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非常尴尬的是，我们对于这创造经济奇迹的40年的总结还太少。
这个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这是中国真正的商业文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商业文明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
——张闫龙
张闫龙，首批“日出东方-光华青年人才”获得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中国CEO”项目学术导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组织理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创业、制度扩散。在多种国内外一流社会学和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专著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al China由Routledge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同年获得教育部英语授课品牌奖。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这40年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见证了中国一批批企业的改革与变迁。
“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去回顾与梳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张闫龙感慨地讲道，“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一直在跟随。我们走得太快了，眼睛都是朝前看，确实需要朝后看看我们40年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说经济奇迹其实一点都不自夸。”
回望，凝眸，将视线从宏大收回到局部、个体，回溯一个产业的发展，倾听企业家的讲述，依托“光华思想力”平台，光华的几位教授一起做起了“企业（家）口述史”这一课题，对宁夏葡萄酒产业政策及口述历史进行研究。张闫龙正是这一课题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结缘：关照象牙塔外的现实
北京大学社会学本硕与美国华盛顿、杜克两所高等学府社会学硕博的学术背景，决定着张闫龙扎实过人的社科研究能力。回溯与商业口述史结缘、与宁夏葡萄酒产业结缘的过程，张闫龙笑着表示：“其实我以前没有商业史这个概念，只知道经济史这个概念存在很长时间了。”
2012年，留美七年的张闫龙毅然归国。回忆起当时的选择，张闫龙认为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对他充满了吸引力。美国的社会学学科建设较为成熟，学科内的分工十分明确，按照张闫龙的话来说：“一部分人专门收集数据，一部分人专门做田野调查，一部分人可能根据数据写论文……”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则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经验事实，强调对社会的观察与直接理解，保留了从事实出发的传统。
张闫龙坦言，以北大社会学系王汉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社会学家们对其学术旨趣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的关怀。从研究方法上来讲，那就是深入田野，比如，从改革开放最开始几年就跟下去，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在对社会的高度关注中，中国社会学试图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概括出一定的规律性。
2016年，偶然的契机，张闫龙随北大光华西安分院院长姜万军教授赴宁夏考察葡萄酒产业。那时他还并不清楚自己未来将在这一产业上投注的热情与心血。“我父亲年轻时在贺兰山西边沙漠附近当兵，从小告诉我的就是，19岁那年到那儿，他一下车，周围一片荒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而如今，这里正孕育着一片“紫色奇迹”。
从上世纪80年代，宁夏的第一批葡萄种下之后，经历了国有企业、农场体制，遇到了90年代的资金热潮，偏离经济发展规律，迅速膨胀而后黯淡，进入2000年后才又重新起步，并迅速崛起，在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正确引导下，宁夏葡萄酒业竟也孕育出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品牌。
荒漠之中如何诞生了这样一个“紫色的奇迹”？张闫龙不禁对宁夏葡萄酒产业燃起了强烈的兴趣。
耕耘：为时间做注脚
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超乎寻常的学习能力，中国经济不惮于犯错，亦不怠于进步。张闫龙表示：“无论业界还是学界，我们都在几年的过程中走完了别人几十年的道路。”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的企业家涌现出来，一代代企业壮大起来。“这个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这是中国真正的商业文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商业文明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
张闫龙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师。落回教学实践的土壤，本土化商业案例的缺乏始终是国内商学院教学推进中的一大阻碍。光华管理学院在大力推行与哈佛商学院相仿的案例教学的方式，因此成体系甚至是成数据库的案例就显得尤为重要。张闫龙提及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商学院的学生不是来听大道理的，大多数同学需要听了讲解，马上能够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
西方对于商业史的研究是较为充分的，但对于中国案例的提及却很少，而中国极为特殊的社会背景又决定了西方商业案例与中国商业实战应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不无遗憾地表示：“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非常尴尬的是，我们对于这创造经济奇迹的40年的总结还太少。”
教学实践的需要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都驱使着他将宁夏葡萄酒产业作为新的学术研究领地。
通过项目审批后，张闫龙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有关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口述史研究。形式上，项目并未拘泥于文字采集，为了给予更真实、丰富的呈现，项目组不辞辛劳同期进行着视频采集的工作。
谈及项目开展过程中的工作强度，张闫龙兴致顿起：“从早上6点起来，到晚上11点，中间不带喝咖啡的，跟打了鸡血似的，特别兴奋。”平时要给学生上课，因而项目开展的时间挤占了张闫龙大部分的休假时间，但他依然乐在其中：“做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一种享受。”
与当地企业家接触，发掘他们身上的光芒，倾听他们的奋斗历程，这些都是他的提神剂。他发现，酒庄企业家中多是“三板人才”：即煤老板、房老板、油老板。在他看来，2000年后进入宁夏葡萄酒产业区的这批企业家与80年代的创业者有极大的不同：“80年代创业初咱们说是泥腿子，当时什么都不懂，吃制度的红利，或者是吃这个市场的红利。但是2000年以后的这一帮人其实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有资金、有眼光、有谋略，因此做事都瞄准得特别高。”毫无疑问，张闫龙认为，“人”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宁夏葡萄酒产业从发展之初即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的历史。除了这批“三板”人才，敢于挺进中国市场的外企与勇于转型的国企同样为宁夏葡萄酒产业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生机——产区由是产生。
了解产区的同时，张闫龙一行也与宁夏的地方政府密切接触，探究产业政策更迭对产区发展的影响。“最开始推广葡萄种植，农民不能理解，两方面互相别扭，”张闫龙饶有兴味地讲起产业的发端，“直到大家逐渐尝到了甜头，种植也越来越积极。商人看到商机，自然就跑到这个地方做投资。”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如何选择一条崭新的、与其他产区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何建立平台和诸多完善的制度，如何将产区引上了一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道路……这些都是值得被讲述出来的。”
据资料显示，2017柏林葡萄酒大奖中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21款葡萄酒获得金奖，占中国葡萄酒获得金奖数的72.4%。而其实宁夏产区葡萄酒以绝对优势领跑中国奖牌榜的现实，在葡萄酒国际大赛中已不再是新闻。获奖酒品之多，获奖酒庄之多，充分说明宁夏葡萄酒的品质实现了整体提升，正在跻身国际高品质葡萄酒行列。
如今宁夏葡萄酒产业带来的所有荣耀与财富都离不开数十年来矢志不渝的企业家以及当地的政府支持。张闫龙介绍说，做葡萄酒酒庄是件需要耐心的事情。葡萄种下去，五六年才长得好。长好以后，前两年葡萄质量不行，第七年质量好了开始酿造，酿造再需要两三年，能够上市场得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漫长的过程中，资本需要等，官员的政绩也需要等。“在中国的政经条件下，可以说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是一种突破现有模式和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来自于有实力、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来自于富有情怀与责任的政府官员。”
因此，一个产区的形成，产业的发展有着偶然性的机遇更是必然性的结果。“把背后的这些作用因素搞明白，把发展过程理清楚，将前人如何开拓发展道路和制度空间的故事讲出来，让后人知道自己的成就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张闫龙说，“我们做口述史便是尽力去将那些当今或是表面顾及不到的东西呈现出来，互相做注脚，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产业史的最大的魅力所在。”
张闫龙将口述历史项目视作生产知识产品的过程，同时也在考量着口述史的市场：“我在创意的过程中，跟央视的导演，纪录片的导演等聊过很多。我说这个东西有市场吗？他说可能会有市场。”实际上，很多知名媒体平台都与项目组取得了联系，对视频的首播权流露出不少兴趣。
作为“光华思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口述商业史将成为未来光华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闫龙希望先摸索出一个模式，设计好从选题、创意、搭建班子，到筹资以及资金回笼等的整个过程：“现在大家的知识付费习惯正在不断养成，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品牌，用商学院的、商业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我想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学院创造管理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是我们应该积极践行的。”
观潮：传承商业精神
除了考虑到口述商业史研究的可持续性，张闫龙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不断地基于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路径，总结决定区域经济的核心要素。
2000年初，葡萄酒产区重新起步，领导人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决策环境。历史转折点的产业决策、发展战略等，对未来这一区域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闫龙在口述商业史中致力于将整个过程梳理出来：“说到底是讲一个故事。”
学界从来不乏有关中国是否存在产业政策这一问题的讨论。张闫龙认为这并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真正的问题不是有和没有，而是产业政策是怎么样落地，怎么样成功，应该找到它的微观基础。一个产业政策的成功，一定是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是政府不断地在合适的节点，选择合适的方式退出，同时把治理的权利让度给企业、产业和市场。”宁夏作为落后地区迅速崛起的典型，是理解落后地区如何达到世界先进甚至是领先水准的突破口，能够在普遍意义上让人们理解产业政策成功的微观基础。
在对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探究中，张闫龙日益确认，产业决策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情景和政策情景当中的一个过程，要想分析一个产业决策，需要了解当地的政府和企业互动的机制和过程。周黎安教授提出了以政府和市场的强弱为参考的四象限理论，用以判断不同的产业政策类型。在产业发展之初，应该选择一个强的或是一个弱的市场，政府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应当强势或弱势，以何种方式进行市场干预，皆是产业政策细分后的真相。
随着项目的深入，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以外，宁夏葡萄酒产业企业家们的企业精神给张闫龙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当地企业家有三大特点：一是敏锐，对市场有着透彻的洞察力；二是执着，在企业培育方面有着一股力排众议的匠人精神；三是家国情怀，有着工业报国的时代理想。张闫龙时常为中国企业家这种开拓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他说自己特别赞同媒体对“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的一句评述，“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无数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无论是叶文贵的成功或是失败，都足以让他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值得我们长久仰望的背影。”在对宁夏葡萄酒产区的探究过程中，张闫龙对此深有感触，“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个个不断拼搏开拓的故事组成了一股洪流，也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我们长久仰望的背影。”
既为产业政策的沿革感到人心激荡，也为企业家的精神感到心血沸腾，张闫龙难免在采集资料的过程中累积了自己的感情。对此，周黎安教授这样讲道：“记录者即是观潮者，我们应该是坐在贺兰山的半山腰看潮起潮落，去记录，去溯源。如果单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写一个成功的例子，从成功走向成功，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有曲折，有弯绕，有分叉，这才是常态，故事才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