了多部社会科学类图书。并担任《二十六史典故辞典》的副主编。这部巨著把中国从黄帝到清末五千年间在政治、军事、战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人和事都收入其中，所以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实在是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郭松义主要从事清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曾任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和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他参加了国家级科研项目《清代全史》的编撰工作，任该书第三卷主编。主要著作有：《伦理与婚姻—清代的婚姻关系》、《水利史话》，并与人合作撰写了《中国屯垦史》、《中国航运史》、《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以及《清代典制》、《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共计24部专著和《论摊丁入亩》、《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代的“农转非”》等100多篇学术论文。还参与了整理曲阜孔府档案和古代中越关系史料的工作。他的著作曾六次获奖，他本人也享受了国务院的特殊政府津贴。
李宗一、李嘉谷、陈宁生、王家鼎毕业时是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后来王俯民也调入这个所工作。李宗一到所后专攻中华民国史，他在“文革”期间仍然重点积累有关袁世凯的资料，并悄悄地动手撰写《袁世凯传》。文革刚一结束，《袁世凯传》这部“扛鼎之作”立即公开出版，在史学界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好书”。当近代史研究所决定组建民国史研究室时，他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不久，李宗一担任了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系主任。他还是《中华民国史》的主编之一，参加了《民国人物传》的编撰工作。他又撰写了《吴佩孚传》和《段祺瑞传》，成了极有影响的民国史著名专家。因此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聘请他担任顾问，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邀请他前去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一些外国高等学校还聘请他为客座教授。可是，正当他要大有作为的时候，1988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却因突发心脏病在办公室去世。这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李嘉谷是一位从事中苏（俄）关系研究的学者。他撰写的《中苏关系（1917—1926）》、《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等专著以及《十月革命后早期的中苏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远东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研究》、《盛世才与新疆》等学术论文都是中苏（俄）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由于他在中俄关系这个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所以被选为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的常务理事。陈宁生后来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史，并担任研究生导师。她参与了《中国大革命史》的撰写工作，还担任《中国现代史辞典》和《中国政党史》副主编和《莘莘学子赤心报国》的主编，并与张学仁合著《香港百年：从历史走向未来》。担任了《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的撰稿工作。在中国近代史和法学史领域做了很多工作。王家鼎也是分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但后来一度被调到贵州省从事教学工作。文革后调到山东省博物馆任展览部主任，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撰写了《山东近代军政界人事更迭的历史变迁》，为编撰山东省志提供了重要资料，因而被聘为山东省志的特约编审。此外，他还为山东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刘谦和撰写了一篇传记，被收入《中共党史物传》第21卷。后来他又调到江苏省古籍出版社，任《民国春秋》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他在主持《民国春秋》编辑事务的同时，参加了《民国人物传》的撰稿工作。他是《中华美德故事》的副主编。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华工问题》和《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受到许多学者的热捧。王俯民本来是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后来却一度沉入社会底层，但此时他也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与人合作撰写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史略》一书。文革后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民国史研究，先后撰写了《蒋介石传》、《蒋介石详传》、《孙中山详传》、《民国军人志》、《历史罪人曾国藩》、《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下册。这些专著出版后，包括许多海外读者在内，都认为他立论公正，能秉笔直书。后又出版了《莫闲斋诗文集》和《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两部著作。近年他以个人坎坷经历为底色，撰写了传奇小说《风雨春秋》，读后令人唏嘘不已。他目前出版专著的总字数已达800多万字，另有《蒋经国传》也写成初稿准备出版。
当年毕业时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还有陆国俊、钱榆圭。陆国俊是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是从事拉丁美洲史的研究，曾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美洲华侨史话》、《中国华侨·美洲》、《美洲华侨华人史》、《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合著）、《拉丁美洲现代化》（合著），还主编了《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文集）》。同时，他还撰写了《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论独立运动前夕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因素及其特点》、《格瓦拉南征北战的一生》、《桑地诺领导的抗美救国斗争》、《十三春秋争独立—海地民族英雄杜桑》等一大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术论文。他在研究中意关系时与人合著了《永远的吕同六：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一书。当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百岁诞辰的时候，他与张椿年先生一起主编了《陈翰笙百年华诞集》，还发表了《翰老的科研思想》、《学者宗师陈翰笙》等文章纪念这位学界泰斗。钱榆圭主要是研究当代非洲的政治和经济，是西亚非洲史研究所研究员。她撰写的学术论文如《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国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关于津巴布韦重新安置计划的调查》（合撰）、《尼日利亚石油生产的发展及其影响》、《尼日利亚农业》、《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危机》、《国外经济学家谈非洲经济问题》等，都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处理对外事务的重要参考，许多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引用了这些观点。
吴家林、蔡家麒、王凌云、张兰馨在毕业时也是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吴家林最初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文革后调北京市委党校担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1989年调任北京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的著作颇丰，观点清新，尤其是与北大、清华、北师大几位教师合著的《三一八惨案始末》一书，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蔡家麒最初分配在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后来调到内蒙古、云南等地工作。文革后调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并任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曾任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云南省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授予他“全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优秀代表”。他先后对我国的保安族、鄂伦春族、独龙族、景颇族、傣族、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西南边疆地区的汉族进行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主要著作有：《论原始宗教》、《田野拾遗—文化人类学随笔》、《藏彝走廊—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田野研究文集》、《田野耕耘录》也已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他还与人合作编译了《影视人类学原理》，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鄂伦春族》。他的学术论文《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再探讨》获得了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撰写的论文如《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若干思考》、《关于原始宗教的研究》、《自然、图腾、祖先—原始宗教初探》、《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鄂伦春族马匹私有的产生与发展》、《云南曲靖地区彝族文化习俗调查》、《独龙族原始宗教的考察》、《中国影视人类学四十年回顾》等都是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佳作。王凌云是分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她的著作有：《关向应传》、《斯特朗的故事》、《岁月苍茫》。学术论文主要有：《试论南京时政府的教育改革》、《瞿秋白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派别纠纷》等。与此同时，她还编辑了《瞿秋白文集》第六、七卷。参加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审工作。张兰馨原来分配在外交部，后调到北京外国语学校担任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并担任该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1986年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曾任教育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了《中华民国史》和《教育大辞典》、《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撰稿工作。后来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的编辑工作，还主编了《周谷城教育文集》和《周谷城文化艺术文集》。他的主要著作有：《张謇教育思想研究》、《周谷城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撰写的学术论文有《孙中山教育思想论略》、《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蔡元培》、《李大钊革命教育思想初探》、《鲁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张謇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教育会》等数十篇。
许宁英、魏国忠、张学仁、宋肃瀛、钱伯泉、杨朴羽、徐传益、马振举、朱涵康、雷光汉和宋建国在毕业当年是分配到外地工作的。许宁英最初分配在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曾在海南岛和广东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撰写了多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并与他人合作撰写了《广东少数民族》和《黎族简史》两本专著。后来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曾任该院科研处处长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从事本院和全省的科研管理和科研组织协调工作。她曾是《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的编委，主编和合作编纂的书籍有：《社会科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山卷》、《澳港经贸关系新发展（1996—1997）》，她还是《广东百科全书》（第一版）编辑部常务副主任，主持该书的编辑工作长达六年之久，并应邀担任《澳门百科全书》（第一版）特邀编审，参与该书的编纂、审稿工作。她参加了《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的编纂工作，是《简明广东史》少数民族史部分和《广东通史》（古代部分第一、二卷）的主要撰稿人，这两部著作获得了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她撰写的学术论文如《六世纪岭南越族的杰出首领冼夫人》、《在开放改革中建设精神文明—深圳、珠海两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查报告》（合撰）、《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等可供有关部门和有的研究人员参考。魏国忠是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该院渤海国史研究室主任。他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已经成为东北少数民族史和黑龙江地方史领域的著名专家和国内渤海史研究的顶级学者。他先后主持完成了省和国家级课题“渤海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渤海国史》（合著）、《黑龙江古代简史》、《黑龙江历史编年》、《东北民族史研究》、《谜中王国探密》、《黑龙江开发史》等十余部，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试论黑龙江古代民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关于高句丽与渤海国的历史归属问题》、《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军阀统治时期的黑龙江地区》、《论抗日战争始于江桥之战》等一百余篇。张学仁最初在内蒙古和黑龙江高等学校讲授历史。后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是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顾问，主编的研究生教学用书《20世纪之中国宪政》已是15次印刷了。同时，他还主编了《香港法概论》、《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副总主编），和陈宁生合著了《香港百年：从历史走向未来》，参编著作有《外国法制史》（副主编）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发表有关法学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宋肃瀛最初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后调任新疆人民出版社任文教历史编辑室主任，负责组织出版了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等五套丛书，并与人合作撰写了《飞跃前进中的新疆》一书，主持撰写了《西域史论丛》、《新疆历史论集》、《中亚历史资料丛书》、《中亚历史研究丛书》。后调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担任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曾任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主要是从事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曾与人合作翻译了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撰写的《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他的学术论文有《“回纥”改名“回鹘”的史籍与史实考》、《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对汉译佛典的贡献》、《龟兹王绛宾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论后赵和前秦的民族政策和与宗教政策》等一百余篇。。钱伯泉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他的主要著作有：《通俗新疆史》（与王炳华合著）、《新疆民族史》、《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论丛》、《西域史论丛》、《周穆王西游记》、《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资料）》、《?孙子兵法?和三国战例》、《陈汤》、《常惠》、《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副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副主编）、《西北民族辞典》（副主编）等，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多篇。其中如《维吾尔族形成和发展初探》、《汉唐龟兹人的内迁及其扩散》、《帕米尔问题的历史真相》、《远古时期的新疆各民族先民》、《突厥族源、族名及其他》、《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都是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史和新疆地方史的重要力作。杨朴羽曾任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在该系开设过中国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他主编了《世界近代现代史简编》和《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两部著作，他撰写的论文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理论初期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论印度、中国的民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论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民族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孙中山与五族共和》等经常被研究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的学者所引用。徐传益最初分配在青海工作，后来调任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安徽史学》主编。他参加了《土族简史》的撰写。他撰写的学术论文《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三河大捷二三事》都收入了《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马振举毕业后分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就在本系开了中国近代史课程，后又在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讲授中国近代史，并给校工会组织的本校职工讲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在天津电视台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讲座，在唐山和秦皇岛也给解放军官兵讲过中国近代史。文革开始后，他因为家庭出身好没有受到冲击，虽然应邀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在负责领导老教授（其中许多人是批斗对象）进行政治学习时，对老教授尊重、关心、照顾，老教授都说他“待人厚道”。但在1976年暑假回故乡唐山探亲时恰逢地震。他虽大难不死，可四个孩子死了三个，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1989年11月又遭遇车祸，从此脑力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大不如前。尽管如此，前几年还做了一次历史讲座，讲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的问题。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听讲的同学反映特别好。朱涵康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后调任《吉林日报》社编辑、主任编辑、资料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并在省新闻研究所负责编辑《新闻学苑》杂志。他参与了撰写《中国省市自治区资料手册》的工作，是吉林编的主编。此书获得了国家级社科情报类图书的优秀成果奖。他撰写的《跟上形势，发挥新闻资料工作的作用》获得了东北党报新闻奖。雷光汉在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还被劳动改造一年，于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伊犁从事教学工作。文革中“一打三反”时被审查，并定在次日公审。是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地放跑了他。此后他逃亡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几十年来，他抵挡了各种威逼利诱，始终保持中国国籍。上世纪80年代，他在《今日中国》（中文版）上发表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文，充分显示了他的爱国情怀，此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好的影响。2002年8月，他和全家成员在《人民网》上发表了强烈谴责陈水扁“台独”言论的谈话,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他还撰写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苏联流亡记》，记述自己在苏联的情况和他在苏联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所见所闻。这部著作有30万字，尚未公开出版。宋建国在毕业时是分配回山西工作的。先后在山西大学和山西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工作，并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主持撰写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学报连载）、《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内部铅印）、《太岳区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的沿革》等文章，为太岳革命根据史的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85年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后，参加了教育部老部长董纯才、何东昌分别主持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两项国家级教育科研课题。是《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委、统稿人和主要撰稿人。这两部著作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多项奖励。主要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主编）、《中华近世通鉴·教育卷》、《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合著）、《中外美德故事·遵纪守法》、《董纯才传》（合著）、《成仿吾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第一作者）等。参编的书籍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大辞典》、《中国社会力量办学大辞典》、《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三卷、《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刘少奇论教育》等。撰写的学术论文有100多篇，其中的重要文章收入了《荐戈文存》。此外，他还参与创办了《教育史研究》杂志，主持该杂志编辑部工作15年之久。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审读和责编书稿10余部，共700余万字。
遗憾的是，还有几位同学的情况在网上没有查到。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之中。他们也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了许多工作，在人生的旅途中闪放出了许多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