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很多法律人都从事过外交事务，如伍廷芳、王宠惠、傅秉常、顾维钧等。民国时期的这些外交人物中有两位部长很有特色:一位是只说英文的陈友仁，他出生在加勒比海，从小受英国教育，在海外当过律师，但一生不穿中装，不讲国语，活脱脱一个长着中国脸的外国人;另一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罗文干，他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之外，绝不说英语，而且不穿西装，平时的打扮是头戴瓜皮帽，缚带绑腿，拖着布鞋，身上则是遍布油渍的大绸袍。遇到外宾到来，他就把一套崭新的蓝袍黑褂穿上，等接待仪式结束，又换回油渍的长袍。有人在报纸上调侃他，说如果让他在话剧中扮演旧时的土豪完全不用化妆。 罗文干不仅喜欢中式服装，也喜欢中国美食。他根据自己周游多国的经验，得出“一国的菜品好坏与该国历史的长短成正比”的结论，他认为历史长的国家才会有好的菜肴，因为一国的饮食“也是先民经验的累积，经过不断改良才慢慢进步的”。

民国初年，西风盛行，国会甚至确定西方的燕尾服作为中国正式场合的礼服，罗文干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是“不问吾国之丝绸，不审中外居处之不同，不知欧亚气候之各异，不察硬领高帽之痛苦”。从衣服的问题发散开去，他在《国闻周报》和《晨报》上一一罗列当时中国采用外国制度的许多问题，他说外国制度虽好，但不能盲目抄袭而全不问外国制度实施的历史沿革和社会条件。他举例说，科举制本来是官员选拔很好的制度，大家公平竞争，有智力和能力者能通过考试做官，现在学习西方，贸然废除科举，改成了西方式的选举，“百姓不知选权为何物，防弊之法，又不如外国之严”，许多没有能力的地方恶绅通过操纵选举当上了大官，造成民初官场的乱象。他说，“外国制度，其关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者，莫不循渐以进出于自然”，“制度之设立变迁，应以制度就人，不应以人就制度也”。

顶着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的头衔，会英语、德语和拉丁文的罗文干当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在法律继受的问题上，他主张学习西洋法学家对待古希腊罗马法律的态度和方法:先是“注疏”解释，继而以“理性的研究”分析其合理与否，再以“历史的寻源”判断其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最后以“进化的探讨”以求其如何适合现状。

在官场上，罗文干更不是守旧官僚，而是充满对法治和宪政理想的坚持。梁启超在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时，聘任知名法学家担任法律编查会编查员，负责中国传统法律典章的改良，罗文干位列第一，排名在姚震、江庸、程树德、伍朝枢等人之前。1915年，袁世凯授意筹安会鼓吹帝制，时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的罗文干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并要求对拥袁复辟的筹安会进行弹劾，结果遭到打压，愤而辞职。

罗文干曾受聘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他和同在北大的胡适、王宠惠、蔡元培等人过从甚密。几个好朋友时常在一起讨论时局，还联署发布了引起很大反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十余名学者一起呼吁“好人们”不要洁身自好，要积极从政，改造社会。不久，王宠惠组阁，罗文干出任财政部长。当时社会对他们期待很高，称之为好人政府。可惜在乱世中，好人斗不过枭雄，罗文干心高气盛，不愿与政敌妥协，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导致好人政府仅七十余天就被迫解散，自己也锒铛入狱数月之久。王宠惠和蔡元培四处展开营救，罗文干自己倒认为清者自清，不以为意，张君劢带着自己的宪法新著去狱中看他，他就利用在监狱里的时间写成厚厚的一本《狱中人语》，洋洋洒洒地与张君劢讨论宪法问题。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罗文干出任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并兼任外交部长，中国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作为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不堪受辱，先后辞去了外交部长和司法行政部长的职务。当时外交部长每个月有三万元的特别办公费，勿需报销，可直接支取，这笔费用一直被当作部长的福利，但罗文干却严守法度，卸任时，竟将数年节余的特别经费90余万元如数交还国库，为历任部长未有之举。

辞职后，罗文干回到西南联大任教，为学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他对当时的教材不甚满意，认为对中国法律史应当有更系统和完整的中国式解读，于是计划重新编写一部中国法制史，可惜天妒英才，未及完成就病逝于粤北。当时的报纸形容他是“土豪姿态、刚强性格、寂寞死去”，倒是十分贴切。